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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员工因为杵逆领导被决定开除，领导拿出集体决策民主表决的姿态，召集中层讨论如何对他处理。进入正题，这些被处理人的同事们像往常开会讨论一堆垃圾该如何安顿一样，程序地、谈笑风生地从自己的工作职责和角度出发发表见解，表示守土有责的义务与决心。比如：这堆垃圾的臭味污染周围环境；垃圾堆有损于单位的形象；妨碍单位评优；阻挡人们正常交往，等等。最后一直通过决议：垃圾堆该被彻底清除，这是集体的决定。领导心满意足，认为此人被剜出去不是自己不厚道，大家都认为他不好，是自己找死。中国许多人就这样被民主地、心平气和地、波澜不惊地淘汰出局，有时甚至付出的是生命。 著名哲学家阿伦特对这种表决人有个专用名词，叫做平庸之恶。阿伦特认为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第二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其中第二种比第一种有过之而不无不及。他们是兢兢业业的帮凶。就如当时将犹太人往奥斯维辛集中营输送链条上每一环的工作人员一样，开车的、开门的、加毒气的、拖尸体的、焚烧的、掩埋的……一样，做的都是本职工作，干好就是优秀员工，自己的成就感和薪水及社会地位都由此而来。他们的理由很充足：尸体不拖走臭了怎么办？上司让我加毒气，这是工作。云云。如果说纳粹高压下的这些平庸之恶还有无奈和保命的不得已而为之，那个将枪口抬高一点点的经典经久不衰就多有点叶公好龙的味道了。 其实，人们经常都有将枪口抬高一点点的机会，问题在意不愿意抬高，也失去了抬高的意识。瞄准射击已经变了本能，连手里端的是枪都常常忘了。比如，在众口一词吹捧一名独夫上司时，掌声和喝彩能否小一些慢一些？在摧残人性的运动中，能否克制一点狂欢？歌功颂德助纣为虐的肉麻文字能否少作？有时只需要细微的差异，就为事态的恶化有积极意义。我们的记忆里充满着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将一个个鲜活生命送进火堆的场景，而这些个体都是平平常常的好人：温和谦卑；嘘寒问暖，没人认为他们的一生曾做过恶，善始善终，连他们自己也如此认为。 尊重生命的社会必然是个人主义的，这种环境下的本职工作，就是从事自己的爱好或混饭的营生，与作恶难以结合。就像将枪口抬高一点点的经典发生在粗暴野蛮剥夺人的生命的特殊时代一样，本职工作成为平庸之恶的前提，是一部分人非法操纵对另一部分人的生杀予夺之权为基础。权力非法侵害不止，平庸之恶就没完没了，这是铁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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