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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城里哥哥姐姐的指导下，用正确的方式刷牙。有一天他们将公益理念传播给更多的人。 8月28日，小田英坐上开往天津的火车，成为开福区义仓公益推广中心救助的第7个“瓷娃娃”。 8月31日，湖南省首次民间组织公众筹款活动“绿行家”由绿色潇湘正式发起。钱从哪里来?这家环保公益组织尝试在活动中寻找答案。 无论是打游击战为主的兼职团体，还是有全职人员的专业团队，物力、财力都是民间组织发展普遍存在的问题。他们向民众募集物资、向基金会申请资金支持，都面临着能否持续发展的疑问。民众是一片蓝海，人们公益意识的提高和捐赠习惯的养成，或许才是民间组织发展取之不尽的资源。 壹 兼职公益人的“爱心哲学” “有针对性地问人要东西” “如果山区的孩子们暂时走不出来，那我们就把世界请进去”。这是开福区义仓公益推广中心“一星期支教”活动的广告词。一条被转发了近800次的活动微博，将“请进去”的“世界”具体列出了26项：画画本、中国地图、七巧板、象棋、卷笔刀等等。每个认捐人均自行采购，再寄至义仓总部。 按义仓秘书长赵世学的说法，这叫“有针对性地问人要东西”。“学生、刚参加工作的志愿者有热情、没什么收入，你要他们捐2000，他们很为难，你说捐50也可以，他们又觉得太少拿不出手。所以我们的机制是很灵活的，你只捐文具盒，100块钱可以买几十个，一大箱。对我们来说，节约了采购的人力成本。整个活动也更透明了。” 赵世学与义仓的一帮“老伙伴”们是在驴友论坛结识的。虽然去年已“落户”开福区荷花池社区正式注册，但如今这些80后兼职公益人的“群众基础”仍在网络上。今年，通过在豆瓣小组、马蜂窝、“多背一公斤”等多个网站发帖，赴怀化市辰溪县五宝田村的支教名额很快被全国各地的志愿者“认领”。“山东有个网友李阳很早就报了名，临时却来不了，他就按活动清单买了300元物资寄给我们。”赵世学说，几个最好的朋友都是这么认识的，每年的“一星期支教”就是他们的线下大聚会。去年他们又“不约而同”地生了孩子，“以后就是一家老小做公益啦。” 募集物资同时是募集人力 从学生时代开始做义工，赵世学的公益经验将近10年，现在已是长沙一家电力公司的老板。和他一样，义仓其他几位理事都是小有成就的私营业主。因为私人对活动的资金支持，义仓是长沙少有的不那么为钱发愁的公益组织。“现在我们向公众募集物资，钱是一个方面，但更主要的是募集人。通过足够健全的公益活动吸引到人加入，才是我们的目标。”赵世学坦率地说。 “一星期支教”是义仓目前运营的多个项目之一，也是他们的老品牌，已有四年的经验。WWF、宝马基金会都向活动提供物资援助。但几位负责人坦言，今年的活动规模反不如前几年那么大，“工作太忙了，一年比一年忙。” 首先是“踩点”，也就是提前赴支教的村子了解情况，确定物资需求、教育需求以及志愿者住宿等一系列问题。这项工作每年都由赵世学和另两位理事陈立平、朱杰负责。但三个人从过完年约起，直到六月底才正式成行，“两个人都四处出差啊开会，在长沙碰不上。义仓目前还没有全职公益人。” 支教的五宝田村在山坳坳里，交通十分不便，几个人开着越野车颠了一整天才到，五个“老驴”吐了三个。这也让他们最终决定，正式活动从全程自驾改为乘坐火车。事实证明这一改变相当明智，最终成行的16名志愿者中大部分都是女孩，“还得扛物资，那要都晕车了还得了。踩点就是保证我们以最少的人员损耗到达目的地。”赵世学说。正是这种专业精神，“一星期支教”的活动才能每年吸引新的志愿者加入。 “一支铅笔都带回来。” 义仓有几项“奇特”的规定。第一，物资严格按人头发放，凡是参加义仓活动的山区孩子都能得到一整套礼物，包括书包、书籍和日常用品。这次因为五宝田村适龄孩子太少，志愿者们还晃荡到邻村发东西。但余下的物资绝不留在当地，“一支铅笔都带回来。”赵世学坦言，他担心的是太多的物资放在村里，没有充分利用起来。义仓长沙总部也不囤积物资，“我们没有专人打理，一般只按项目募集。” 另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是，到当地义仓只捐物不捐钱，有时志愿者们看到农家确实太贫困，会情不自禁地掏钱，团队不会阻止，但私下他们绝不支持。“给钱你能给多少呢?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会让这些孩子一直想着，明年那位义仓的叔叔还会给我多少钱呢?要是我们明年不去呢?”说起这些，一向爱调侃的老赵会有些沉重。 虽然“号称”不捐钱，但正因为支教，义仓衍生出来一个更“花钱”的项目：瓷娃娃帮扶计划。他们遇见的第一位“瓷娃娃”叫沈强，因为长期缺钙，他罹患成骨不全症(又称“脆骨病”)，常年面临骨折的痛苦。在营养普遍缺乏的农村，义仓活动几乎每经过一两个村，都会遇见一两个这样的孩子。 经过两年的实践，义仓的资料库里已经有10多个瓷娃娃，并形成一套较成熟的运作体系。北京的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瓷娃娃关怀协会都是他们的合作伙伴，为孩子们提供专项治疗。8月28日，瓷娃娃小田英坐上了去天津的列车。老陈不仅帮忙订好卧铺票，还联系好车站公安，可直接将她送进站台上车;到天津则有救护车直接进站。因为小田英之前是住在省儿童医院接受救治，义仓也与院方基本达成合作协议，儿童医院将派医生全程陪同救治。 年度活动“一星期支教”和瓷娃娃帮扶都落下帷幕，老赵又琢磨着新活动，“我正想着加入绿色潇湘呢，我们是游击队，他们可是八路军啊!” 五保田村的小男孩正在阅读关于江豚保护的书籍。这次义仓“一星期支教”活动，得到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物资支持。 贰 全职环保人的“资金链” 不光是给钱，而是通过项目申请与运作让民间组织更好成长 作为目前长沙发展最成熟、拥有4名全职员工的环保公益组织，绿色潇湘在基金会学到的第一件事，是如何做项目申请书。 2011年起与绿色潇湘合作的SEE基金会(国内首家环保专项非公募基金会)官方网站上，有一份事无巨细、2000多字的项目建议书。项目背景、立项理由、项目目标、项目实施计划、项目风险分析、预算摘要、利益相关方分析等公益组织开展活动必须考虑的各方面问题，都详细列明在这份建议书里。 用绿色潇湘传播主管孙成的话来说，这2000多字的建议书如同一张简易但清晰的思路导图，“能够帮助公益组织理清思路，把项目的目标、执行、预算想得很清楚。” 但实际申请的流程仍是复杂繁琐的，让一些缺乏经验和人力的组织望而却步，另一些组织则因达不到要求而被挡在门外。“这些都是由幼稚到成熟必经的阶段。”作为绿色潇湘成长、成熟的见证人，孙成的这句话平静而坚定。 “成熟的民间组织对自己的工作是有规划和把控的，而能否顺利完成一个项目，则是规划和把控的最好体现。”SEE基金会的资助部高级项目官员郑钰认为，民间组织与基金会之间并不只是“要钱”和“给钱”的关系，而是通过向基金会申请活动项目，让自身更好地成长。 但对初创时期的民间组织来说，无法完成项目申请并不意味着“坐以待毙”。有些比较特殊的基金会对资助对象的要求非常低，“有时候就是支持人员的工资、房租，不问项目”。绿色潇湘获得的第一笔资金就来源于这样的基金会，全球绿色资助基金(GGF)。“他们就是希望这些草根组织能活下来，只有活下来才能谈工作质量。”孙成说。 “组织员工培训，如果三个人能够达到效果，就不用去四个人。” “钱袋子”不仅“送钱”，更要审核钱花得如何。8月31日，绿色潇湘“2012年湘江守望者年会”，SEE基金会高级官员郑钰和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项目主管李妍便列席其中，“我们主要是实地查看一下项目进展情况如何，财务状况如何，有没有需要改进、完善的地方。比如公益组织员工培训，如果三个人能够达到效果，就不用去四个人，如果每个人300元够用，就不用310元。”对绿色潇湘而言，即使现在依靠基金会“活”得还不错，但扩展“资金链”已经提上工作日程。 年会举行的同时，绿色潇湘“绿行者”公众筹款活动正式启动。“绿行者”最初的创意来自在上海大热的大型公益活动“一个鸡蛋的暴走”，志愿者们将在8小时内走完20公里规定路线，并在活动期间通过各种方式，向亲朋好友筹集善款最少1000元。在绿色潇湘设定的目标里，这次活动将有超过500个“绿行者”报名，将组建超过50个“创绿家”参加挑战，共有超过500人为绿色潇湘捐钱，直接影响人群2000人，影响超过10万人。 这是一次大胆的设想。7月初绿色潇湘召集志愿者开了一次活动介绍会，在会上，众人一边为活动的创意叫好，一边也纷纷捏了把汗。 “既要完成徒步行走，又要筹集到善款，目标设定是不是分散了一些?”“在长沙这样的城市，1000元的善款金额是不是难度大了点?” 还好，活动发布当天下午，就有几位市民打电话说想组团参加。“8小时20公里还比较好完成，要筹够1000元，可能就没那么容易了。”运营主管戴晓艳欣喜之余，对于活动能否成功举办，并没有十分把握。 “要想获得持续健康发展，多样化的资金来源是必须的。” 事实上，在启动“绿行家”活动之前，他们早有向公众筹集资金的经历。 2012年11月至12月，绿色潇湘理事刘建勇分两批向绿色潇湘捐赠了203瓶湖南特产腐乳，帮助绿色潇湘筹款，所筹款项全部用作员工发展基金。两批腐乳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售罄，共募集资金2030元。 另外，戴晓艳还尝试着建起一家公益二手书店，由长沙扉页咖啡馆提供场地，绿色潇湘负责运营。除了通过售卖市民捐赠的二手书筹集资金、支持绿色潇湘“湘江守望者”在湘江沿岸的环保工作外，戴晓艳还希望培养人们的公益意识。 今年3月，二手书店正式开张了。“到现在一共卖了一、两千块钱吧，运行不是很理想。”她分析，二手书店需要专人打理、维护，很多志愿者都有自己的事情，无法满足这样的需求。 尽管二手书店的运营不是很理想，戴晓艳和同事们没有放弃公众筹款的想法，“公益组织要想获得持续健康发展，多样化的资金来源是必须的。”财务状况也“要求”他们这样做。绿色潇湘2012年度报告显示，2012年善款收入60%来源于基金会，5%来源于个人捐赠。“2012年，绿色潇湘收到社会各界捐赠的善款，较上一年度下降约四分之一。加强公众筹款将是他们2013年的工作重点之一。 正在研究国内公众筹款问题的上海瑞森德企业社会责任机构执行总裁刘盛，用“靠前”、“意义重大”来形容这家内陆民间公益组织的活动。“民间组织从公众中间筹集的善款，如果能够达到善款总收入的30%，这家机构将可获得健康、持续的发展。”在刘盛看来，绿色潇湘与长沙社会组织在公众筹款、筹集物资上仍然任重道远。 记者手记 公益观念转型是民间组织发展必由之路 □王安琪 据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统计，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国社会组织增加值比重在2009年曾达到0.35%，之后开始一路下跌，到2012年只剩0.23%，这个数字甚至比2007年还低18%。这就是大陆社会组织部门在国家经济盘子中的体积，更难堪的是，它还在继续缩水。 一句话，大环境不好。长沙的情况自然不例外，缺资金、缺物资、缺人手，许多民间组织都倒在这三块多米诺骨牌之后。 但和中国其他事业一样，仍有一部分人“逆势上扬”，在资源奇缺的土壤中，找到了可持续发展之路。虽然老赵打趣说，义仓和绿色潇湘有游击队和正规军的“巨大”差异，但两个团队在公益观念转型、危机意识与紧迫感上却是相通的。 同样，与中国其他事业一样，仅靠一部分团体、基金会以及政府支持，公益的长远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没有大多数人的支持和参与，什么事业都不可能走远。因此，看上去难度不小的“绿行家”项目倒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因为它将在对“公众筹款”依然比较陌生的长沙撒下种子，总有一天它们将长成大树。 声音 民间组织需要有一套价值体系 来阐明工作价值和重要性 难度最大的是环保NGO(非政府组织)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判断、价值观，以及NGO关于社会变化的一整套哲学体系，公众能否理解、接受和支持，环保NGO解决问题的核心能力公众是否相信和认可，这些才是硬骨头。 NGO对自己的事业要有自己的解释，使别人明白并欣然接受这个现实，NGO还要有能力去广泛传播这些解释。然而这个“解释”,我们尤其缺乏，相关思考和讨论都很少。 总有一天政策会放开，总有一天国外的资金会离开。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如果脱离了国外的资金不能生存，它怎么还能称自己是“民间组织”,如果得不到草根大众的支持，怎么又敢自称是“草根组织”? 而要想做好“民间组织”、“草根组织”,我们就要有一套价值体系，来阐明我们工作的价值和重要性，同时回答支持我们的公众的疑虑。 (陈冀俍 伯尔基金会环境与能源项目经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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