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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源自山东嘉祥 —甲骨卜辞中的古国古地研究之二十一(上) 京博文 据《史记》之《五帝本纪》、《周本纪》,《国语●周语》，今本《竹书纪年》,《诗经》等书篇记载，周人始祖后稷即弃，为舜禹时稷官，居于邰，其子孙“世稷官，以服事虞夏”。夏衰时其裔孙不窋（另有不窋孙公刘说）避桀乱，自窜于戎狄间，居于邠（豳），则邠（豳）与邰必不相远，史无公刘或不窋攻戎狄之记，不窋、公刘是自窜于戎狄间，故与戎狄相处甚洽，可见此戎狄乃“小民”之义，非后世古公亶父、季历攻灭周原附近之戎狄。古公亶父之后，周原甲骨记其时为殷之“周方伯”，[1]《诗●鲁颂》有“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史记》、《国语》、《竹书纪年》等书皆有“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之说，显示周之兴始自古公亶父迁于岐下。古公亶父及其子孙，到处攻伐戎狄，变其俗，使之与周人原处的禹绩之俗同，可见周原与公刘所居之豳甚远，公刘所居为禹绩之豳地。考古资料证实：周原和丰镐的周文化遗址相当于殷墟文化三、四期之时，是外来文化；长武、彬县、旬邑一带发现的许多先周文化遗存都是古公亶父迁岐以后的。这就说明其地并非公刘所居之豳，而是随古公亶父迁岐而傍居的豳人新居地。古公亶父迁岐之时，“豳人举国扶老携~ 2 ~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周本纪》语），则豳地已无豳人居住明矣，豳人新居地自当称豳亦明矣，考古资料契合文献非常准确，何况周原与彬县等地相邻，不存在长途跋涉迁徙或攻伐、变俗之义。邹衡根据陕西先周文化考古资料，把先周文化上限定在“商代祖甲以后”，即太公亶父迁于岐下周原之后，确为考古学界共识。有人认为后稷所居之邰在武功县，但张长寿、梁星彭确定武功县先周文化遗址之年代为文王作丰之时，上限约为前1300年[2]，可见武功县也不是周人原居地。后世将邰、邠（豳）定在陕西的种种说法，既没有西汉前古文献依据，也得不到考古资料的支持，乃出于以纪念为原居，故不足为史证。1931年，钱穆以邠为汾，创周人源自晋南汾地说[3]，学界赞同者颇多。据西汉前古籍资料和商周甲骨卜辞资料，我们判明钱穆说与史实、卜辞资料相违，不能成立。我们认定周人居邠（豳）在山东嘉祥县，故撰万字长文以申之，个中道理，请学界诸君品评。 一．殷墟卜辞一期与后四期关于“周”的记载密疏不同。 叶文宪考察后说：“《殷墟甲骨刻辞类纂》收录的87条关于周方的卜辞中，一期卜辞占80条……武丁以后的卜辞只有7条，而且内容简略，不明详情。”[4]这种情况并非关于周方的记载如此，《甲骨文合集》收录卜辞近四万五千条，占已发现甲骨卜辞的近三分之一。殷墟卜辞分为前后五期，其中一期选录《合集》的达到《合集》全部的二分之一。可见武丁时代卜辞超过之后的四期总和。其时商王朝采取进攻态势，通过战争、巡视、强制纳贡等，既封了许多属国，也控制、征服、压服了许多方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人每遇大事必卜，故卜辞甚多。武丁之后，战争少了，封国、方国对王朝纳贡有了规例，商王巡视减少，纳贡也很少或不再计入卜辞，商王朝祭祀活动也有所减少，所以后四期卜辞数量少多了。对于周人来说，殷墟卜辞三、四期记载的“周”事，已是古公亶父迁岐以后发生的，除了四期的一片卜辞“其烄于周”（《合集》307931），记商王到周国为之祈雨，其它记周与商关系事甚少。 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周、商关系事如下：“武丁元年…….邠迁于岐周……三年，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三十四年，周公季历来朝，王赐地三十里，玉十□，马十匹。三十五年，王猎于河渭，暴雷震死。文丁四年，周公季历伐余无之戎，克之，命为牧师……十一年，周公季历伐翳徒之戎，获其三大夫，来献捷。王杀季历（王嘉季历之功，赐之圭瓒秬鬯九，命为伯，既而执诸塞库，季历困而死，因谓文丁杀季历）……帝辛元年……命九侯、周侯、邘侯……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二十九年，释西伯侯……三十年春三月，西伯率诸侯入贡……三十三年，王赐命西伯得专征伐……四十年，王使膠鬲求玉于周，……五十二年，周始伐殷……冬十有二月，周师有事于上帝，庸、蜀、羌、髳、微、卢、濮从周师伐殷。”《竹书纪年》为魏国史记，魏为周朝晋国大臣执政得国，故于先周之事记载较多，而殷墟卜辞三、四期记载周事反而少之又少，十数年记一事，百余年仅为有限的几条。故亶父迁岐之后，商王很少到周国，也很少派人到周国，商对周缺乏了解，虽有囚季历，囚姬昌，但封以牧师，使专征伐，以致不防备周人联合诸侯来攻王都，显见周距离商都甚远，周对商不再重要，这与一期卜辞记周事众多，商周关系密切不可同日而语，可见一期卜辞记事之“周”，距离商都甚近，周对商有不可替代的特殊重要性，有关卜辞几为各国之首，何以如此，周人究在何处，这是困惑学界的大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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