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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夏商周时期的乌兰察布
第一节 夏商周时期游牧民族的兴起
一、夏商时期荤粥、鬼方的兴起
早在夏朝以前就有文字记载，有荤粥活动于北方。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中首先记载了公元前６０００年的黄帝，同时也提到与黄帝部落同时并存的、活动在北方（包括今乌兰察布地区在内）的荤粥。“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这段话中提到的涿鹿应在今河北省北部的张家口地区。到尧唐时，这一地区向北直到阴山南为冀州地，也就是说今乌兰察布市境南部属冀州地。在尧将帝位禅让于舜，舜虞分天下为十二州时，这一带属并州。禹继舜位后，也就是夏朝的开始，设立九州时，这一带又属冀州。
在夏朝时期（约前21——前16世纪），夏朝前期乌兰察布地区由于气候变冷，原中原北上的农耕人群向南迁徙，这些人群南下，一直影响到晋中以北地区并向太行山以东地区施加影响；向西南，一直传播到关中以北和以西部分地区。在此期间今乌兰察布地区是游牧民族荤粥活动的地方。在夏朝时荤粥与夏为邻。但中原华夏对他们的认识非常模糊，只知他们“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以攻侵伐，其天性也”等一些情况，商灭夏时，夏的一些居民还跑到北方荤粥中来，这一狩猎游牧民族与夏朝有着密切的关系。距今3800年左右，即夏朝后期，在乌兰察布地区又有了农耕人群在活动，这些活动的遗存，在乌兰察布市的凉城县杨厂沟、三道沟、板城和老虎山等地区均有发现，相当于朱开沟文化晚期村落遗址，面积很小，房屋建造得非常简陋。其文化内涵较单一，陶器制作粗糙，以蛇纹鬲、带纽花边罐、盆形甗和盆为主，纹饰以绳纹为主，这与环境恶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气候干冷，不适宜农耕，这一农耕民族很快被迫南下。
商朝时期（约前16——前11世纪），在甲骨文中记载有土方、■方、鬼方、羌方、龙方、獯育（荤粥、薰粥）等，都是一些游牧部落。
其中鬼方根据历史专家认定，所处的地理位置与猃狁相同，其活动范围较广泛。古代隗与鬼同，《诗经·大雅·荡》郑笺云：“鬼方，远方也，”不确指何方。《论衡·订鬼篇》引《山海经》（今本无）云：“北方有鬼国。”干宝《易经》注云：鬼方“北方国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国语·郑语》中说：“当成周者，西有虞、虢、晋、隗、霍、扬、魏、芮”。宋衷《世本》注说：“鬼方，于汉则先零戎（羌）是也”，则其地望在我国西北。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说，殷代的鬼方，似当在晋南，西周和春秋时代，似在西北的陕西境内。邹衡认为夏商时的淳维、鬼方，经过多次迁徙，到了春秋之时，其分布比较集中在今山西南部，其在夏商之时，或当靠北。《蒙文通》据《山海经·海内北经》：“鬼国，在贰负之尸北”，就是说在今鄂尔多斯境内。鄂尔多斯，即今内蒙古河套地区。王国维言，此隗国者，即唐叔受封之怀姓九宗，皆“出于古之隗方”。有的专家认为鬼方在西北的陕西境内或山西南部，或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境内，不一而足。王国维则认为，虽游牧之族，非有定居，然殷周间之鬼方，当由宗周之西而包其东北，与昆夷、■狁（猃狁）的地理位置相同。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说商周的鬼方，“活动在今陕北、内蒙古及其以北的辽阔地区，是强大的游牧部落”。从上述这些论述中，我们认定鬼方是北方的游牧民族，不可能有绝对的定居，他们流动性大，也不止一支，而是一个民族的共同体，其活动的地域范围，也不限于一地。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亦标注于今呼和浩特市及乌兰察布市一带，乌兰察布地区属鬼方的一部分，鬼方有远方和北国之解释。按商朝所谓的方，即氏族或部落之意，诸方国与商朝的关系是属领关系，在商朝强大时就服从，否则就背叛。因鬼方是诸方国中势力最强大的一支，长期处于与商朝敌对的状态。《易经》中记载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说明商朝武丁曾历时三年，击败鬼方的势力，使商朝的势力北扩到包括乌兰察布地区在内的内蒙古南部，使境内又开始有农耕民族进入。商朝到武乙以后，由于武乙的无道，国力渐衰。史载：“帝乙立，殷益衰”。商朝因国力衰退，已无力征服和控制属领，使鬼方势力继续南扩。战争进行，民族流动，是北方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有力促进各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到商末周初时期，全国气候整体进入小冰期，气候变冷。在今乌兰察布地区由于商和西周之间的征伐，无力北顾，处于今乌兰察布地区的民族为躲避恶劣的环境而南下，寻找适宜农牧业发展的有利环境。此期间乌兰察布地区，无论农业文化，还是畜牧业文化的遗存都很少发现，出现了空白，说明人类绝大多数已迁出今乌兰察布地区。
二、西周时期猃狁的兴起
西周时期（约前11世纪——前771年），生活在北方的游牧部落越来越多，分布日广。有猃狁、犬戎、鬼方、山戎等十分活跃，泛称戎狄。西周中期在乌兰察布地区活动的少数民族主要有鬼方和猃狁，在甲骨文中有鬼方的记载，在史书中记有猃狁，实际上都是指存在于北方某支游牧部落，也称赤狄。活动于今乌兰察布地区的鬼方文化较高，经常和西周发生战争，小盂鼎记有成王二十五年伐鬼方的记载。其时鬼方已经掌握了战车技术，作战时多用车战。在周康王时有一次与鬼方作战，曾俘车多至百辆。周宣王时命将出师，始见有猃狁之称，猃狁也就是原鬼方或其中的一部分。猃狁在周宣王时曾一度打到周的镐京，直进到泾水北面，后来被周反击，退回太原（西周时太原，即汉朝时的五原，在今巴彦淖尔市五原县至包头市一带）。在《诗经》里的诗句中，记载了西周对猃狁战争的情况：
“猃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
“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后，猃狁之故。”
“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岂不日戒，猃狁孔棘！”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中，猃狁于襄。”
从这些诗句中可看出猃狁之强大，西周与猃狁的这些战争发生在公元前8世纪。由于战争，猃狁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但西周也因四处出击，丧失严重，其统治也面临全面崩溃的危险，周宣王儿子幽王即位后，重用善谀好利的古石父为卿，宠爱褒姒，废除了太子宜臼与其母申后，立褒姒子伯腹为太子，引起国人的不满，宜臼奔申，申侯联合缯人、犬戎攻幽王，幽王燃烽火招诸侯兵，兵莫至，遂被杀于骊山之下。这里所说的犬戎，亦即猃狁。
三、春秋时期北狄的兴起
春秋时期（前770——前476年），孔子删定古史，对四方少数民族的称谓有所变化，始以狄字称北族，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称，也就是说生活在北方的各游牧民族被泛称为狄。根据《孟子》、《庄子·让王篇》、《吕氏春秋·审为》、《淮南子·道应训》皆有“狄人”的记载。狄字，同翟，《绥远通志稿》记载“蒙语称众、称部之意，亦即现今的忒、特等字”。“古代中原不明北族称众、称部之意，而听其语尾多作特、忒之音，遂概呼之曰翟或狄”。《山海经》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有“北狄之国”的记载。《魏书》、《北史》说黄帝之孙始均的“北狄”，亦即“始均之裔不交南夏”。狄人是由荤粥、猃狁转化而来，是随世异名，因地殊号，而且时分时合，迁徙不定。至于猃狁、狄之犬字旁，显然是华夏族出自民族的偏见，为后人所附加，其自称决非如此。因此，北狄应当生活在包括乌兰察布地区在内的中国北方。狄又包括赤狄、白狄等，活动于今乌兰察布地区的主要是赤狄。夏商西周时的荤粥、鬼方、猃狁等各族的名称在历史上消失了，而狄是荤粥、鬼方、猃狁等族逐渐融合而成，是以一个新的族名取代旧的族名而已。狄生活在今乌兰察布地区的北方诸部落，曾对中原各诸侯国造成威胁。狄于晋献公十五年伐邢，十七年伐卫，一度占据了太行山地区，势力达晋东、齐鲁。春秋中后期，中原华夏各国日益强大，而北方各部族仍处于“各自分散”、“各有君长”、“然莫有相一”的状态。在秦穆公霸西戎时，赤狄和白狄也被晋降服。戎狄或灭或降，或杂居于春秋各国之内，或被北逐。也就是说春秋末期，靠近中原的部族一部分与华夏族逐渐融合，一部分则仍生活在今长城边缘地区。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崞县窑墓葬就是相当于春秋晚期赤狄中楼烦族的遗存，毛庆沟墓地的一部分主人可能也与楼烦族有关，时间在春秋中晚期至战国中期。
四、战国时期楼烦、匈奴的兴起
战国时期（前475——前221），林胡、楼烦、东胡逐渐成为北方几个主要游牧部族，并称“三胡”。其中林胡部族最大，出现了“林胡遍野”的状况。前475年（赵襄子元年），“赵襄子逾句注，而破并代北以临胡貉。”{1} 赵兼并代国后，拓边至晋北，与林胡、楼烦等相邻。其后，三家分晋，“则赵有代、句注之北，……以与戎界边。”{2} 而东胡的居址已接赵边，曾一度占领赵国代郡。到前273年（赵惠文王二十六年），赵国才夺回代郡。与东胡最近的是燕国，燕国长期遭受东胡的袭掠，不得不与东胡建立互市关系，并以大将秦开为人质，留居东胡地。当燕国强大后，于前284年（燕昭王二十八年）打败齐国后，燕昭王召回大将秦开，命其伐东胡，结果大破东胡。东胡败退千余里，燕国开始在部分地区筑长城拒东胡，这一带包括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等部分地区。林胡、楼烦占据阴山以南今乌兰察布南部和呼和浩特及鄂尔多斯市东北边沿一带。东胡占据今辽宁、河北与乌兰察布市兴和县部分地区。他们与秦、赵、燕频繁接触，互相交往，由于各自的利益，时而发生战争，在长期的活动中，或发展壮大，或融合在一起。因气候整体向暖湿方向发展，今乌兰察布地区再次出现有利于畜牧业发展的生态环境，于是形成了发达的畜牧业文化。随之农业民族再度北上，促进了农牧业的融合。到战国中晚期，一部分北方民族逐渐融合于农业民族之中，为赵武灵王向西扩土创造了条件，促使融合成为新的民族——匈奴的强盛，逐渐统一了北方的狄、戎等部落，出现了匈奴帝国。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发现的不同生活习俗的民族共同使用一个墓地的现象，说明这一地区民族的和睦相处，平等相待。他们与华夏各部落接触频繁，时而和平交往，时而兵戎相见，各自之间的各部落也时战时和，不断融合，而今乌兰察布地区正处于民族融合的前沿阵地。
五、中原国家的北扩
战国时期，燕、赵、秦等中原诸侯国不断向北蚕食北方各族的土地，地域逐渐向北拓展。赵武灵王时期（前325——前298年），赵国强大起来后，占据了乌兰察布南部丘陵区和呼和浩特平原区。开始向北攻击林胡、楼烦，林胡和楼烦归属赵国。而在今乌兰察布阴山北麓与大漠之间的蒙古高原一带生活着匈奴人，这里地势辽阔，水草丰茂，四通八达，禽兽众多，是理想的畜牧、狩猎之地。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其以阴山为根据地，发展为匈奴联盟，广泛占据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前310年，匈奴地域南与燕、赵、秦相邻，使大部分林胡、楼烦归附了匈奴。前307年（赵武灵王十九年），赵武灵王在原阳（今呼和浩特八拜古城），开始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长处，“胡服骑射”，从此，赵军势力大增，前306年（赵武灵王二十年），率众兵打败林胡、楼烦，就开始“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治阴山筑长城，并设置云中、雁门、代三郡，开始对北部实行政治统治。
据考古发现，赵国北部长城东西横贯今乌兰察布市中部，先由河北省进入代郡延陵县，即今兴和县大同村境内大青山麓，向西经察右前旗黄旗海北，集宁区土城子村北山坡，卓资县旗下营，过呼和浩特市陶卜齐山口，再向西经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右旗水涧沟口一带入大青山，于包头市固阳县继续向西沿伸，经乌拉特前旗西白彦花，直抵古高阙塞，即今巴彦淖尔市乌拉山大坝沟口。其中在乌兰察布市的这段长城，大部分地段遗址比较清楚，为夯土结构，基宽一般为3米，残高1—1.5米，在察右前旗、卓资县境内的少数地段有石筑墙垣。乌兰察布市境内的赵长城以卓资县境内保存较好，长城残高1—2米，基宽11米，夯筑痕迹明显，夯层厚10—12厘米，最多处夯层有25层。
在今乌兰察布市的赵长城内侧，每隔一定的距离就建筑一座小型供兵驻用的障城，这类障城紧依长城墙体而筑，平面呈方形，规模最小的东西长23.5米，南北长13米，最大的东西长120米，南北长100米，内除散布有少量绳纹板瓦外，无任何遗物。
另有燕国长城北起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逶迤于张北与赤城之间，史载燕国长城自造阳（河北怀来东北）至襄平（辽宁辽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燕长城的修筑，对维护长城以南今兴和县南部地区的稳定，巩固燕国的统治，促进民族融合，开发社会经济，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赵国设置的三郡中，曾管辖今乌兰察布市境内的有两个郡，即雁门郡和代郡。
雁门郡，辖境除今山西北部几县外，还包括今乌兰察布市丰镇、凉城、集宁、察右前旗等地方。赵长城以南的今乌兰察布高原地区，发现有赵国古城遗址遗物，是其时在雁门郡屯驻重兵的物证。
代郡，赵长城东起代，代郡管辖赵长城以南的地区，在兴和县境内设有延陵县。代郡辖境应包括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赵长城以南的部分地区及丰镇市部分地区。
赵武灵王死后，国势日衰，控地缩小，赵北边良将李牧率兵常驻雁门、代郡防备匈奴。他采取“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的防守策略，以逸待劳，养兵十数万，备战车1000余乘，精骑13000匹，勇士5万人，善射者10万人，大加操练，随后设计诱敌，使民众四出，牲畜遍野。李牧曾大破匈奴军10万骑，并降林胡，此后十余年，匈奴不敢接近赵国边郡。前229年（始皇十八年），秦将王翦率军攻赵，惧怕李牧善用兵，用重金贿赂赵君宠臣郭开，行反间计杀死李牧，次年，秦灭赵国，版图并入于秦。
战国时期，雁门郡、代郡的设置，是统治今乌兰察布地区最早的行政建置，为后来秦汉所沿袭。在雁门郡、代郡管辖之下的人民，既有从内陆北上的华夏人，也有原来当地的北方民族，是华夏族与北方诸族杂居的地区。随着迁徙人口的增多，出现了一些城镇，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发现战国时期古城遗址８座，其中有凉城县境内的索岱沟古城遗址，位于麦胡图镇索岱沟口，遗迹已残缺不全，四周基址遗址已断灭不完整，废址周长约2公里。有凉城县双古城古城遗址、天成古城遗址（东双古城遗址）、板城古城遗址、左卫窑古城遗址；有卓资县境内的土城子古城遗址、不浪沟古城遗址、六苏木城小古城遗址。有些古城为以后秦汉各朝所沿用。在凉城、丰镇、察右前旗等境内发现战国村落遗址40余处，其中在凉城县境内发现的最多。城镇和村庄的兴起，应与当时军事屯戍有关。长城沿线设置城、障、烽、燧，逐渐发展成居民点、贸易点。虽然在今乌兰察布境内的这批城镇和村庄性质还偏重于政治和军事，但随着经济的相对发展，人口的逐渐增多，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日益密切，对后来乌兰察布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村镇的出现，对中原农耕文化向北扩散及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流及发展，促进华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合，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总之，中原国家的北扩促进了华夏族与北方民族的融合，为以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乌兰察布地区的青铜文化
一、青铜文明时期的乌兰察布地区
在今乌兰察布地区生息的先民与中原地区的先民一样，于夏商周时期进入了青铜时期，创造了青铜文明，大体出现的情况和中原二里头文化相当。先民们在今乌兰察布地区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存，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制造青铜器的技术，并保持有自己的特色。
乌兰察布市凉城县永兴毛庆沟、饮牛沟、崞县窑墓葬、水泉墓地等遗址都发现有青铜器，反映了夏商周文化的特征。他们使用的工具有青铜剑、刀、矛、戈，青铜马衔、铜镞和陶罐、铁箭，以及具有民族特色的动物纹饰牌等。尤其以带扣和各种饰牌组成的腰带饰最为典型，反映出北方民族特有的文化。他们饲养有猪、羊、牛、马等牲畜。这些都代表了属于春秋中晚期至战国中期的北方青铜文化。
戈 带钩
1983年，在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崞县窑发掘清理31座墓葬，出土文物753件，以青铜器为主，青铜器中多服饰器，工具少。发掘者将这批墓葬分为三期，分别为春秋晚期的早晚阶段和战国早期。出土的青铜服饰器有带扣、鸟纹饰牌、虎羊饰牌、扣饰、铜铃、管状饰件、铜环、耳环等。工具仅有两把铜刀和一件鹤嘴斧形器。出土陶器２８件，多数为泥质陶，少数为细沙陶。陶器以素面为主，纹饰有细绳纹、弦纹、划纹和压印纹。器类比较简单，以双耳壶和鼓腹罐为主，还有双耳罐和单耳罐。
1979年，在乌兰察布市凉城县毛庆沟墓地发掘出79座相当于春秋中晚期至战国中晚期墓葬，{2} 出土青铜短剑16件，铁短剑14件，最具地方特色文化。铜铁短剑都是剑身剑柄连铸，柄首为相对、相背的二鸟头联结成圆环形，剑身直刃，剑格稍下斜，均有柱状脊，是北方游牧民族的短剑。出土的戈为一胡、二穿。镞有铜镞、骨镞，均三棱有翼式和銎式。刀有铜刀、铁刀、系弧背凹刃。出土装饰品种类多，数量大。有带扣鸟形饰牌、双鸟纹饰牌、长方形兽纹饰牌及其他各种铜饰件组成的腰带饰等。此外，还有玛瑙、绿松石项饰等。另外，出土和征集陶器４２件，器形比较简单，以小口圆腹罐、鼓腹罐和带耳罐等罐类为主，还有鬲、盆各１件。纹饰以绳纹为主，主要装饰于泥质灰陶罐的肩部和腹部，在口部、肩部以及腹部往往还划有数道弦纹，此外，还有少量波浪折线纹和附加堆坟等。
２００８年５—８月份，由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勘探和发掘位于凉城县永兴镇水泉村西约一公里处的蒙古哈达山南坡林地内古墓２７座，断定为战国中晚期的墓葬。２７座墓的墓向有西北向、东北向、西向、东向４种；结构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其中有３座墓存在生土二层台、一座墓带有头龛；有九座存在棺，其中有两座附带有椁，棺椁皆已腐朽成灰。埋葬方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另有一座侧身葬和一座屈肢葬，多数墓葬人骨保存较好。随葬品方面，有７座墓无任何随葬品发现，另２０座墓葬中多数随葬品也较为稀少，其中１４座墓葬仅有一两件随葬品，其余６座墓葬随葬品相对较多；随葬品根据形制可分为陶罐、铜（铁）带钩、铜（骨）簪、铜（铁）牌饰、铜（铁）环、铜铃、铁剑、铁（骨）匕、铜（玉）扣、骨锥、骨珠、玛瑙珠、玛瑙管、蜻蜓眼等，其中随葬陶器的墓葬仅有２座，而随葬带钩的墓葬最多，有１１座，且皆被打去钩首，应是一种葬俗表现；另外，随葬品分布也相对固定，多分布在死者的头部、腰部附近，也有少数分布在死者的脚部、胸部。发现有殉牲的墓葬１０座，殉牲动物有牛、羊两种，殉牲所有的部位有头骨、肩胛骨、肢骨、蹄及肋骨；其中有５座墓发现殉牲牛或羊头骨，数量为４—１１具，并且这５座墓葬皆为东北向，随葬品也相对比其它墓为多，而另５座有殉牲的墓葬仅发现肩胛骨、肢骨以及肋骨和脊骨。这些遗物与鄂尔多斯发现的青铜器类似，颇具北方游牧文化特色，其晚期器物多为铁制，形制如铜制品，反映出从青铜时期向铁器时期的过渡。如青铜短剑、刀、管銎战斧及各种动物纹饰牌、饰件等，与中原及东北地区的青铜器文化存在明显差异，是具有独立体系的北方青铜器文化，这一独立体系在中国乃至世界也有一定的影响，为研究战国中晚期葬俗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二、乌兰察布地区青铜时期的文化艺术
夏商周时期，今乌兰察布地区在新石器时期萌芽的文化艺术的基础上，产生了极具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青铜器文化艺术，是中国青铜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刻纹和彩绘的陶器艺术，陶器的纹饰以绳纹为主，附加堆纹、瓦棱纹、篮纹等。陶纹是当时人们创造的一种应用非常广泛的实用技术，并有一定的规律性，具有装饰美感。少数彩绘主要有云纹、动物纹、卷曲纹等，是构图技术的新发展。从造型艺术上看，三足瓮、甗、鬲、直口罐、敞口罐、曲腹盆、斜腹盆等，其造型十分美观，反映了当时人们具有较高的审美观。
青铜器是这一时期最具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的艺术珍品。乌兰察布市凉城县永兴毛庆沟、崞县窑等地出土的青铜器，以动物纹饰著称于世。青铜器有圆雕、浮雕、透雕三种。兵器、容器多用圆雕，表现有完整的动物形象。浮雕常见于兵器柄部和铜饰牌上；透雕多表现完整的动物形象，主要见于较晚的一些青铜饰牌上。鹿、虎、羊、马、狼、兔、牛、鸟等动物神态形象逼真，反映了浓厚的草原民族艺术特色。如崞县窑出土的透雕虎噬马纹饰牌，底边和前缘饰绳索纹，鎏银铜虎饰牌，虎和牛的形象都栩栩如生。在毛庆沟、饮牛沟的墓葬中也出土了透雕的动物纹饰牌，构图都形象而新颖，造型典雅，花纹富丽，具有似像非像之间的神秘色彩。此外，永兴毛庆沟、崞县窑、永兴水泉村出土的由带扣、铜环组成的腰带饰也具有鲜明特色。
在青铜文明时期还产生了阴山岩画，在地处阴山山脉周围的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察右后旗境内及包头市的达茂旗发现岩画点，这些岩画不仅是古代游牧民族的艺术典型，同时也是游牧民族原始世界观的精神生活的实物资料。这里仅对乌兰察布境内的岩画作一介绍。
四子王旗查干哈萨图岩画，1988年文物普查时发现，位于四子王旗卫井苏木西北约50公里处的查干哈萨图的一个台地面侧的斜坡上。这里距中蒙边境15公里。在这个斜坡面上有一些同坡面的倾斜度基本一致的岩石盘，散落在其间，岩石高出地面0.2—1米，岩石呈灰白色、粗略但平面光滑。创作岩画的岩石盘约40—50块，每块岩画幅数也不尽相同，少则2—3幅，多则10多幅，岩画多表现奇蹄印，当地牧民称之为“马蹄子”。据专家考证：岩画内容是与猎手和游牧民族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因为野生动物和家畜是游牧社会生存的物质基础，希望猎获的野兽和家畜的成长，是决定游牧民族的思维方法。在山岩上凿刻蹄形印的目的可能是标志着动物存在和常走的方向，并和“拟巫术”的思想相连、相结合。这处岩画根据中国著名岩画专家盖山林先生考证年代上限大致为新石器时期，下限为青铜器时期。
察右后旗三井泉岩画，1990年文物调查时发现，位于察右后旗三井泉乡东北沟7公里的三井泉村与八号地乡杨铁房村之间的丘陵上。在这一丘陵上有巨石盘散落其间，在巨石上刻画着许多岩画，内容主要有北山羊、奔羊、符号等；在八号地乡毛驴沟村北发现一幅凿刻有鹿形的岩画，鹿的腿短细，不成比例，而身躯修长，面部长而宽。岩画年代为青铜器时期。这些岩画是古代艺术界的一朵奇葩。
三、游牧区域文化的形成
乌兰察布地区地处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接地带，是游牧文化重要的起源地之一。因此这一带是对古代不同文化系统南北关系求索的“钥匙”。从相当于龙山文化早期的乌兰察布市凉城县老虎山遗址出土种类较多的细石器，如石刀、石镞等，与定居农耕民族的石器、陶器、房址共同存在，说明该文化遗址属于原始农业、畜牧业、狩猎业等多种文化因素共存的混合型经济，也就是游牧民族文化形成之前的文化特点。
游牧文化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距今3500——1200年左右，气候明显转向干凉因素引起的。从考古情况分析，到夏朝中期以后，发掘的墓葬中陪葬品除了猪下颌骨外，还有数量较多的羊下颌骨，说明畜牧业因素的明显增强。从出土的青铜器看，墓葬随葬物多为铜戈、短剑、铜刀、铜镞、饰牌、装饰器等，都是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系列青铜器的特征，而且殉牲习俗较为普遍。另外，根据孢粉和地层剖面分析，蒿科和藜科植物占多数，已接近典型草原环境。由于气温向干冷发展，农耕人群退出了这一带而南下，代之而起的是游牧文化民族的进入和留居原地农耕文化的先民们为了生存，也转向了游牧生活，形成了北方典型草原游牧文明的青铜文化。
游牧文化的兴起和游牧经济形成，是人类为了适应生存环境的产物，也是社会大分工的必然结果。为了生存人们把草原不能直接食用的自然资源，通过养畜而转变为肉、乳、皮、毛等，以满足人们日常的需要，同时也丰富了人们的经济、文化生活。这一转变，凝聚着先民们的智慧，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一样，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游牧民族的兴起发展，并与中原农耕文化有着密切的交往，二者互相交融，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第三节 夏商周时期乌兰察布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夏商周时期，今乌兰察布大部分地区进入了青铜器时期，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新的飞跃。这一时期今乌兰察布的阴山南麓和蛮汉山前山地区是以牧业为主的农牧混合型经济；阴山以北的地区，依托广阔的草原，由狩猎、采集兼营畜牧，演变为牧猎经济。青铜器冶铸是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标志，对当时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农业：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有石刀、石斧、石锄、石铲、石锛等掘土、砍伐类工具，且多为磨制。此外还有骨铲。他们用石器工具进行种植、采集和狩猎活动，并出现了渔猎经济。
畜牧业：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崞县窑墓地了解到有种类繁多的青铜工具、武器和大量的动物纹铜饰牌，并普遍存在殉牲的习俗；而乌兰察布市凉城县毛庆沟墓地殉马、牛、山羊及羊肩胛骨，其中也有殉狗的，男性除殉牲，随葬青铜工具、兵器外，还有在头部放置马具的习俗。由此得知他们已经开始饲养马、马鹿、羊、牛、猪、狗、山羊，而马具的发掘可见牧猎生产是当地居民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和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部门。鹿类、野猪、狍等是他们猎获的主要对象，羊、马、牛、猪、狗是饲养最普遍的家畜。
 冶炼业：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北方民族已掌握了高超的冶铸技术。在凉城县崞县窑出土有战国时的铜壶，在麦胡图出土有战国时的铜鼎；在卓资县亦出土有战国铜鼎。在凉城县永兴镇毛庆沟墓地出土的形制完全一致的6件青铜短剑和4件铁制短剑，还出土了30件铁制的虎纹饰牌，双鸟纹饰牌。表明该地区已由青铜冶铸向铁器时期过渡的转变。
制陶业：制陶业是这一时期发展迅速的一个手工业部门。夏商主要器物有：甗、三足瓮、鬲等，其中在凉城县马鞍桥山出土的鬲器造型比较特殊，为研究鬲的起源提供了实物资料。春秋时期，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地区的陶器多数为泥质灰陶，轮制为主，制作规整，胎薄，器表还留有轮制的旋纹，火候高。但少数红褐陶为手制，器形不规整，器表凹凸不平，火候偏低。以素面或绳纹为主，器类也较简单。战国时期主要有：罐、钵、盆、豆、釜、壶、甑、瓮、纺轮等。在毛庆沟墓地附近还发现了有关的窑址遗迹，且出土了与墓葬中相同的遗物，如陶器、铁刀、箭头等；在窑址发现与墓址出土相同陶器，说明所用的陶器都是当地烧制的。这充分证明中原农耕文化的制陶技术已扩展到阴山前山的乌兰察布市地区。
建筑技术：房屋建筑是建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大事，不仅能够反映人们居住状况的改善，也能体现出建筑业的产生与进步。在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发现的夏商、春秋、战国村落遗址有：杨厂沟遗址（厢黄地）、马鞍桥山遗址（厢黄地）、驼盘遗址（麦胡图）、雕王山遗址(永兴镇花家窑村北)、人美沟遗址（崞县窑）、胶泥沟遗址（程家营）、嗦啰湾遗址（十九号嗦啰湾村东北）、大厂汉营遗址（双古城）等村落遗址，这批村庄的出现，对中原农耕文化向北扩散及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流发展，促进华夏族与北方民族的融合，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奠定了以后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基础。
商业：春秋战国之际，金属货币开始流通，今乌兰察布地区与中原各国的商品交往也日益频繁。出土有春秋时期的铜贝、桥形币，战国时期的燕明刀币、赵布币、齐刀币等说明当时此地使用过好几种货币。货币流通，表明乌兰察布地区与内陆保持着密切的商业贸易往来。今乌兰察布地区的物产不断输入中原各地，中原各地的物产引入，也促进和丰富了今乌兰察布地区的生产、生活。在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崞县窑出土的战国蟠螭纹铜壶，形制花纹与中原完全一样，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而在第二圈图案中，镌有穿短裙跳舞的人物图像，是北方游牧民族的装束，突出显示了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而毛庆沟墓地出土有中原流行的料珠、陶鬲、带钩等，都反映出中原当时流行的文化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此外，今乌兰察布地区的纺织、造车技术也很发达，而且将车广泛地用于狩猎和战争。
游牧民族与华夏的交往：古公亶父是周朝的祖先，从他开始就与其邻部薰粥有频繁的交往，《孟子·梁惠王下》有“大王事薰粥”的记载，《史记》中记载在古公亶父时“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在其他史籍如《吴越春秋》、《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中也有类似的记述，说明古公亶父时与薰粥的经济交往相当广泛。
戎狄的风俗也影响了周朝，如古公亶父“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顾炎武言：“古者，马以驾车，不可言走。曰走者，单骑之称。古公之国，邻于戎翟，其俗尚有相同者”，说明受戎狄影响之大。不管是荤粥、猃狁，还是戎狄，只是随世异名，因地殊号，且时分时合，迁徒无定。经过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北方的这些游牧民族，与中原华夏之间在政治上需要合而为一，经济上需要互相补充，文化上需要互相交流，血统上也互相融合，形成了多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经济联系。周朝文王时，历史上记载有：“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猃狁之难，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宾服。”周武王即位后，在联合少数民族征讨殷纣王时，北狄也参加了武王伐纣的队伍。周灭商后，服属于周的北狄被称为“要服”、“荒服”，“要服者贡，荒服者王”，这里所说的“贡”即岁贡，“王”则指王事天子的意思。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物资交流。少数民族将土特产奉献周朝，周朝按照贡品价值给予答赐，这既有双方互通有无的性质，也具有朝贡贸易的性质。
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周都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后，王室衰弱，诸侯并起，北狄等少数民族也有一部分乘机进入了中原地区，与华夏族交错杂居，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
戎狄在进入中原之前，社会发展非常缓慢，既无姓氏，亦无诗书礼乐法度。进入中原内陆之后，由于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北狄有了自己的姓氏，如生活在今乌兰察布地区的赤狄，有姓隗姓的。还有许多戎狄首领接受了中原华夏的公、侯、伯、子、男等封爵的，还出现了剥削平民的现象，向平民征收“赋敛”。这样使他们从原始社会很快地进入了有剥削阶级的社会。
戎狄在中原接受华夏的典籍，如《诗经》等，与诸夏交换贸易，他们以土地，换取中原的财货，甚至还有与华夏互通婚姻的。自古以来，各民族间的血统混合，是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从黄帝、尧、舜时起，至夏、商、周时期的猃狁，包括商周之间的鬼方、土方、■方，西周时的■狁，春秋时的戎狄，与华夏之间，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和血缘等方面所发生的密切联系是与日俱增的，不仅丰富了华夏族的文化，推动了华夏族由奴隶制经济向封建制经济转变，同时也为统一的、多民族的秦汉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荤粥、鬼方、猃狁、戎狄，以及战国时期的林胡与楼烦、匈奴，他们与华夏族一起，共同缔造了祖国古代的历史文化，为逐步形成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游牧民族在今乌兰察布境内共同劳动、生息繁衍、互相交流，促进了古代乌兰察布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共同为开发这一地区作出了贡献，更促进了祖国多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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