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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两个著名观点——“革命在苛政较轻的地方发生”、“繁荣加速革命到来”——常被解说成“松动崩溃”意义上的“托克维尔悖论”或“托克维尔定律”。这种“托克维尔悖论”凸显了心理效应在法国大革命发生过程中的某种实际作用，对深化大革命史学有一定的意义，但它终究不能说明大革命的根本起因。本文试图证明，托克维尔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并无意于构建什么“托克维尔悖论”。他在书中的许多叙说也表明，他并不真的相信所谓“松动崩溃”这种心理效应能够自足地解释大革命的爆发，而他那两个著名观点的提出其实只是为了诱导读者和他一起去探寻大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他看来就是旧制度政府取消政治自由的行政集权政策。但出于某些特别的缘由，他的话时常含混不清且自相矛盾，容易引起误读。 关键词: 托克维尔 旧制度 法国大革命 托克维尔悖论 托克维尔定律 松动 崩溃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之所以令人感兴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发现了两个看似很蹊跷的历史现象：其一，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旨在消灭中世纪的残余制度，但它没有发生在当时中世纪苛政最严重的一些欧洲国家(比如说德国)，而是发生在中世纪苛政早已减轻了的法国；[1]其二，大革命没有发生在法国经济情况比较糟糕的18世纪前半期，而是发生在经济比较活跃的18世纪后半期，因而是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2] 由于托克维尔的这些“发现”，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界后来就多了一个习语，称作“托克维尔悖论”(Tocqueville paradox)或“托克维尔效应”(Tocqueville effect)；意思是说，人们主观上的不满情绪(通常是革命的起因)和导致这种不满情绪的客观原因会以逆反的形态相关联。[3]在最近的“托克维尔热”中，我国一些读者也表现出浓厚的理论兴趣，试图把这种“托克维尔悖论”解说成一种“松动崩溃”意义上的“托克维尔定律”[4]。好像很多人都已经相信，托克维尔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没有客观的现实基础，只是缘于某种虚幻的心理效应。这种观点似乎也可以在托克维尔自己的叙说中找到根据。比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第四章里，就说过这段被人们引用过无数次的话：“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5] 然而，托克维尔是否真的认为，这种被人们概括为“托克维尔悖论”或“托克维尔定律”之类的东西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机理？或者说，他是否真的相信，单靠某些下意识的心理效应就可以解释大革命的发生？细读过《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人们都可能有理由产生这样的疑问。 一 先来看看“托克维尔悖论”的首次表述，那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编第一章的全部内容。它是以这段文字开始的：“有件事乍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因此在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无法忍受。”[6] 本章接下来的文字主要是以各种事例来解释这种反常现象的缘由，大意是：在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的地方(比如农奴制的德国)，农民之所以还能忍受领主的残酷压迫，是因为领主还承担着管理和保护村庄的义务。法国自由农民之所以不再能容忍任何封建压迫，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土地，二是因为他们已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前者导致了封建制度对他们的压迫的前所未有的直接化，后者则意味着封建压迫的施加者已不再是农民的管理者和保护者，意味着法国农民心理上的“失衡”。就是说，人们心中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天平在德国是相对平衡的，在法国已经倾覆。 由此看来，托克维尔对“心理效应”的问题有一种特殊的兴趣。事实上，重视心理效应在大革命起因中的特殊作用始终是托克维尔的大革命史研究的重要特点。我们知道，心理效应基本上是“非理性”的，因为它往往不能反映直观的客观实际，甚至会以“逆反的形态”来反映这种客观实际。所谓“托克维尔悖论”即缘此而来。只是，心理效应问题不仅并不因此而不值得关注；相反，它往往有着非常独特而重要的研究价值，因为它很有可能具有某种更深刻的真实性，是一些隐形的或被一些表层事物遮蔽了的客观实际的曲折映射，而这些深层次的客观实际往往是通常意义上的理性主义实证研究难以触及的。比如，农奴在变成拥有自己的小块土地的自由农民之后，以及当领主不再统治农民却仍享有原是和他们的统治权相关联的种种封建权利的时候，某些深层次的客观实际就会发生一些微妙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变化。如果我们这时仍按老标准来评估压在农民身上的残存封建制度的分量，其实就会偏离新的实际。托克维尔避开了这一误区，采取的是一种看似“非理性”的方式(他谈论心理效应)，而实际上展示的是一种高超的洞察力。 仅仅以此就说托克维尔由此就认定了18世纪法国农民的造反纯属某种“心理效应”的结果，是一种“松动崩溃”，却又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就在本书同一编的末章——第十二章，我们看到了大量完全不是这个意思的文字。 这一章的题目——“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的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13世纪还糟”，似乎就已经在说明什么。在这一章的开头，托克维尔还在接续第一章的话语，说法国农民在18世纪过得不错：他们“不再受那些封建小恶霸的欺凌；来自政府的强暴行为也很少涉及他们；他们享受着公民自由，拥有部分土地”。但紧接着，托克维尔话锋一转，就无情地点破了这种“田园牧歌”式的虚幻性，说一种“新型而奇特的压迫”已经降临到农民的头上，那就是他们已经被整个社会所遗弃，成了乡村中一群悲惨的孤魂。[7] 托克维尔首先描述了贵族与农民的疏离及其后果。他指出，在这个时期，很多大贵族都住进了城里；而仍滞留在乡间的那些相对比较贫穷的小贵族和农民的关系不仅疏远了，而且还在日益恶化。“既然不再是农民的首领，他们也就不像昔日那样有心照顾、帮助和领导农民；另一方面，既然不像农民一样承担公共捐税，他们就不会对农民的凄楚抱有满腔同情，因为他们没有这种经历；也不会分担农民的苦衷，因为他们没有切肤之痛。这些农民不再是他们的臣民，而他们也还未成为农民的同胞。这种现象是史无前例的，”其结果是一种“心灵上的不在地主制”的发生，表现为这些贵族“常常抱有他不在乡间时他的管家的种种观点和感情。像管家一样，他认为佃农只不过是债务人。他对这些人百般勒索，凡是按法规或惯例属于他的东西都不放过。结果是这些封建残余权利的勒索竟比封建时代还要苛刻”，以至于农民要气愤地把这类小贵族称作“燕隼”(le hobereau，一种身量最小的猛禽)。[8] 托克维尔这里说的情况已经牵涉到一个后来被人们称作“领主反动”的法国历史现象，只是在他那个时候学界还没有这种说法。所谓“领主反动”，按法国当代著名学者勒内·雷蒙(RenéRémond，1918—2007年)所言，指的是乡居贵族在大革命前三十来年里为摆脱他们的经济困境，提出要恢复他们过去曾经享受过的种种早已被废弃了的封建权利，主要是各种税费。结果使一些过时的旧封建法规重新生效，已经被遗忘了好几代的封建税费又被发掘出来，并强迫农民不折不扣地缴纳。[9] 更何况法国农民当时还前所未有地遭到来自王朝政府的沉重压迫，算算这笔账，那种把大革命时代法国农民造反看成“松动崩溃”式的“托克维尔效应”的观点就更成问题了。托克维尔自己对这种压迫的沉重性完全是心知肚明的。他说：“封建制度压在农村居民身上的种种最沉重的负担无疑已经撤销或减轻了。但是，有一点人们却不甚了解，那就是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些负担，也许较前更为沉重。农民不再承受其先辈所遭受的全部苦难，但他们却经受着其前辈闻所未闻的许多痛苦。”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61页；原文参见：AR1856，p.213。从托克维尔自己的描述来看，这些痛苦主要是下述来自政府的这些压迫造成的。 军役税。这是旧制度时代法国王朝政府征收的一种特别规定贵族免缴的捐税，最令人厌恶的贵族免税特权主要就体现在这里。托克维尔指出：“自15世纪到法国革命，免税特权一直不断增长。它随着国家开支的迅速增长而增长。查理七世(1422—1461年在位)统治时期所征军役税仅120万里佛，因此交军役税的特权很小；而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所征军役税8000万里佛，免税特权就很大。”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26页；原文参见：AR1856，p.157。而这种迅猛增长的军役税又是由谁来承担的呢？基本上全是农民。托克维尔断言：“众所周知，两个世纪以来，几乎全靠农民的血汗，军役税增加了十倍。”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61页；原文参见：AR1856，p.213。而且这种“军役税”其实很大程度上与军役无关，因为王朝政府一缺钱就打着“军役税”的旗号派税，所有的新捐税都变成了军役税。“许多中世纪闻所未闻的负担，如用于一切工程或公共事业的各种徭役，以及自卫队等等”，都按军役税来征收。而国王之所以只征军役税，则完全是因为他不想或不敢损害贵族的权益。[10] 收税员苦差。农民不仅承担着沉重的军役税，还必须一年一届地轮流充当教区内的收税员。而按照托克维尔的描述，收军役税的义务比缴军役税的义务还要可怕，事实上它对农民的折磨残酷得难以想象。因为每个纳税人每年承担的税额是随其财产状况的变动而变化的，而这种税额的测定正是收税员的职责，这可就害苦了收税员。他哪能确切地知道邻人财富的多寡，知道这份财富和那份财富之间的比例？他只好在黑暗中慢慢地、苦苦地摸索，并要以他的所有财产乃至人身来对收税员的职务负责，结果是“通常在两年之内他必须花一半时间奔走于纳税人之家”。有关报告显示：“这一职务给那些任职者带来绝望，几乎令他们以破产告终。就是这样，村里全部殷实之家陆续被陷入贫困。”[11] 自卫队苦差。尽管几乎独力背负军役税这一国家的主要税源，法国农民却还是不能免除到被称作“自卫队”的国家军队中服役的义务。托克维尔控诉道：“谁都知道，军役税最初是用来供国王购买士兵以免除贵族及其附庸的军役的。但到17世纪，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军役的义务重又纳入自卫队名下；这一次则完全落在人民头上，而且差不多全部落在农民头上了。”托克维尔也深知这种军役到底有多么痛苦，因为农民为逃避而“常常遁入林莽，政府必须动用武装追捕”。托克维尔在总督官邸中看到了“充箱盈架的有关追捕抗命自卫队士兵或逃亡者的骑警队办案记录”。大概是因为这个公差太痛苦，但凡有点背景的人都会设法躲避不从，结果使“如此庞大的重担唯独落在农民身上，落在农民中最贫苦无告者的身上”[12]。 徭役。托克维尔发现，从路易十四末期前后，维修国家交通要道的劳役便开始单纯由农民负担了，而随着商业的发展，农民又承担起所有新辟道路的徭役。这样，徭役便从原来的领主徭役变成了王家徭役，并且逐渐扩及所有的公共工程。在1719年，徭役已被用于修建兵营，押送苦役犯进监狱、押送乞丐进慈善收容所、军队换防时的辎重搬运、从森林运送木材到军舰修造厂等，也都成了农民必须承担的越来越繁重的徭役。尽管这些徭役通常有些报酬，但数额很低而且不稳定。在1751年就有人担心，对农民的这种残酷压榨很快将使他们丧失缴纳军役税的能力。[13] 这还远不是这个时期法国农民困境的全部。除此之外，他们还可能遭遇更悲惨的命运，比如，每到冬季，贫苦村民不出外行乞是没法活命的，而只想“一举扫除法国行乞现象”的政府，却派出骑警队追捕他们。据说在1767年有5万乞丐被捕，“身强力壮的流浪汉被押解去服苦役，其他的人则由四十多家乞丐收容所接纳”[14]。又比如，政府公然歧视农民，它的警察从来不抓资产者而只抓农民，对农民案件的审理也极为草率。一般都是即席判决而且不准上诉。[15]更严重的是，政府还“不让农民改善自己的处境”。托克维尔忿忿不平地写道：“他们是自由的所有者，他们差不多仍和他们的农奴祖先一样愚昧，而且往往更加穷苦。身处工艺奇迹倍出的时代，他们却毫无技艺。置身光辉灿烂的知识世界，他们却尚未开化。他们身上保留着他们种族特有的智慧和敏锐，但并没有学会如何使用。种地本是他们的唯一营生，他们甚至连地也种不好。‘在我眼前看到的是10世纪的农业’，一位有名的英国农学家说道。他们擅长的唯有当兵打仗，至少在这个行当，他们和其他阶级还有着天生的必要联系。”[16]另外，在第三编第五章中，托克维尔还专门讨论了这一奇特现象：18世纪法国“有教养的阶级”已经对穷人(主要是农民)产生了同情，甚至已经强烈地表示出要帮助他们的善意。然而，即使在这个时候，这些上流人士的言谈话语中，还在肆无忌惮、像是怕他们听不懂似地流露出对穷人的鄙视。[17] 同时我们也看到，法国农民这时所受的压迫之所以变得更为“沉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来源和性质较之中世纪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世纪农民所受的压迫来自地方领主，而现在他们所受的压迫直接源于中央政府。地方领主是以农民的管理人和保护人的身份来压迫农民的；而中央政府这个压迫者虽然也自称是农民的管理者和保护者，但天高皇帝远，这种制度性身份是抽象的、非人格的和冷冰冰的。地方领主的压迫大多与农民的实际生活环境相联系，因而与农民的切身利益相关；而中央政府的压迫则主要服务于宏大的国家事务，这在农民看来是上等人、城里人或政府官员的事情，与他们毫不相干。尤其是18世纪的法国，正在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向现代文明，而这种新文明首先是在法国城市里兴起的，因为城市里有貌似全能的中央政权或其代理机构，有绚丽辉煌的上流社会，有各种新奇知识和享乐机会。它们对整个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精英都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结果便导致了农村和农民的逐渐被抛弃，导致了对农民的一种带有物质和精神双重性质的“新奇压迫”[18]的发生。 就是说，农民不仅被更残酷地压榨了，被无情地抛弃了，而且还被隔绝在了现代生活之外。然而与此同时托克维尔又发现，农民并没有完全与外界隔绝，因为“时代思潮已经从四面八方深入到这些粗野人的心中。它们通过条条隐蔽的地下渠道进入，在这些狭隘晦暗的处所采用着各种奇异的形式”[19]。显然，这里说的已是当时法国启蒙运动对下层社会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的后果绝不容低估。因为它让农民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也看到了严重的不平等；它点燃了希望，更激化了仇恨。 这便是托克维尔自己描绘的18世纪法国农民的实际生活境况。无怪乎他认为当时法国农民过得“比13世纪还糟”；也就是说，过得不仅不如他们的中世纪祖先，甚至都不如和他们同时代的德国农奴。压迫，事实上已经变得更为沉重。生活日益困苦，仇恨日益强烈，加上“除了会使用武器之外再无其他技艺”，这一切使得18世纪的法国农民别无选择，只能成为“预备革命者”[20]。 二 《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编的头尾两章所构成的这一巨大的矛盾，实际上已经将首次表述的“托克维尔悖论”消解于无形。看来，非理性的“心理效应”研究法虽然能在较深的层面上揭示法国农民不满的根源，但终究不能说明法国农民造反的全部原因。 既然如此，托克维尔为什么后来在书的第三编第四章里，在作所谓“托克维尔悖论”的第二次表述(即“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时，还是说出了“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21]这样的话呢？ 这正是《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最令人费解的地方。 尤其是托克维尔的“托克维尔悖论”第二表述，还是从“托克维尔悖论”第一表述的意象的复现开始的，只是这一次他做的不是“法德比较”，而是大革命爆发前后法国内部的法兰西岛和西部地区的比较。以巴黎为中心的“法兰西岛旧财政区”是众所周知的大革命的主要策源地。托克维尔研究过这个财政区的档案，发现正是在那里“旧制度最早最深刻地进行了改革”，“农民的自由和财产已比任何其他财政区受到更好的保护”。而在西部地区，也就是他所说的“卢瓦河流域及河口处、普瓦图沼泽和布列塔尼荒原那些地方”，正相反是大革命时期国内反革命运动最严重的地方。这里的农民“对大革命反抗最激烈，时间最长久”，可这里也正是“旧制度”保存得最完整的地方。就是依据这一比较，托克维尔断言：“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22] 然而，也就是在这里，托克维尔发生了一些逻辑混乱。 首先，他说法国西部“旧制度”保存得最完整，就有些概念错乱。因为在他的笔下，“旧制度”这个概念虽然从未有过明晰的定义，但根据他对这个词使用的情况，一般还是可以看得出它指的无非是这样两种事物：一是大革命前法国以绝对君主制为特征的、持续了“十代人”时间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23]二是更广阔意义上的当时法国社会，这个社会处于早期现代化进程之中，带有大量的封建残余。然而，如果从前一种意义上来看，西部地区的“旧制度”就应该相当薄弱，因为那里一直享有较多的前绝对君主制时代的地方自治；如果从后一种意义来看，西部地区只能说是“旧制度残余”[24]保留得比较多的地方之一，而不能笼统地说那里的“旧制度”保存得最完整。正因为这里的封建残余最多，这个地区和反封建的大革命发生最激烈的对抗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事实上，当时法国西部较完整地保持着的就是中世纪的制度。因为法国西部正是托克维尔所说的在旧制度下游离于中央政府控制之外的边远地区(其人口只占法国总人口的14)的一部分，其核心区域应该就是保留着高度自治权的布列塔尼三级会议省。[25]那里的贵族从路易十四时代起就顶住了国王的压力，坚持留在乡村。可也就是“这些拒绝向国王尽义务的贵族，后来拿起武器，捍卫法国的君主制，并为之战斗而捐躯”；而“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荣耀”，托克维尔说，“全在于他们能够把农民吸引在他们周围”。[26]这也就是说，法国西部的农民之所以能追随贵族反对革命，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境况近似于德国的农奴，没有发生在大部分法国农民中已经发生的那种心理不平衡，因而完全不理解革命，虽然深受封建压迫却丝毫没有萌生以革命求解放的觉悟。 奇怪的是，托克维尔在这里在用类似于前面那种“法德比较”的方式，简单讲了法兰西岛和西部地区的差异之后，紧接着就换了调子，说“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言下之意好像是说：法兰西岛农民造反现在不只是因为他们和领主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不平衡，同时也是因为他们已经得到部分改善的处境与他们由此萌生的新期望之间的不平衡，是因为他们贪心不足、得陇望蜀、好了还想更好；处境越好他们就越无法忍受任何残存的压迫，就越倾向于铤而走险、揭竿而起。托克维尔还断言，这种情况毫不奇怪，因为“历史充满着类似的景象”[27]。如此，革命的发生又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脱离实际、不合常理的心理活动。“松动崩溃”意义上的“托克维尔悖论”由此正式生成。 厄尔斯特对托克维尔的这一“变调”大感诧异。他指出，“法德比较”和“法兰西岛与西部地区比较”是“托克维尔悖论”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两个“共时性说法”，而“改善引发不满”则是该悖论的一种“历时性说法”。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它们终究不是一回事。可是托克维尔却莫名其妙地把两者连在一起、等同起来，并“误导性地”凸显和强化了关于该悖论的“历时性”解读——“没有理由说托克维尔虚伪”，厄尔斯特说，“但显然他的脑子在这里有点罕见地进水”。[28] 然而，厄尔斯特的说法显然也有点问题。我们知道，并不只是“托克维尔悖论”的历时性版本里有“改善引发不满”的意思，这个意思在“托克维尔悖论”的共时性版本中同样存在(农民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反而更加不满)。当然，“托克维尔悖论”的共时性版本和历时性版本也有明显的差异，表现在前者说的是一种较长时段的现象，它涵盖了约300年的整个旧制度时期；后者说的是较短时段的现象，仅与大革命前二三十年中的一些情况相关联。这个差异决定了两者尽管都有“改善引发不满”的意思，却并不都有“松动导致崩溃”的特点。因为“松动崩溃”终归是短期现象，它可以与历时性版本的“托克维尔悖论”相关，却不大容易与共时性版本的“托克维尔悖论”搭边。而现在，经由托克维尔以强调历时性版本的方式将二者这么一“无缝对接”，“松动崩溃”效应竟似乎成了一般意义上的“托克维尔悖论”的“灵魂”，其误导性的确非同小可。所以，如果在这个意义上说托克维尔“脑子进水”，倒也算不得冤枉。 何况托克维尔对历时性版本的“托克维尔悖论”的解读还有另一个层面的严重偏差。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共时性版本的“托克维尔悖论”远不能充分解释大革命的起因(所以托克维尔才不得不随后举出大量史实来说明法国农民造反的实际缘由)，那么现在这个历时性版本的“托克维尔悖论”是否就可以独立解释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呢？ 我们看到，托克维尔这次好像觉得可以。他认定，在1780年的时候，繁荣已使“人们”变得对前途充满信心，也变得再也忍受不了以往他们习以为常的痛苦了。所以当国家继续以“举债不还”的老方式掠夺他们的时候，他们便发出了革新政府财政的强烈呼号。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托克维尔这里说的“人们”已全然不是农民，而是有钱的“城里人”了：他们是在革命前“20年来”的公共繁荣中“受政府财政管理不善之苦”的形形色色的资产者，包括“食利者、商人、工业家与其他批发商或贪财者”。他们满怀发财的欲望，而且人数迅猛增长。虽然托克维尔也看到，他们的经济活动和国家公共事业的发展关系密切，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此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混合，以至于以往很长时间里只是一种“公共劣迹”(un mal public)的政府财政管理不善，现在已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une calamité privée pour une multitude de familles)。但是他还是坚持认为，这些受害人对政府的抗议只是一种由“改善”引发的“不满”，也就是说，一种部分改善了的处境和新期望之间的不平衡，一种得陇望蜀式的贪心；否则，按照他的逻辑，“从前财政制度的缺陷要严重得多”，为什么他们那时却能“逆来顺受”呢？[29] 然而，托克维尔的这种推理有一个很大的漏洞。从他自己的描述来看，大革命前夕法国资产者的生存状况明显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有所“改善”(他们有了更多的发财机会)，另一方面也有所“恶化”(千家万户在蒙受私人灾难)。所以说此时“法国人处境越好越难受”，显然只是刻意强调了其处境“改善”的一面，而根本忽略了其处境“恶化”的一面。也许托克维尔真的认为这种“恶化”可以忽略。他的确说过法国“从前财政制度的缺陷要严重得多”，言下之意是现在的情况并未真的“恶化”，人们的不满纯属虚幻的心理效应。然而，那句法国政府财政管理不善由过去的“公共劣迹”变成现在的“千家万户私人灾难”的话，也是他差不多同时说出来的，这就令人大感疑惑：难道社会上大面积的个人切身利益受损，倒不如相对抽象的“公共劣迹”严重？至少对于那些直接受害者来说，这应该是压迫的加重而非压迫的减轻。何况托克维尔随后也对当时的法国政府有过这样的指责：一边不断地刺激法国资产者的发财欲望，一边“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30]。这说的当然还是政府的昏聩无能，是体制的腐败低效。但其实托克维尔还应该继续想想，那些资产者在备受政府无情“捉弄”之时，心中感受又该如何？他们是更多地感到了处境的改善，还是更多地感到了某种可恶而实际的压迫呢？ 这也许一时很难说清楚，感觉上的心理效应问题和非心理效应问题在这里错综复杂地搅和在一起。也正因如此，把当时法国广大资产者的不满单纯归结为“处境越好越难受”，至少是一种片面和武断的认识。 总之，对比“托克维尔悖论”的两次表述，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第二次表述的主观色彩更浓，同时在逻辑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时他的脑子似乎真有点“进水”。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三 细析托克维尔关于“托克维尔悖论”的第二次表述，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相关因素被他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这就是“贵族反动”问题。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编第九章里，托克维尔曾很不经意地触碰过这个问题。他在那里谈论了法国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关系的演变，说他们在中世纪曾是“合作者”甚至是“亲密战友”，后来渐渐分离、疏远、对立，最后到18世纪变成了“竞争对手”乃至“敌人”。而这种演变的动因，便是王朝政府一贯使用“保留和扩大特权”的手段来安抚失去政治权力的贵族等级，结果导致“在贵族等级丧失政治权力的同时，贵族作为个人却获得许多他从未享有过的特权，或增加了他已经享有的特权。可以说，肢体靠死亡的躯体致富。贵族阶级的统治权越来越少，但是贵族却越来越多地享有充当主人第一奴仆的专有特权。路易十四时期较之路易十六时期，平民更易为官。当这种情况在法国还很少见时，在普鲁士已是司空见惯了。这些特权一旦获得，便世代相传、不可分离。这个贵族阶级越是不再成为掌权阶级，就越变为种姓”[31]。 “路易十四时期较之路易十六时期平民更易为官”这句话插在这里显然文理不通，但它却也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托克维尔知道那个后来被历史学家指为18世纪末“贵族反动”的现象。具体来说，“贵族反动”是一个和前面说起过的“领主反动”同期发生的事变进程，其与“领主反动”的差异在于它打击的主要是资产阶级，不像“领主反动”那样打击的主要是农民。勒内·雷蒙非常重视这一问题，认为这和大革命前夕法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期望的萌生有极大关系。他指出：16—17世纪法国社会虽然有等级差异，但社会的流动性还是不小的，表现在资产阶级都有可能或是通过购买官职，或是通过晋升为穿袍贵族，或是通过获取土地，从而上升为贵族等级的成员。“正因为有这些安全阀，资产阶级没有产生任何革命的企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感到很舒服，因为总有分享特权的希望。只有当他们感到被封闭在卑贱的处境中毫无升迁希望的时候，他们才会产生革命的期望，而旧制度末期的情况就是如此。”那么在旧制度末期究竟发生了什么？雷蒙列举了这样一些事例：由穿袍贵族把持的各高等法院这时都提高了资产阶级捐官入贵族的门槛，规定今后平民购买一个官职必须能证明其祖上至少有四位贵族；1781年的一条军规规定，只有出身贵族者才能当军官，第三等级出身者只能当士官；17世纪时大部分高级教士都出身资产阶级甚至下层百姓，而大革命前夕能当上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就都是有贵族血统的人了；路易十四曾规定大臣和政府参事只能从资产阶级中遴选，而到了路易十六时期，大部分大臣甚至总督的职位都落到了传统贵族的手里。这就是所谓“贵族反动”。雷蒙认为，那是贵族等级“在意识到其地位受到威胁，看到其财富在缩水并绝望地要维护其传统优势、要维护甚至恢复对其有利的传统秩序时做出的防御反应”。“这种直接损害资产阶级利益也悖逆其对声誉的渴求的反动，就是资产阶级在(1789年)三级会议上和大革命初年表达的对贵族的强烈不满的根源”。[32] 能证明这种“贵族反动”存在的证据很多，其中最为人们重视的象征表现，是1781年5月22日颁布的那条被认为阻塞了资产者子弟的军界晋升路径的所谓“军规”。据考证，这条曾被人们广泛引用和讨论、被公认为是大革命重要起因之一的法令，其实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严重。因为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实际执行中，它都没有取消平民(即族谱上找不到四位以上贵族的人)参军后升任军官的可能，而只是让他们到部队时必须从士兵干起，不能一开始就捐个少尉军衔。但是这个歧视性的规定还是激起了资产者的强烈愤怒，并被他们夸大其词地渲染为一种“不许平民当军官”[33]的恶规。当然，资产者对这条法令的这种夸张反应，客观上也反映了当时的“贵族反动”潮流对社会气氛的毒化。 和“领主反动”一样，“贵族反动”问题在托克维尔写作时也还不曾引起史学界的关注和讨论，但这个现象显然已经被托克维尔敏锐地觉察到了。关于这一点，厄尔斯特在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编第九章的草稿里还找到了一个重要证据。托克维尔在这份手稿的一页纸的边缘上写着这样一段话：“有这么一个老生常谈：权利不平等没有随着大革命的临近而变得更严重，但由于实际条件平等的凸显而显得更不可容忍。对此我还要补充说一句，较之以往任何时候，这时的权利不平等在某些方面变得严重了许多，而且其性质也变得可怕了许多。”厄尔斯特揣测，最后那句话说的或许就是1781年的那条关于军官任职的更严格的限制性军规。[34] 乔治·杜比主编的《法国史(1348—1852)》也十分重视这种“国家和社会结构层面上的‘贵族反动’”现象，并将它和“领主反动”相提并论，认为这两种反动“是同一态度的两个侧面，这种态度既深深伤害了农民，也深深伤害了资产阶级”[35]；也就是说，两者都是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导因。可是这么说来，事情就有些奇怪了。我们记得，托克维尔在作“托克维尔悖论”的首次表述(革命在中世纪苛政较轻的法国发生)后，曾用很大的篇幅补叙旧制度法国农民遭受的实际上更加深重的苦难，其中关于“燕隼”的叙说更是明确地涉及到“领主反动”的问题。这些叙说即使没有完全否定那条“托克维尔悖论”，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它的实际意义。然而现在，在作“托克维尔悖论”的第二次表述后，托克维尔却对他已经觉察到了的“贵族反动”现象再也不着一字；也就是说，把贵族泼在旧制度法国一直热衷于捐官入贵的资产阶级头上的这瓢冷水，根本忽略不计了，结果使他的这些文字给人留下的这一印象便显得十分着实：似乎大革命前夕法国资产阶级的不满只是由公共繁荣和政府压迫的松动引发的，与贵族(经由国王政府)对资产阶级升迁欲求的这种压迫的加强没有一点关系。 尤其令人费解的是，托克维尔写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编第九章草稿里的那段话，原已充分表明他对这种“贵族反动”不仅有所觉察，而且感觉异常强烈。然而，他不仅没有花气力去对这个情况作任何具体的披露，而且还在定稿时没有把这段话留下来，最后只写了那么一句没头没脑、不痛不痒的“路易十四时期较之路易十六时期，平民更易为官”。到底是什么心理障碍让托克维尔在谈论这个问题时这样吞吞吐吐、不情不愿？或者说，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托克维尔对“贵族反动”的关注远不像他对“领主反动”的关注那样认真？ 可能的解释之一是，托克维尔对旧制度王朝政府卖官鬻爵的行为本来就极为反感。他认为这种行为的起因是国库缺钱而又不愿向三级会议索取，而它的后果则是“第三等级的虚荣心遂在三个世纪里保持不衰”；而且政府做这件事的手法丑陋得难以想象，“财政越拮据，新设职位就越多，而免税或特权是新职位的报酬。由于是出于国库的需要而不是行政的需要，因此这样设置的官职多得简直难以置信，或是完全无用，或是反而有害”。其结果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庞大复杂、难于运转、不起作用的行政机器。[36]更令人瞠目的是，政府常常把已经售出的官职强行收回，连“终身赐予的各种特权随时都可收回”，然后再设一些新官职重新出售，这根本就是在利用资产者的虚荣心公然掠夺他们。[37]震惊之余，托克维尔一边大骂政府无耻，一边明确表示对那些心甘情愿承受政府的欺骗与掠夺、“一次又一次地花钱购买空洞的荣誉和不公正的特权”的资产者不予同情。“假如有谁能怜悯那些因愚蠢的虚荣心而造成的痛苦，谁就会同情这些不幸的受封贵族的命运。”[38]由此，托克维尔对“贵族反动”的那种漠然姿态，似乎已经可以得到某种解释。 这件事似乎也和托克维尔在对待农民和资产阶级的态度上历来“偏心”多少有点关系。从《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人们可以明显地感到，他同情农民而讨厌资产阶级。著名法国革命史家乔治·勒费弗尔认为这和他的贵族出身有很大关系：“他的家族虽没有很大的地产，但曾有很多管理有方受人尊敬的领地，所以托克维尔头脑里地主对农民的父权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他觉得地产财富比动产财富高贵得多，他谈起农民来也比谈资产阶级兴趣浓得多。”[39]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在托克维尔的笔下，农民似乎总像他的家里人，他理解他们、关心他们，他们的命运时时牵动着他的心；而资产阶级似乎是一种异类，而且常常是一种自私、偏狭、虚荣、猥琐的异类，很不值得同情。尤其是托克维尔实际上坚信，旧制度法国农民的命运之所以如此悲苦，不仅是贵族的错，也是资产阶级的错，因为他们都抛弃了农民遁入城市。在诉说了农民饱受日益沉重的王家徭役之苦的情况之后，托克维尔便情不自禁地向这些贵族和资产者发出谴责：“如果在农民身旁有一些既有钱又有教养的人，他们即使无意保护农民，至少有兴致、有权力在掌握穷人和富人命运的那个共同主宰面前，替农民求情，那么所有这些新的压迫能制定吗？”[40] 实际上托克维尔还看到，由此被抛弃的并不只是农民，贵族和资产阶级本身随之也难逃被抛弃的厄运。贵族由于在失去政权的情况下保留了免税特权从而变成了一个“种姓”，渐渐地既与农民也与资产阶级发生了“割离”，成为没有任何朋友的孤家寡人，一旦革命袭来，无可依靠的他们便只能仓皇出逃。资产阶级由于像贵族一样离开了农民，他们不仅不与农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不平等，反而拼命为自己捞取特权，结果是他们很快也被农民抛弃了，最后只能在大革命中可悲地成为他们自己鼓动起来但又无法控制和领导的民众的牺牲品。[41]由此可见，在农民被抛弃的过程中实际发生的乃是贵族、资产者和农民三者关系的彻底破裂。 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分裂。而且更可怕的是，分裂并没有就此止步，它还将“在各阶级内部继续发生”，导致无数“彼此孤立的特殊小集团”的产生，直至社会的全面“碎裂”，“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一旦社会动荡，整个体制就将彻底崩解。[42]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旧制度法国社会的这种“碎裂”？ 直接的动因显然就是王朝政府对“特权”的刻意经营。托克维尔指出：“人们理所当然地抱怨贵族在捐税问题上的特权。但是对资产阶级的特权又该怎样说呢？有几千种官职可以使资产者免去全部或部分公共负担：此人免去自卫队的负担，另一人免去劳役的负担，另一人免去军役税的负担。……我丝毫也不怀疑，资产阶级中的免税者与贵族中的免税者人数一样多，而且常常比贵族还多。”[43]而这些享有特权的资产者在他看来简直就是一群人渣，他们“自私自利，趾高气扬”，他们甚至把和他们一同生活在城市里的下层人民当作敌人痛加盘剥。最可恨的是，“他们生怕将他们与人民混同，并迫不及待地以一切手段摆脱人民的控制”，而他们自身也“分成无穷无尽的片片块块”。每个片块可能就是三四人的小团体，然而个个都自视甚高，能为一点鸡毛蒜皮的“荣誉问题”没完没了地争来斗去。就是“在这些小团体因自尊心而不断地相互摩擦中，法国人固有的虚荣心变得更强、更敏锐，而公民的正当的自豪感却被遗忘”。总之，托克维尔认为当时的法国人，尤其是资产者，大都沉溺于一种“集体个人主义”风气之中，而这种风气乃是“所有侵蚀旧制度机体，迫使旧制度灭亡的弊病中最致命的弊病”[44]。 托克维尔当然知道，这种社会碎裂的罪魁祸首是热衷于经营特权的王朝政府；而那些削尖脑袋钻营特权的资产者在他看来差不多也是同谋，同样罪不可恕。因此他不可能同情他们，甚至打心底里厌恶他们，以至于都不情愿替他们多说几句公道话。结果带有“松动崩溃”逻辑的“托克维尔悖论”的第二次表述就缺了不少必要的限定性要素，以至于终于被许多人当成了“定律”。 四 事实证明“托克维尔悖论”的两种表述都不足以充分说明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机理。它们只能反映某些在大革命生成过程中起过某种促进作用的心理因素，而这些因素终究没有决定性的意义。实际上，无论是“革命在苛政较轻的地方发生”，还是“繁荣加速革命到来”，显示的都只是一些较浅层次的、看似矛盾的现象，而在更深更广层面上发生的事情仍然是符合逻辑的，那就是人们在普遍遭受一些新形式的压迫。这些压迫不但在物质意义上可能较以往并不稍减甚至更加沉重，而且还多了一个能大幅度加重其严酷性的精神维度。其实，“托克维尔悖论”所凸显的正是这种压迫的精神或心理维度，这种揭示是深刻的和必要的，能够丰富和深化我们对于大革命起因的认识。但是，如果我们仅将眼光局限在这一点上，并由此贸然作出“改善引发不满”或“松动导致崩溃”之类的结论，甚至因此不敢再推动某些必要的改革，那就难免要犯违背常识的低级错误。毕竟，“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重反抗愈烈”这条人所共知的古老真理，不是谁想推翻就能推翻得了的。 话说到这里，一个事实必须提起，那就是构筑所谓“托克维尔悖论”这种理论并非托克维尔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本意。那种“改善引发不满”或“松动崩溃”意义上的“托克维尔悖论”或“托克维尔定律”，也只是别人的理论概括，绝非托克维尔自己的核心思想。他虽有过一些类似的言论，但那与其说是逻辑严密的“理论”，还不如说是随笔式的漫谈。而且，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编第九章的草稿里写下的那段话，已经表明他是不会相信什么“松动崩溃”的。因为他甚至都怀疑那种认为“权利不平等没有随着大革命的临近而变得更严重，但由于实际条件平等的凸显而显得更不可容忍”的“老生常谈”，并明确指出大革命前夕的权利不平等其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得多。 那么，他为什么还是会一再提及那些带“松动崩溃”意味的矛盾现象呢？这个问题可能与托克维尔作为历史学家的独特气质有关。我们知道，尽管很睿智、很勤奋也很注重档案资料，托克维尔终究只是一位“半路出家”的历史学家。而且他在自己不长的54岁生命历程(1805—1859年)里，直到大约45岁(也就是1850年)之前，做的都是社会学性质的学问，即以现存社会为对象的研究。他转向历史学研究只是在1848年革命失败、小拿破仑上台之后的事。[45]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在写历史时，何以常常别出心裁、不循陈规。此外，一位名叫马塞尔·莱因哈特的法国革命史名家还特别注意到，托克维尔在做社会学时就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习惯于用“随笔”的方式写文章，实际上他一直就是一位“天分极高的随笔作家”。尽管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写作过程中完成了由“随笔作家”向“历史学家”的转变，但随笔式的写作风格也一直不曾离开他的笔端。在莱因哈特看来，托克维尔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历史学家，相当程度上正是得益于他作为优秀随笔作家所特有的那种“敏锐而细腻的直觉”，以及“洞察力、历史感、观察缓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所需要的统御事件的能力”。[46]不过，写随笔的习惯也难免要在托克维尔的历史文章里留下一些凭空想象、随意挥洒的痕迹，这些毛病有时会损害他叙说的逻辑性，但常常也能使他的作品产生一种耐读的魅力。 厄尔斯特非常重视托克维尔的洞察力，认为他有许多真知灼见“值得去发现或再发现”。但他也无奈地看到，托克维尔“经常是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言语暧昧，倾向于发表一些推测性的奇思怪想，而且自相矛盾”，并认为这是让人们承认他是“社会科学家”的“主要障碍”。[47]应该说，这一情况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表现得非常突出。若要究其缘由，情形可能相当复杂，但不管怎么说，托克维尔写作此书时的精神状态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素。在该书出版前不久，他曾致信一位朋友谈起他的这种精神状态：“我一贯地视自由为首善。……但我却发现如今大部分人(我指的是最值得尊敬的那部分人，因为其他人的感觉我是不怎么在乎的)都只是在竭力适应新制度，而最可怕的是我竟发现他们似乎都在把对奴隶状态的喜爱变成美德的一种成分。我也想过是不是该用他们的方式去思考和感觉这个世界，但是我做不到，我的意志抵触之，我的天性抵触得更厉害。……您不能想象，处于这种精神孤立之中，感觉自己外在于我的时代和我的国家的思想共同体，是多么地令我痛苦。沙漠中的孤独也比这种人群中的孤独强啊。……这可以解释我为什么在写作时常常深感沮丧。”然而，随后他又坦承：“我非常想有那种不在乎成功的美德，但是我没有。而长期的经验告诉我，一本书的成功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已有的思想，而非作者表达的思想。”[48]这就难怪了：明知读者跟自己的想法相去甚远，甚至根本不同，却又偏偏渴望书的成功，这种心态下写出的文字能不时常自相矛盾吗？ 但托克维尔毕竟是诚实的。不论好歹，他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主要还是想讴歌“自由”，即那种他认为在现代社会或现代化时期尤其必须悉心呵护的政治自由。这一主旨决定了他关于大革命起因的基本认识，那就是旧制度王朝政府取消政治自由的行政集权政策。在他看来，导致旧制度崩溃的一切弊端归根结蒂都是这种行政集权造成的恶果。他坚信，如果不取消政治自由，贵族就不会反叛，资产阶级就不会嫉妒，农民也不会仇恨，社会更不会全面碎裂。是贵族的反叛点燃了革命的导火线，是资产阶级的嫉妒使革命由贵族革命转变为资产阶级革命，是农民(包括许多聚集到城市里的农民——无套裤汉)的仇恨接着又将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发展为“大革命”，而使这场“大革命”最终得以实现的环境条件则是社会的全面碎裂。这就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基本逻辑理路。至于“革命在苛政较轻的地方发生”、“繁荣加速革命到来”之类的“托克维尔悖论”，虽然对法国革命的发生也有某种重要的解释功能，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随笔式文字经常要使用的一些“话引子”。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勾起读者的好奇心，从而使读者对作者的叙说产生兴趣，因为托克维尔知道，只有这种“对叙说的兴趣”才能“引导读者从一种思考自然地走向另一种思考”[49]。所以，对于这种“托克维尔悖论”，我们应该重视，但不可贸然迷信，更不可随意解读。 注 释： [1]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4页。原文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Alexis de Tocqueville，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Paris，Michel Lévy Frères，Libraires-éditeurs，1856(下文简作AR1856)］，巴黎1856年版，第57页。 [2]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09页；原文参见：AR1856，p.281。 [3] 甬·厄尔斯特：《托克维尔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远因、近因和导火索》(Jon Elster，“Tocqueville on 1789：Preconditions，Precipitants，and Triggers”)，切瑞尔·韦尔奇编：《剑桥托克维尔研究指南》(Cheryl B.Welch，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ocqueville)，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甬·厄尔斯特是挪威社会政治理论家、雷蒙·阿隆的弟子、著名托克维尔研究专家，现任挪威文理学院院士、法兰西学院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顾问。 [4] 方绍伟：《“托克维尔定律”真能成立吗？》，《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21日。方绍伟从政治学角度质疑了“松动崩溃论”，认为这种“托克维尔定律”只注意到了政治松动后“统治成本”和“制度需求”的上升，而忽略了“统治能力”及其背后的“制度供给”问题，实际上，如果政治松动时“统治能力”并未下降，崩溃不一定会发生；发生崩溃的决定性因素应该是“统治能力”与“统治成本”之比(“统治商数”)。所以“托克维尔定律”是片面的、不能成立的。方绍伟的这一质疑显然是有道理的，而且实际情况是，托克维尔自己并没有忽视“统治能力”的问题，有关旧制度时期法国政府昏聩无能的描述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随处可见［厄尔斯特还特别注意到，揭露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政府在应对危机方面的低能，是该书第三编和托克维尔为该书第二卷所准备的笔记资料的中心思想之一(参见甬·厄尔斯特：《托克维尔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远因、近因和导火索》，切瑞尔·韦尔奇编：《剑桥托克维尔研究指南》，第52页)，只是他没有把这些描述和有关“托克维尔定律”或“托克维尔悖论”的讨论直接联系起来。当然这也怨不得托克维尔，因为构建“托克维尔悖论”这种“理论”本来就不是托克维尔自己在写作此书时要做的事情。 [5]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10页；原文参见：AR1856，pp.291-292。 [6]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64页；原文参见：AR1856，p.57。 [7]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版，第157页；原文参见：AR1856，p.207。 [8]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版，第157—158页；原文参见：AR1856，pp.207-209。 [9] 勒内·雷蒙：《旧制度与大革命(1750—1815)》(RenéRémond，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1750-1815)，巴黎1974年版，第72—73页。勒内·雷蒙是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他所著这本与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同名的小书，是他为系列丛书《历史问题》(Points Histoire)写的《我们时代的历史之导论》(“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e notre temps”)的第一部分。 [10]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26、137—138页；原文参见：AR1856，pp.157、177-178。 [11]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61—162页；原文参见：AR1856，pp.214-215。 [12]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64—165页；原文参见：AR1856，pp.218-220。 [13]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65—166页；原文参见：AR1856，pp.220-223。 [14]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67—168页；原文参见：AR1856，pp.224-225。 [15]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68页；原文参见：AR1856，p.225。 [16]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67—169页；原文参见：AR1856，p.226。 [17]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14—220页；原文参见：AR1856，pp.297-308。 [18]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57页；原文参见：AR1856，p.207。 [19]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69页；原文参见：AR1856，pp.226-227。 [20] 多纳尔德·马莱兹：《制造非公民：托克维尔〈旧制度〉中行政集权的后果》(Donald J.Maletz，“Making Non-Citizens：Consequences of Administrative Centralization in Tocqueville’s Old Regime”)，《牛津学报》(Oxford Journals)第33卷，2003年第2期，第26页。 [21]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10页；原文参见：AR1856，p.291。 [22]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09—210页；原文参见：AR1856，pp.290-291。 [23]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60页；原文参见：AR1856，p.55。 [24] 西部地区的“封建残余”主要应该是一种“等级君主制”残余，因为那里大体上属于布列塔尼三级会议省。根据托克维尔的介绍，这个省和朗格多克省是旧制度法国唯有的两个保存着“省内自由”的地方(参见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66页；原文参见：AR1856，p.348)。托克维尔对这种三级会议省的“省内自由”心向往之，赞誉有加，但那终究属于一种中世纪制度的遗存。 [25]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74页；原文参见：AR1856，pp.73-74。 [26]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59页；原文参见：AR1856，p.210。 [27]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10页；原文参见：AR1856，p.291。 [28] 甬·厄尔斯特：《托克维尔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远因、近因和导火索》，切瑞尔·韦尔奇编：《剑桥托克维尔研究指南》，第58—59页。 [29]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11—212页；原文参见：AR1856，pp.294-295。 [30]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13页；原文参见：AR1856，p.296。 [31]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25—126页；原文参见：AR1856，p.156。 [32] 勒内·雷蒙：《旧制度与大革命(1750—1815)》，巴黎1974年版，第71—72页。 [33] G.希克斯：《旧制度末年真的需要祖上有四位贵族才能当军官吗？》(G.Six，“Fallait-il quatre quartiers de noblesse pour être officier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近现代史杂志》(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第4卷第19期(1929年1—2月号)，第47—56页。 [34] 甬·厄尔斯特：《托克维尔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远因、近因和导火索》，切瑞尔·韦尔奇编：《剑桥托克维尔研究指南》，第77页。 [35] 乔治·杜比编：《法国史(1348—1852)》(Georges Duby，éd.，Histoire de la France de 1348 à1852)，巴黎1987年版，第306—307页。 [36]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42—143页；原文参见：AR1856，p.184。 [37]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39页；原文参见：AR1856，p.179。 [38]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39页；原文参见：AR1856，p.179。 [39] 乔治·勒费弗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导言》(George Lefebvre，“Introduction de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J.-P.梅耶编：《托克维尔全集》(J.-P.Mayer，éd.，Alexis de Tocqueville，uvres complètes)第2卷，巴黎1952年版，第11页。 [40]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66—167页；原文参见：AR1856，p.223。 [41]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70—171页；原文参见：AR 1856，pp.228-230。 [42]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71页；原文参见：AR 1856，pp.230-231。 [43]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31页；原文参见：AR1856，p.165。 [44]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31—135页；原文参见：AR1856，pp.165-171、173。 [45] 乔治·勒费弗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导言》，J.-P.梅耶编：《托克维尔全集》第2卷，第15页。 [46] 马塞尔·莱因哈特：《大革命史家托克维尔》(Marcel Reinhard，“Tocqueville historien de la Révolution”)，《法国革命史年鉴》(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第161期，1960年7—9月号，第257—265页。 [47] 甬·厄尔斯特：《社会科学第一人托克维尔》(Jon Elster，Alexis de Tocqueville.The First Social Scientist)，剑桥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48] 《1856年1月7日托克维尔致安娜-索菲·斯维琴娜》(“Letter to Anne-Sophie Swetchine，January 7 1856，in Alexis de Tocqueville”)，罗杰·博舍编：《托克维尔论政治与社会书信选》(Roger Boesche，ed.，Selected Letters on Politics and Society)，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26页。 [49] 《1850年12月15日托克维尔致路易·德·柯格来》(“Letter to Louis de Kergorlay，December 15 1850”)，罗杰·博舍编：《托克维尔论政治与社会书信选》，第256页。 作者简介：高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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