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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周末记者 武 杰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陈海亮 “现在村里像民国18年(1929年)、像1960年，那时候也像现在，走半天见不到一个人影儿。”2008年清明节，当甘肃省天水广播电视台编辑阎海军回到他的家乡——甘肃定西通渭县什川乡崖边村时，八十多岁的厉敬明老人孤零零地坐在村里的十字路口发出这样感叹。 阎海军在他的新书《崖边报告》里写到，这是崖边人因城市化而背井离乡并导致村庄日渐凋敝的结果。而他，这个脱离了农村最终在城市落脚的“农民”，便是其中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乡村发展最大的问题是抛弃，有城市化对农村的主动抛弃，有农民迎合城市化的被动自我抛弃。”阎海军说。 当年轻人忙着脱离土地的辛劳，逃离农村的贫困时，故乡的一切却始终萦绕在阎海军的心头，用他自己的话说，乡愁不单是抒情，更不是悲鸣，而是真实的生存体验。书写农村的裂变和真实，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正视乡土问题，思考乡土问题，进而去解决乡土问题。
“弃农”包围城市
左宗堂曾经说过，“陇中苦瘠甲天下”。百年之后，这句话依旧是陇中地区的注解。 陇中黄土高原，没有草，没有树。光秃秃的山峦，风起尘扬。这景致看久了眼睛也会生疼，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焦虑和迷惘。连绵起伏的山丘受雨水切割，沟壑纵横，每一座山包都有无数的山湾，每个山湾里都养育着一个村庄。阎海军的家乡便是其中的一个。 家乡的残破和死一般的沉寂让他内心疼痛，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崖边这样的村子在西部很普遍，在陇中地区，随便一个村子都是同样的状况。 天水市秦安县同属于陇中，这里的农村也面临着与崖边一样的情况。从秦安县城沿着S207省道走上七八公里，在一个岔口沿着蜿蜒的山路再爬上一段，便能看见隐身在山崖中的石节子村。村子被丈许高的土崖从山腰截成四块台地，因此得名。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教师、雕塑艺术家靳勒就出生在这里。 午后的石节子村，安静的就像没有人居住，直到偶尔传来的狗叫声打破了沉默……顺着声音，一位老人站在门口静静地看着来人。靳勒介绍说，这个村子现在只有13户人家，64口人，但是如今常住人口只有二三十人，“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剩下的都是老人、孩子，别的大村更严重，三分之二的人都出去了”。 靳勒的说法在离县城更远的马庙村和李家坪村也得到了证实。马庙村的村主任蔡应中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村里5个组共有191户人家，九百多人，但是现在70%以上的人都出去打工了。李家坪村有三百多户，近两千人，村支书李继军说，现在常住人口在1000人以下，有劳动能力的人，80%甚至更多的人都选择离开村子讨生活。 在人口较少的石节子村，更多的是50岁以上的老人。靳勒说，村里仅有的几个两三岁的小孩子都是村民的外孙外孙女，再过50年，甚至30年，这个村子也就没了。 如今，在村口闲聊的人，背着锄头、或者推着独轮车下地的人都是六十多岁的老人。除此之外，几个年近50岁的妇女，三四个蹦蹦跳跳的孩子便是农村人口的主要组成。 “我们这里条件差的很，种地就是能糊口，年轻娃娃都不愿意干地里的活。”65岁的蔡进德在外面打了一辈子工，现在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也同年轻时候的他一样在外面讨生活。 蔡进德18岁就外出打工，为了生活，新疆、天水、南京……哪里有事做就去哪里，人家给钱就干，都是下苦力的活。“我们刚开始打工那时候，干一天才5毛、8毛，现在一个女子一天都能挣一百多元。”对于打工才能改变生活，蔡进德深信不疑。正是他打工的钱养活了家里人，并供孩子们上学。 “你看我们这里的新房子，都是家里有人打工才能盖上的。”蔡进德指着马庙村地势稍矮处的几处新房子说到。 然而城市的苦也只有外出的人才清楚。蔡进德一直在外打工，直到过了60岁，建筑工地的老板担心年迈的工人容易出事故，不敢再用，他才被迫回到村里，没有什么积蓄，也没有任何保障。“我已经干不动了。”蔡进德说完，深深一笑，满脸皱纹诉尽沧桑。 上海财经大学2013年度“千村调查”项目显示，调研样本中选择外出务工或经商的适龄劳动力，其年均收入为36837元，留在家中只从事自营性农业的适龄劳动力，其年均收入只有5625元，两者相差近31000元。 《黄土地的变迁》作者张畯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他在书中描写的甘肃省白银市种田乡就是这样的情况。城市在观念和物质两个方面，使得农村人口发生了持续不断的朝向城市的单向流动，这种彻底的“弃农”，是另一个意义上的“农村包围城市”，实际上进城务工的农民进入城市的方式是很弱势的，“那是个大规模低报酬、不受劳动法规保护、没有正规职工福利的‘非正规经济’从业者的群体”。
买粮食的农民
“十年九旱”几乎遇见的每一个人都会像口头禅一样将这句话倾诉而出，缺水是这里人们共同的记忆。 靳勒说，他小时候洗脸都要排着队，一碗水洗完脸还得喂猪，更别说洗澡了。而抵达靳勒的父亲靳海禄家里时，门口的两个水管让人意外。靳勒解释说，一个是省里投资，在山沟后面打的深井，水质好一些作饮用水；另一个是河湾里的温泉水井，含有氟和硫磺，不适合饮用，做生活用水。 拧开依然锃亮的水龙头，水便哗哗地流了出来，带着迫不及待的声音。然而村里却很少有人使用流动的水，老人们仍旧习惯在厨房里摆上水缸，洗碗、洗菜、做饭，一瓢水即可，节约用水已经成为习惯，有的人家干脆把水管的总阀门关了。 靳海禄记得，大概是2000年以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母亲水窖”工程为村民修了水窖，他们才开始沉淀雨水喝，其实以前喝的都是温泉水，水都是咸的。从一条放羊的小道下去，到河湾里挖个坑，温泉水就渗出来了，挑了水再爬上来，一趟得走半个多小时。靳勒说：“我们的牙都是黑色的、黄色的就是因为喝这个水的原因，不过那时候缺水，根本顾不上对身体好不好。” 即使是饮用水源的水喝起来也带着淡淡的咸味，靳海禄则一直坚持喝着水窖里收集的雨水。“把院子扫干净，下水的时候就通过嵌在院子里的管道收集起来，这个水最好喝。”靳海禄说。 而在李家坪，一位农妇正提着白身蓝盖的塑料桶去井里打水，“自来水是去年年底通的，但是村里经常这个地方有水，那个地方就没有水，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马庙村，停水也已经近一个月了，摆在房顶的太阳能也成了摆设，“空着呢，就在那搁着”。主人说着，又指了下院子的一角，冲水的厕所盖了也没有用过，依旧使用着已经几十年的旱厕，厕所的味道不停的飘来。 习惯了缺水的村民，谁也没有去追问其中的原因，又各自用起水窖里的存水。 对于植根于土地的农民，灌溉才是更大的问题，“靠老天爷啊！”6块钱一吨的自来水，不能解决这里的干旱问题。 常年的天干地旱，地里的庄稼长不大，兔子、山鸡等动物又偷吃，人们干脆放弃了粮食作物，近些年都开始改种苹果、花椒、桃子等经济作物。“粮食便宜，一斤面粉才两元”，除了种植少量的洋芋、玉米和蔬菜，购买粮食是当地大部分农民的选择。 “收成好的时候，一个果园能挣将近十万元，苹果能卖到三四块一斤。但是收成不好的时候，估计只有三四万元，靠天吃饭，谁也说不准。”在县城里跑出租的秦进德说，今年就是年份不好的时候。三四月份，苹果只有拇指大的时候，一场冰雹将还没有套袋的苹果打得都是伤口，七八月份苹果正长大的时候，却一滴雨都没有下，花椒也快晒死了。“现在农药、化肥、人工都贵得很，一个苹果还亏了3毛钱。”秦进德辛苦种了一年的苹果，并没有带来理想的收入。 十月底的几场小雨并没有给已经过了农忙的村民带来任何喜悦，没有来得及硬化道路的村庄，抱怨着又到了难以出行的时候。以往这个时候，村里的年轻人会回来帮着收苹果，但今年很少有人回来。午饭过后，只有十几个老人聚在小卖店的雨棚下尽情地玩着扑克。 用张畯的话说，农村沦为一个寂寞地养老的地方，或者是一个行动不便时跟着孩子在外地养老后，最后归宿的长眠之地，而不再是什么依靠或依托。 种地更多是一种习惯，谁也不指望这片由老人和妇女掌管的土地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 除了雨水，娶亲成为一个农村家庭最重要的任务，也是最沉重的负担。“越是偏远的地方，彩礼越高。”李继军表示，他们村因为离叶堡镇比较近，结婚的彩礼最低是五六万元，李继军抬抬手说，山上都是要十几万元的。 靳勒说，彩礼高一方面是因为穷，一方面是封建，父母养女儿养这么大，觉得要彩礼是天经地义的，县城没那么严重，越是山上的越严重。很多农村的姑娘出去打工，都不愿意回来，现在年轻的小伙子大都是出去打工的时候找一个，村里基本没什么待嫁的女孩子了。而留在村里的男人一旦过了30岁，基本就无法摆脱打光棍的命运了。 在石节子村，过了35岁的光棍就有六七个，靳勒说，这其中也有一部分是成家后，媳妇受不了村里的环境，过不下去跑了的。这样的情况在马庙村也同样存在，蔡应中强调，“彩礼钱已经给人家了，不能退”。 在阎海军的《崖边报告》中，奢婚和光棍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2006年，当崖边村的人以为1978年出生的宋顺顺注定要打光棍的时候，在外打工的他与自己的表妹同居了，并不顾姨妈的反对和村里人的舆论，将表妹变成了妻子。阎海军说，这一例与伦理背道而驰的婚姻，证明了崖边光棍问题到了非常可怕的地步。
为了不被遗忘
石节子村口的山崖上，“石节子美术馆”几个大字深深地刻在黄土墙里。靳勒说，这里没有特别的展馆，整个村就是美术馆。作为艺术家，他想用自己的方式让石节子村打破环境和交通的阻碍，以艺术的方式走出大山。 2009年，美术馆成立的时候，村里人虽然支持，但对于他们来说“艺术重要，雨水更重要”。近几年，经常有国内外的艺术家到村里，不久前北京电影学院新媒体艺术实验室在石节子美术馆举办了“一起飞——石节子村艺术实践项目”。现在13名来自西安美院雕塑系的学生正在村里上外出写生课，大山里的美术馆也引起了媒体的关注。“火起来”的石节子村也得到了政府的扶持，给村里拨款修了路，去年自来水的问题也解决了。 靳勒82岁的父亲说，现在是比过去强一点。“以前村里只有一条半米宽的小路，解放这么长时间，连乡政府的人都没有来过，以前在电视上看到许多关于农民的政策好得很，但是有些传达不到我们村里。修路以后，至少大小领导来了几趟。” 靳勒坦言，其实石节子村作为自然村跟行政村关系并不紧密，尤其是山区，村与村之间至少有个三四公里，管理起来也不方便，农民对于村委工作不懂，支持的也少。以前没有取消农业税的时候，就是来收钱，税一免，工作人员就不怎么来了，“搞艺术村就是提醒政府别忘了我们，比如今年就有两三户拿到了贫困补贴，以前这是没有的”。 问及李继军，村委会现在主要负责哪些工作。他想了想说道：“也没啥工作，就是一些政策的宣传什么的。” 蔡应中说，现在村里的工作确实不好做，比如前几天乡里开会，关于新退耕还林，规划我们村种植300亩的苹果树，但是得跟村里人开会，经过80%以上的村民同意才能实施，要不也搞不成。 阎海军说：“早在改革开放前，还会召集全部社员召开大会议政商事，但改革开放后，村级组织几乎成了‘聋子的耳朵’，村民完全失去了组织约束，村里重大事项的决议只能在敬神或是村民婚丧嫁娶的聚众场合进行”。 阎海军认为，基层建设是政权的根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句话在中共党建工作中从中央到地方都会广泛引用。共产党从革命斗争到社会建设，胜利的源泉就来自基层组织。如今，合作化解散、村集体涣散、村民失去组织，重新回到了“一盘散沙”的状态。 近日贾平凹在谈到乡村建设的时候提到，“过去的乡村，除了行政领导外，还有依靠宗族、宗教来维系。现在更多是金钱这条线来拉扯。原来的东西没有了，现在我到我老家一些地方，基本上没有人了，大家都走了。” 面对农村种种问题，乡土如何重建？阎海军希望《崖边报告》能够抛砖引玉，让更多人关注乡土问题，关注城市化问题，进而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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