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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西方文明还是中华文明，文字出现后很快成为文明传承的重要手段。在这个过程里，汉字历经千百年的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书写性艺术。那么，同样具有悠久历史的拉丁文字能否成为书写性艺术呢? 1.装饰性艺术与书写性艺术 在现代的定义中，艺术是“反映当地生活，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意识形态”。以此标准来衡量，拉丁文字的书写也是一门艺术。然而，在更大意义上，拉丁文字是一门装饰性艺术，它强调的是完成后的视觉效果。无论是最早的手写体的《圣经》还是维多利亚时代潇洒的花体，拉丁文字在书写过程中努力达到的是使文字主体得到合乎功能的美化。而中国书法艺术的本质则在于它是“人的主体生命的笔墨化”，强调创作过程中的情感抒发与书写技巧应用的完美结合。  苏刚作品 2.拉丁文字构成书法艺术的障碍 是什么构成了书法艺术的支柱呢?“商代与西周时期的文字已经具有用笔、结体和章法(布局)这三个书法艺术的基本要素，书法初步形成。”也就是说，章法(布局)、用笔、结体是中国书法艺术形成的基本条件。那么，拉丁文字可以写成书法吗?让我们把拉丁文字放在书法的三个要件面前进行分析和比较。 章法(布局)借用的是文学词汇，本指文章的组织结构。用在书法上是指安排布置整幅作品中，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呼应、照顾等。对应的英文是composition，与汉语有关的基本词义是作文、作曲等，其构词法表达的是把各种成分有机组合在一起。章法在两种语言基本的语义是相同的。 由于拉丁文字难以变形，拉丁文字章法布局的能力比汉字相差无几。无论是个体的文字还是整体的篇章，汉字方块字造型与拉丁字母形成字符串没有太大的差别。早期的手抄本的《圣经》以及在西方现代编排的体系里，拉丁文字出现过由左向右的横排，也出现过由上向下的竖排，拉丁文的诗歌，由于每一行的长度不同，在章法上可以形成长短不齐的节奏。这样的节奏在中国古代书法的公文奏章中也是极其常见的，只是节奏在上下方向。类似拉丁文的左右节奏在现代旅法书法家熊炳明以及现代书法家邱振中的作品中都尝验过。  苏刚作品 在用笔方面，中国书法独特的艺术禀赋是通过毛笔写出运动节奏丰富的点画线条，并且赋予线条以生命。毛笔又称“毛锥子”，笔毛向心的锥状结构特点是书写时可以“八面岀锋”，即四面八方，每个角度都可以写出锋芒来。对比于欧洲的鹅毛笔，毛笔至少比它多了向上方运动的可能性。其次，毛笔的弹性与变化幅度远远大于鹅毛笔。鹅毛笔远远做不到“唯笔软则奇怪生焉”。再者，毛笔可以在运动过程中捻动笔杆，形成“绞转”。这个书法的“千古之法”是鹅毛笔难以做到的。用笔对于书写性艺术很重要，但用毛笔书写的未必都可以成为书法艺术，根源在于文字自身特点。 那么，借用毛笔把拉丁文字“笔墨化”，结果会如何呢?2008年北京奥运会标志的“beijing2008”拼音书法增添了奥运会标志的中国元素。与此相似的日本书道作者井上有一的大部分作品在内容上已经基本找不到明确的文字内容，画面保留了笔墨的形式，具体内容的传达完全依靠笔触的力度、笔画的方向、笔墨的状态等。从本质上来讲，他的作品更接近于抽象画的性质。因为脱离了汉字的毛笔书写势必造成一种痕迹学的创作，艺术情感的载体已经转变为笔触和动势以及墨色，而非通过毛笔书写出来的文字。文字的识读性是一个衡量书法与绘画的重要分界线，自从文字产生之初就是如此。现代艺术家徐冰的《天鉴》主动排斥汉字的识读性，以此在艺术上获得新的、文字难以表达的意义。无论这个作品是装置还是刻字，总之不是书法艺术。 结体是指文字自身的造型构造。 在单字造型上，汉字笔画组合要比拉丁文字丰富的多，不同的偏旁部首可以在上、下、左、右、中五个方向上出现，并与其他部首构成新的汉字。每一种位置的不同造就另外一种不同的语义。相反，拉丁字母的排列方式只有一种前后排列的方式，它们可以重复，但只能是从左到右顺次排列。这种区分来源于拉丁文字自身的发音逻辑。舌头在口腔的位置不同以及鼻、口发音部位的不同造成发出声音的不同，加上各种不同音符的组合，形成了拉丁文主要通过声音表达意思的大千世界。但是，发音受到口腔的构造和气息的限制，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即字母排列必须按照一定的、发音可能实现的顺序排列。虽然汉字的发音也是同样的要求，但是，在五四运动以前的数千年里，汉字是没有汉语拼音的，只是依靠口传心授的方法记住汉字图形的读音。虽然拉丁文读音也有方言的区别，但是与汉语的不同方言读音差别比起来，拉丁文读音的差别可谓九牛一毛。  苏刚作品 拉丁文字为了书写的方便，简化成方形、三角形、圆形、椭圆形等造型因素。与汉字相比，拉丁文字在简化这一点上余地甚少。当汉字字体“真、草、隶、篆”演变的时候，拉丁字母的形状与写法基本上没有变化。 在文字组合上来讲，汉字方块字的特征造就了它向四面发展的可能，除了由下向上这种排列因为不符合人类的视觉习惯而没有被采纳外，汉字在历史上出现过由上到下、由左到右、由右到左的书写方式。拉丁文字的排列顺序是由左到右，历史上也有诸如达芬奇这样的奇人写反字，但并没有形成潮流。拉丁单字长短不同，如果采用上下排列，造成的字形大小不一将对阅读形成阻碍。所以，拉丁文本基本上采用由左到右的书写方式，几千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在艺术性强烈的汉字草书里面，字形可以最大程度的夸张，在保证识读性和文字排列顺序不变的情况下，汉字章法的虚实处理的自由度是拉丁文字望尘莫及的。 3.汉字视觉图画性与拉丁文字的听觉表音性 汉字主要依靠视觉字形上的差别表达意义上的不同，具体讲就在于汉字的图画性。《说文解字》说：“书者，如也。”它揭示书法的本质更接近于一种视觉上的“像”，而不是听觉上的“音”。比如早期汉字的“日”、“月”、“山”、“水”等文字就是图画。文字经过组合演变为新的文字，但是仍然具有图画性，比如日月为明;日落草中为暮;水中小岛为州。这是“六法”中的“象形”。那么，一个伸开两脚、伸直双臂的人为大;这个人头顶上的一点是指天，这种造字方法是“指事”。二木为林，三木为森;二人为从，三人为众，这种造字法为“会意”。有了这三种基本造字的方法，汉字的数量得以迅速繁衍。后来又加入了“形声”、“转注”、“假借”三种方式，这就是造字“六法”。与之对应的是拉丁文的字根、字缀的构字法。  苏刚作品 许慎《说文解字·序》写道：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者谓之“书”。书者，如也。这里，中国古人清晰的指示汉字的形象为“文”，有了发音之后称为“字”，把字书写出来为“书”。“书者，如也”无论是如其人还是如其字，“如”的视觉特征是不可否认的。举个简单的例子，虽然“五四”以后，现代汉语字典借鉴拉丁字母顺序，以拼音法查录，但是，传统的、以字形为特征查找汉字的方法一直存在着，五笔字型输入法在这个时代仍然盛行。 与此相反，拉丁文字的形成是以声音为主的，拉丁文字是表音的文字。现代拉丁文字是由不同的字母按照字根以及前缀和后缀构成的，所以拉丁文字可以通过猜测字根得出文字的意思。然而，仔细考察拉丁文字的形成，词根与前后缀是在16世纪开始逐渐兴盛的。更为重要的是，前缀与后缀仍然是表音性质的。在文字表意的“音”与“形”两大体系中，拉丁文字是通过声音传达意义远远大于通过字形传达意义。所以，拉丁文字基本上是一音一字。相反。汉字的一音数字的情况可谓多如牛毛。另外，与汉语比起来，拉丁语格外注重语气的变化。 追溯到文字的草创时期，随着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原有的“象形”文字不足以表达人类的认识，新的文字不断地被创造出来。正是在这一转折点上，拉丁文字和汉字走向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与拉丁文字另辟蹊径，创立表音符号，以声音为载体，扩展成为拼音文字相比，汉字在这次转折中使用“六书”造字作为文字繁衍的工具，继续以图画的方式完善表述的微妙差别。汉字的每一个字就是一个图形，具有丰富的图画美感。但字数激增，字与字之间缺乏拉丁文字那种清晰的、必然的联系。清《康熙字典》收录汉字近五万，浩瀚的数量使得掌握汉语的难度有增无减。我们常见中国的小孩子可以清晰的背诵《唐诗三百首》，但是却无法将汉字与读音对应上。本质上，孩子背诵的是古诗的音律，而对汉字的“形”并没有掌握。  苏刚作品 4.视听转化的困难 由以上可知，章法、笔法、结体并不能阻碍拉丁文字写成书法，障碍的其根本原因是文字的内在构造不同。拉丁文字通过几十个固定的字母形象用拼音的方式发展出几万个单词，发音是无限的，造型是单纯的。此外，拉丁文字的视听转严重阻碍拉丁文字成为书法。书法是作用于视觉的，汉字的视觉特征在这一点上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每一个汉字的图画性都是沟通作者与欣赏者之间的情感桥梁。相反，拉丁文字通过发音传达情感的特征损失了书写性艺术的鲜活性，成为拉丁文字与书写性艺术之间的重要障碍。现代西方的一些艺术家曾经力图在中国书法中“自探灵苗”，但是，他们的着眼点在于书法的外在表现形式，而非中国书法的内在精神，所以，他们的探索作品更接近于抽象画，而非与中国书法一样的书写性艺术。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的“拼音书法”，虽然因为奥运会徽火了一阵子，但终究逃不开在整个徽标里的“装饰性”地位，以及设计者对增加西方人对北京奥运的亲近感的沟通目的。 由以上考察可以看到，由于构字法的侧重不同，以及面对书法艺术必须克服的视听转换的困难，拉丁文字成为书写性艺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供稿:洪亮工作室书法高研班，作者：苏刚，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  苏刚，1973年7月生于辽宁凌源。中国人民大学艺术设计学平面设计硕士，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油画理论与创作博士。现为大连海洋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洪亮工作室书法高研班研究型书法家，从事书画理论与创作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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