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学派，只有帮派
由于缺乏逻辑理性的原因，朱熹的学说其实是一个包罗万象、又互相矛盾的大杂烩。他的著作，除奏章诗文之外，主要是对儒家经典的注释和关于儒家经典与门人同道讨论的对话记录，涉及到方方面面，没有主线索，也没有体系，基本上都是“读后感”，以至于很难拿出来能代表其思想特征的某个学说来为之命名。那一时代的各家学说都是如此杂乱，主要都是对儒家经典发表各自相同或不同的理解而已。所以，当时人都只能以地域或人的姓来命名各家学派的学说，比如二程的学说被称为程学，因他们主要居住在洛阳，故又被称为洛学；张载的学说被称为张学，因其住在陕西关中，故又被称为关学。朱熹的学说在当时被称为朱学，因他是福建人，所以又被称为闽学。大概是清代，将朱熹的学说称为道学，因为那时有批学者认为朱熹继承发扬的乃是孔子所创、经唐代韩愈中转的儒家道统。其实，在朱熹的论述中，基本没提他继承“道统”这回事儿。将朱熹的学说称为“理学”，则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大概也是因为要证明我们古代不仅有西方那样的科学，而且也有西方那样的哲学，恰好朱熹的学说里又讲过“理”这个与苏格拉底的“相”颇为近似的观念，于是便以此命名朱熹的学说，以证明我国古代也有西方那样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其实，在朱熹留下的所有著作中，谈及“理”的部分，满打满算不足百分之一，其它那99%的内容都与“理”无关。
不仅将朱熹的学说命名为“理学”未反映出其学说的本质特征，就是那时代一切学者的学说，都很难用一个核心概念来命名，例如将陆九渊的学说命名为“心学”，将陈亮的学说命名为“功利” 之学，陆、陈二人当时就不服，认为这是“乱扣帽子”。实际上，他们做学问的方式都差不多，就是围绕着同一本儒家经典做注释嘛！能有多大差别。所以，朱熹的言论中常有陆九渊、陈亮的观点，陆、陈也常用朱熹的话表达自己的意思，说来说去，如严格地按学术思想划线，会发现，这些人本来就是一个学派：儒家学派。就是儒家学派，也和与他们来源不同的佛家、道家之间，没有今人所附会的那样差别巨大。比如朱熹在中年以后，有一个阶段以批评佛学和道家为主要工作，他在福建漳州做地方官时，还强制性地勒令僧、道还俗，以发展社会生产。他批评陆九渊的学说近似“禅学”，可他本人在讲学中，经常以禅宗的方式讲道理；他批评道家“有生于无”的观念，可是在晚年，为求长生不老和身体健康，也练习道家的内丹之术。
说到底，那时一切中国知识分子的学说都是一种学说，就是围绕着道德这个中心话题，夹杂着各种晦暗不明的个人利益诉求的各种主观意见的总汇，以儒、道、法、佛、理诸种名词命名都不能准确反映出其思想本质，如果非要按其思想本质给个命名的话，勉强可以称为“义利之学”，即研究人的道德和个人利益诉求的学问。
也就是说，中国没有那么多的学说，只有一种学说！
没有学说，何来学派，所以，中国没有学派。
没有学派，那朱熹他们的门派又算做是什么？
没有学说的门派只能是帮派！
学派是什么？是因为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方法和结论不同、依据不同观点而形成的学术流派。中国自春秋以后，就再没有这种学派了。
朱熹那个时代的门派，实际上是依附一个有名望的人、谋求官场做官机会的利益团伙。张栻因为是宰相张浚的儿子，而且有一段时间，传说宋孝宗也要他当宰相，所以，一时间依附他的门人竟达数千之多。不幸他英年早逝，那些依附者立马星流云散，分投其它各个门派，比如有人也投到了朱熹的门下，投靠时候说的理由是发现张学（湘学）不如朱学深刻，所以转变了观点。依附朱熹的弟子也一样，朱熹一当官，马上任用或推荐自己得意的弟子进朝做官；一当朱熹被贬，学说被禁，一大批弟子便马上与他“划清界限”，甚至反戈一击，再投他门。朱熹本人也是同样，他也得攀附权臣，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只不过他所依附的权臣在性格爱好上与他更为接近而已，如曾做过宰相的赵汝愚，这人就也很雅好学问，与朱熹谈得来，朱熹帮助他编纂过《国朝名臣奏议》一书。
公元1194年，南宋绍熙五年闰十月，朱熹被解除官职、回家闲居。1196年（南宋庆元二年），有朝臣上奏章弹赅朱熹，将他的学说定为“伪学”、将他的弟子定为“伪徒”，由此开始一场长达十余年的对朱熹学说及同党打击迫害的活动，史称“庆元党禁”。这一事件被今天一些不明就里的学者解读为“统治者对知识分子及其学说的迫害”，这又是一种想当然的虚构。
要理解朱熹这次为什么会被贬官，他的学说又为何被禁，还得先从他这次是怎么当上官的讲起。
公元1194年，南宋绍熙五年七月，已退居二线的太上皇宋孝宗赵昚驾崩，当时在位的宋光宗赵惇因患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时而清醒，时面糊涂，已完全不能处理朝政。知枢密院及参知政事（总参谋长兼副总理）赵汝愚和孝宗宪圣皇太后的外甥韩侂（chà）胄合谋，强迫赵惇退位，由其子赵扩继位，是为宁宗。赵汝愚为宰相，他是朱熹的政治靠山，向新皇帝举荐朱熹到中央任职，其时，朱熹正在荆湖南路安抚使任上（相当于湖南省长），已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小皇帝赵扩对他早已有所风闻，所以便同意了赵汝愚的推荐，任命朱熹为焕章阁待制，进京为皇帝讲授圣人经典。这个职务有点像明、清两朝的内阁大学士，级别较高，等务宰相，但没什么实权，从实惠的角度看，远不如湖南安抚使，但是却可以经常与皇帝在一起。给皇帝上课，为帝王之师，是朱熹梦寐以求的事。于是，他比较痛快地进京上任。
可朱熹在这个岗位上只干了46天，就被解除职务，赶回故里，接着的第二年，就开始了全面封杀朱熹学说、打击朱熹同党的“庆元党禁”。
朱熹之所以被免职，主要是因为两点原因：第一，韩侂胄要通过打击朱熹来打击他的后台靠山赵汝愚；第二，小皇帝赵惇受不了他了，要把他撵走。
赵汝愚这个人是皇帝宗亲，人品还算端正，雅好学问，与朱熹与共同的爱好，但是政治手腕不够。他因拥立新君有功，被任命为宰相，但很快和另一名外戚权臣韩侂胄发生了权力斗争。韩侂胄这人后来的政治名声极差，但权力手腕够狠，在他的打击下，朱熹被排挤出朝廷几个月后，赵汝愚被罢相，贬到湖南做地方官。
小皇帝赵扩起初对朱熹充满希望，在短短46天时间内，听朱熹给他上了七次课，还专门召见了四、五次，但为什么很快就翻了脸，把朱熹赶走了呢？赵扩倒是把原因说得挺坦白：
第一，朱熹手伸得太长，太爱管不该他管的事了。本来就是请他来讲授圣人经典的，没想到他凡事都插手，那一时间段的一切重要政事争论，朱熹都参与了，特别是在人事任命上，总提个人意见，按岗位职责，那确实不是他该管的事。
第二，爱插手管闲事也行，但朱熹提出的办法“多不实用“。小皇帝没说错话，举个例子，当时已被赵汝愚等以“内禅”方式退位、当太上皇的赵惇神志不清，他一直还以为自己没退位，赵扩去见他，他不接见，弄得赵扩也不愿意再去。朱熹是很重父子孝道的。所以，坚持小皇帝一定要常去看望这位疯父亲，要求赵扩“下诏自责”，望见太上皇帝，即当“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负罪引慝之诚”。这个建议确实不可行，就算赵扩这么做了，能治好赵惇的精神病吗？赵惇的病因来自遗传因素，是治不好的，号称也通医学的朱熹不从医学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反而要求小皇帝象对待正常人一样去对等这个疯父亲，确实迂腐，小皇帝做不到，也不该这么做。试问，如果小皇帝见到太上皇，太上皇又提出一个政治上的建议，小皇帝是接受还不接受。不接受，按朱熹的观念就是不孝；接受一个疯子提出的政策，如果实施下去，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仔细研究这一时朱熹的所做所言，赵扩将他贬出去还是情有可原的。
按常规，以朱熹这点儿错，被贬官是可以的，犯不上再追究其学说的正误，以前朱熹也被罢官，也没把他的学说打成“伪学”啊！
查禁朱熹的学说，主要是韩侂胄一党干的，目的是彻底清除赵汝愚一党的势力。赵汝愚当政时，在中央和地方都安插了不少自己的人，有的还是朱熹的弟子，将朱熹的学说定为“伪学”，其弟子门人定为“伪徒”，就能把这些人一并逐出“干部队伍”，以此达到清除异己的目的。一份韩党弹赅朱熹的奏章说，朱熹以“伪学”授徒，他们之间约定了一种“暗语密码”，在科举考试中，朱党的考官便可根据这些“暗语”来判断谁是自己人，给予录取，所以必须禁止“伪学”传播。十几年后，韩侂胄垮台，朱熹学说又被解禁，立为“正学”了。
上述事实说明，朱熹学说被禁，跟他学说的内容观点毫无关系，他不是因为学术观点被迫害的，而是在权力斗争中，自己这一帮派总体失利后所遭受到的打击，这也是中国帮派化学术的必然结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