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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青花，史上最具争议的瓷器，真的存在吗？探究元青花的下落，揭幕元青花的存伪之争，质疑天价拍品……在众口不一中，我们看到了元青花的乱象，或者说是人心乱象。请输入引言 2008年9月，首都博物馆“中国的记忆”展览上，观众们围在2006年湖北省钟祥市郢靖王墓出土的四爱图梅瓶前，为这件精美的文物而赞叹。 为得到一张《全球元青花存世品分布图》，北京艺术博物馆研究员杨俊艳历时3年，件件走访。因为『元青花』往往是『天价』的代名词，被专家普通认可者极为稀少，存世数量争议很大，本文作者的清点工作由此展开。 撇口、弧腹、圈足，笔触轻扬，那一袭飘逸隽永的莲塘鸳鸯纹呈现在内底之上，那抹青花钴料的蓝如此深沉浓艳，让人的目光投射进去仿佛望不到底…… 这是一只口径17厘米的轻巧的元青花莲塘鸳鸯纹碗，静静地摆放在新建的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的展厅里。往来如织的参观人群中，也偶尔有人被它吸引，在它身边驻足，然而还是很少有人像我一样被它震撼——那完整、精美的图案，粗犷中夹杂着的细腻胎质，青中泛白的清亮神采，这就是元青花。 元青花，总是让我恍惚联想起与这片辽阔的蒙古高原息息相关的大元王朝，那个时代是有“瓷中之王”之誉的中国青花瓷的肇始之期，也许因为遥远，更透露出几许神秘。 就比如眼前这只青花碗，它的口沿部位已经残缺一块，可令人惊喜的是它的残留部位还保留着3颗锈迹斑斑的扁平状铜锔子，这在出土或传世的元青花瓷器当中还是极其罕见的。从它那已经残破了的口沿，以及身上的锔子可知，这是一件曾经伴随主人时间很长，并且令主人十分珍爱的瓷器。可它是何地制作？何人使用？何时破裂？又是被哪位工匠精心修补起来并流传至今的呢？ 杨俊艳走访了几百处收藏点，并结合自己多年研究的经验，一件件确认公认的存世元青花的收藏状况。图中她正在对比出土的高足杯残片。 上图为在杨俊艳考察中引发了她很多思考的元青花莲塘鸳鸯纹碗（供图/杨俊艳），它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的燕家梁遗址。这件器物虽然残破，却向我们透露了元青花流传路径的重要信息。 那些珍爱它的人，在它身边久久徘徊不去的人，一定也那么急迫地想知道它有着怎样的身世，如何逃脱过刀光剑影的年代，抑或是如何在烽火硝烟四起的乱世悄悄被掩埋在地下躲过一劫？ 今年8月，我所在的北京艺术博物馆组织的存世元青花考察工作终于接近尾声，我又一次来到内蒙古大草原，来到博物院的展厅里再次探访这件也许只能称之为“小品”的元青花，我在这里开始了我的考察之旅，如今也以与这件元青花的重聚来为我的工作告一段落。 我们考察工作的缘起是想对存世元青花做一次梳理、统计工作，以国家级鉴定专家普遍认可为前提，对这些珍稀文物进行一次大清点。青花瓷是陶瓷之国——中国的最重要、最有成就的陶瓷品种，而元青花则更被认为是青花瓷的“极品”，这不仅仅是因为它肇始了一个青花的时代，也不仅仅因为它工艺上的精湛和神秘，更因为它存世量极少，仿制品却层出不穷，造成了元青花文物的甄别、鉴赏极为困难，简单地说，现今之世，元青花到底有多少件？ 是200件、300件还是500件，或者是上万件呢？什么说法都有，那么到底谁说的更可靠呢？ 从一件青花小碗开始的实地鉴宝 要想梳理、统计元青花，就要一一去面对这些藏品、文物，用时下流行的说法，就是——去伪存真。我们尽量使用科学的、严谨的方法，广泛征询专家的意见，还要深入实地去考证考据……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所展的那件青花小碗其实在我的考察名录中早就榜上有名，因为它不仅画工典型精美，更有“清白”的家世、出身，这对于文物鉴定是非常重要的。经过一番打听联系，我终于寻找到了发掘它的考古负责人——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处长张海斌研究员。 一提及元青花，他的眼睛像瓷釉那么发亮起来，还能看出他心中那种难以名状的激动之感。张海斌一下子拿出数十块经他手出土的元青花瓷片给我欣赏，通过眼审法来看，这些东西完全没错。可是我还是想听到更多科学发掘的证据。 于是我跟随他去到郊外的考古工作现场——包头市九原区麻池镇燕家梁遗址。如今，当年的考古工地已被深深地覆盖于新修的公路之下了。不过，与当年的考古点相去不远，能够看到还有一处新的考古工地正在发掘之中，它被一大片绿油油的庄稼地包围着，十分隐蔽的样子。 时间在张海斌的讲述中退回至2006年，那件令我魂牵梦绕的元青花莲塘鸳鸯纹碗便在这里破土而出，重见天日。张海斌说，当时的考古现场和如今这个新考古点差不多，当我们从庄稼地边上穿过时，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庄稼缝里、在菜地旁、在水沟边……原来到处遍布着各种各样的瓷片。我轻轻捡起其中的两片，这分明是来自江西景德镇窑的青白瓷，另一片则是浙江龙泉窑的划花青瓷。如此看来，在遥远的北方草原上，当时已经有着全国各个窑口的陶瓷被千里迢迢运送过来，有一些就像那只青花小碗，来自遥远的江西景德镇。 要给存世的所有元青花验明正身，一一颁发“身份证”，不仅需要调查博物馆和收藏家们手中的元青花，就连一件件器物的出土情况都不能放过，杨俊艳生怕一有疏漏就会被赝品蒙蔽。图中她正与负责燕家梁考古发掘的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处长张海滨研究员实地考察。 图为1979年出土于燕家梁遗址的缠枝牡丹纹罐，现藏于包头市博物馆。 张海斌是这处遗址的考古发掘负责人，他说，从遗址形制和地层学原理来判断，这是一处时属元代的村镇遗址，包括房址、窑址、道路、乱葬坑和窖藏等，伴随那件元青花莲塘鸳鸯纹碗出土的文物还有五千余件，基本上都是瓷器。 燕家梁遗址怎么会有如此之多的瓷器，而且还是不同种类的陶瓷碎片遗存下来呢？原来这里在元代属大同路云内州管辖，是当时北方地区重要的工商贸易集散地，而不是一处普通的村镇，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会在这里目睹如此之多的瓷片类型了。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曾有老乡在这里浇灌庄稼地时发现过一件完整的青花缠枝牡丹纹大罐，经国家级鉴定师鉴定是元青花无疑。纯朴的老乡将它捐赠给了国家，如今，那件元青花缠枝牡丹纹大罐已成为包头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了。 我蹲在正在发掘的一处元代房址旁边，想象着当时车水马龙、商业繁荣的场面，似乎也能串起那件元青花莲塘鸳鸯纹碗的前世今生：相对于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瓷器来讲，元青花是一种备受人们青睐的紧俏商品，当它从产地景德镇被千里迢迢地运到北方商贸重地后更是身价倍增，它没有被再次转运他方，而是被当地富贵人家买下并长期拥有与使用。一次偶然的意外它被打破了，因为太珍贵了，主人十分伤心，更不舍得丢弃，于是请工匠精心锔补起来，并继续使用与留存，直到元末战乱，城镇变为废墟…… 文物犹在 身世存谜 从燕家梁遗址考察回京的路上，我又在乌兰察布市著名的元代集宁路故城遗址停留下来，并顺便巡访了当地的考古工作者，这是内蒙古自治区近年来发现元青花最多的地方。 他们在这里曾经发掘出土了近万件的元代瓷器标本，其中可复原瓷器标本达4800余件，完整瓷器200余件，基本也是属于中原输入的产品。目前能够确定的有景德镇窑、钧窑、定窑、磁州窑、龙泉窑、建窑等六大窑系，还有一些尚不能认定窑口的瓷器。品类涉及青瓷、白瓷、釉里红、卵白釉、青白釉、黑釉、结晶釉、孔雀绿釉、红绿彩等，基本囊括了元代瓷器的主要品种，堪称是地下的元代瓷器“博物馆”。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大名鼎鼎的元青花，不过数量极少，仅有8件，其中7件出自窖藏，而只1件出自遗址。 2003年，在察右前旗土城子古城的一处房屋遗址里，出土了一件元青花菊纹盏，这是内蒙古元青花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它的口径是7.7厘米，高4.2厘米，口沿内绘蔓草纹，内底心饰火焰纹，外壁则画两枝菊花纹，发色淡雅。类似的菊纹盏在国内外的元青花收藏当中还是比较少见的。现有考古资料表明，目前只有在1985年江西省萍乡市福田乡元代窖藏出土过4件，1988年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上都河砧子山村出土过2件。 其小巧的造型、精美的画工，尤其是那具有传统文人画气质的菊花装饰，显示出它高雅脱俗的文化底蕴，它应为身份地位较高并有着较深文化修养的阶层所拥有，绝非普通民众能欣赏和享用的。 这件令人赏心悦目、爱不释手的元青花小盏，又一次向我展示了那个特别时代的特别地点所发生的不一般的故事，这些青花瓷器是如何从千里之外的景德镇流传到内蒙古来的呢？ 内蒙古地区在元代主要属于元朝的行政中心“中书省”管辖，围绕着元上都（现正蓝旗五一牧场）由东向西一线分布有多处路、府一级的城址。在这些城址及外围地区，经常会发现有大量的瓷器，它们中的一些是贸易贩卖的货品，也不乏贵族人家订造之器。但是其中由景德镇窑生产的元青花瓷器极其稀少，与我们今日印象中洋洋大观的明清青花瓷大有不同。 这些青花瓷的生产地和生产者，是让我这样的元青花研究者怅然的一件事。遍翻经典史籍也好，查访口头传说也罢，关于元代青花瓷的窑口与匠人的记载杳无踪影。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全世界能知道有元青花这么一回事的人其实非常少。 那是1929年，英国著名陶瓷专家霍布逊从大维德藏品中发现了一对有“至正十一年”（1351）题记的青花瓷瓶，之后的50年代，美国人波普根据这对瓷瓶的特征，对照伊朗阿德比尔神庙及土耳其托普卡珀宫的青花瓷，认为其具有非常一致的特征。从此，这对“云龙纹象耳瓶”被作为元青花的标准器。由此，中国开始了对元青花生产地和生产者的追寻。 几十年来，元青花瓷器的生产环节随着景德镇湖田、珠山北麓等地区元青花瓷器窑址和标本的不断发现似乎慢慢清晰起来。 事实上，中国唐代的河南，有一个叫巩义的地方，那里曾经有一种白地蓝花的瓷器出产，或许可以称之为“唐青花”。不过，无论产量、质量和艺术价值，都无法与后来景德镇窑烧制的元青花相媲美。 元青花是让人惊艳的，它用一种特别的钴料作呈色剂，采用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技法直接在洁白的素瓷胎上绘画，然后罩透明釉，经1300℃左右的高温一次烧成，既具有晶莹透亮的瓷胎釉面，又呈现出精美瑰丽的蓝色花纹。它的成功烧制，加速了当时东西南北各大名窑的衰落进程，奠定了景德镇“瓷都”的地位，也使“瓷器”真正成为了中国的代名词。 但是由于缺少历史文献的记载，也由于窑址考古的科学方法有待进步，我眼前的元青花，当年在那些能工巧匠的手中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呢？元青花至今仍不能呈现给我们一幅画面般的历史场景。 1985年江西萍乡市福田乡元代窖藏出土了10件元青花，这是元青花真实存在的“硬”的证据。图为其中的一件飞凤纹高足杯。 图为景德镇湖田窑址出土的元青花瓷碎片。虽然碎片的文物价值不大，但它们可以有力地帮助我们断定存世整器的身份。 元青花中的大家族——高足杯 在紧张进行的清点工作中，我发现元青花的器型虽多彩多姿，但存世品中流行的器型品种却很集中，比如高足杯。 即将离开集宁路故城遗址时，当地的考古工作者还告诉我，这里出土的元青花瓷器，高足杯的数量是最多的。特别是2003年发掘时，在集宁路故城窖藏中一次性出土成套的高足杯瓷器就有6件，这是继内蒙古林西（1972年出土3件）、赤峰（1978年出土5件）、呼和浩特（1980年出土1件）和乌兰浩特（1992年出土1件）等元青花高足杯瓷器出土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发现。另外，2006年，内蒙古燕家梁遗址还出了数件元青花高足杯的残件，其中有一件基本完好。 虽然找不到外国古籍中对元青花贸易的记载，但是伊斯兰世界与元青花密不可分的关系却通过他们的美术作品流传到了现在。土耳其的托普卡珀宫中，藏有一幅描绘奥斯曼帝国时代城市居民厨房景象的图画，图中青花大罐作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用品赫然占满了橱柜。元代中国很可能有一条通往西亚的“瓷器之路”，通过这条道路，深受西亚人追捧的青花瓷源源不断地输出到了异域。
图为现藏于伊朗国立考古博物院的14世纪青花龙纹盘 实际上，元青花高足杯在国外的发现是很少的，而绝大多数都是在建国后的考古发掘中出土的。除上述内蒙古地区出土的17件之外，全国各地元代的窖藏、墓葬或遗址等也都出土了一些重要的元青花标本。主要有江苏丹徒（1962年出土6件）、河北定兴（1964年出土2件）、河北新城（1981年出土1件）、江西高安（1980年出土9件）、江西萍乡（1985年出土1件）、江西上饶（1996年出土1件）、安徽繁昌（1998年出土5件）、安徽歙县（1982年出土1件）、南京汪兴祖墓（1970年出土1件）、江苏扬州（2004年出土2件）、河北新安县（出土1件）、北京西绦胡同（出土1件）、甘肃武威（出土1件）等，共计32件。它们与内蒙古地区出土的元青花高足杯加起来一共有49件。这些元青花高足杯均有着明确的出土时间及出土地点，因此成为研究元青花的宝贵资料。 另外，因种种原因还有一些无法查到出土地点的元青花高足杯，如今也被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山西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等多家单位中，经仔细统计，亦有12件。 综合上面这些阐述与统计可知，目前国内博物馆或考古所等单位收藏的元青花高足杯总数已高达61件。如果将国内著名企业及收藏家已有著录的藏品，如香港葛氏天民楼（1件）和金氏静乐轩（2件）等，以及将上世纪90年代以来拍卖会上成交后的部分无争议的拍品统计在内的话，则有近70件。 近年来，每当我到古玩市场考察时，最容易见到的也正是元青花高足杯，虽然多为残件，但其在元青花器物品种中所占的份额便可见一斑了，真可谓是国内元青花中最为流行的器物。 高足杯是蒙古民族用来饮酒、喝奶浆的生活用具，它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作碗形，下部有竹节式杯把，故俗称“把杯”。因执于手中便于在马上饮酒，亦名“马上杯”。1980年，江西省高安市元代窖藏一次出土9件，其中以一件外壁绘有缠枝菊纹、杯心内草书“人生百年长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的青花高足杯最有代表性，它不仅反映了酒对元代陶瓷文化的影响，而且深刻地揭示出元代酒文化的内涵。蒙古族人的性格豪爽不羁，喜欢狂饮。每当他们取得战争的胜利，或者在重大的节日举行庆祝活动之际，都要大量饮酒并狂欢。有了这种马上杯，嗜酒如命的蒙古族人便可无论骑马或是步行，总能够走到哪儿喝到哪儿了。 在对高足杯进行统计的过程中，我想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元青花器型在国内外的存世品中有如此巨大的差异，这或许也是元代存在内销瓷和外销瓷的重要证据。
自2003年起，元青花的拍卖行情在海内外悄然飙升。2004年10月22日，厦门国拍收集的以元青花为代表的166件精美艺术品向市民免费展出，两天后这些艺术品进行了现场拍卖。据了解，此次拍卖的艺术品以陶瓷居多，其中最为昂贵的当属元代的青花缠枝牡丹纹大罐（摄影/黄少毅），据业内人士透露，它的成交价格在480万元人民币左右。 “波斯”元青花多大器 与国内流行胎薄体轻的元青花高足杯正相反，国外多见的是厚重硕大的元青花大盘。这次统计证明，国外收藏的中国元代青花瓷器约有200件，其中元青花大盘就有60多件，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其直径尺寸都不小于40厘米。 这些大盘被珍藏于土耳其、伊朗、日本、英国、美国、印度等国的各大博物馆之中，尤以土耳其托普卡珀宫和伊朗阿德比尔神庙（现藏于伊朗国家博物馆）的集中收藏最受世人瞩目。出于对元青花的钟爱，这两个地方一直以来都是我梦寐以求之地，不光是要看那里的元青花，更是要亲历那里的神秘文化。 虽然机缘总是错过，但巧合的是，最近十年来，我却总是与这两个地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2001年，北京艺术博物馆就曾组织专家赴土耳其考察，我因参与其中部分工作并在后期出书组稿工作中担任责编，因而对那里的元青花收藏情况有了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在土耳其托普卡珀宫殿，共珍藏有中国的元青花瓷器39件，其中包括：大盘19件、梅瓶5件、大罐4件、大碗4件、葫芦瓶3件、高颈瓶1件、玉壶春瓶1件、四系扁壶1件、罐盖1件。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堪称是全世界第一大收藏。这其中，大盘的数量几乎占到了近一半！ 今年，在筹办“世界收藏元青花珍品大汇展”期间，我负责展品的调查与联络，因而又有机会与伊朗国家博物馆进行了多次交流。虽然争取伊朗元青花回国展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通过沟通与接触，我还是收获颇丰，对那里的元青花收藏情况有了基本的认识与了解。伊朗国家博物馆共收藏有元青花31件，其中包括大盘19件、大碗2件、梅瓶4件、大罐4件、四系扁壶2件。数量上仅次于土耳其，但质量上毫不逊色，被公认为世界元青花的第二大收藏。而其中，大盘的数量约占到了五分之三！ 大盘的口径绝大多数在45厘米以上，大的达60厘米。与国内出土的占大多数的中小型元青花盘相比，这些大盘的形体陡然变大，给人以硕大饱满的感觉。它们的造型均为折沿，分圆形口与菱花口两种类型，尤以菱花口为最多，盘的口沿波折类似菱形，与波斯地区的人们当时使用的金、银、铜等金属器皿有相似之处。 虽然元青花高足杯和大盘有内与外的明显区别，大罐和梅瓶也是元青花瓷器中较多的品种，但国内及国外都有部分收藏，说明当时的两个市场都需要。大罐是储存器，梅瓶则为盛酒具。用梅瓶盛酒，在当时还具有更特殊的含义：它不仅说明装酒的规格高，表示出对饮者的极大尊敬，而且梅瓶造型与装饰艺术的雅趣亦超出了酒的俗味，它是从皇宫“经宴”制度而衍生的高贵酒器，是含有一定宴会色彩的特殊酒具。从国外收藏的梅瓶数量来看，这种高规格的酒瓶不仅畅销国内，在伊斯兰世界也同样备受欢迎。 虽然这类大罐和梅瓶与国内考古出土物一样，都是胎体厚重，但与国内圆体器物多有不同，国外多见八棱形器。这大概是为适应长途转徙和搬运的缘故吧。 统计“最确凿”的元青花——城址下的元青花 相对于元青花较为清晰的生产环节而言，其销售和消费环节则因研究资料的匮乏而显得较为薄弱。因而城址出土的元青花现已引起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从元代城市遗址中出土的元青花瓷器都是产成品，大多是古代城市居民的生活实用器，主要有碗、高足杯、盘、盏、、罐、壶、瓶、盒等，且普遍带有明显的使用过的痕迹，尤其是燕家梁遗址出土的元青花莲塘鸳鸯纹碗上还带有锔子，因而成为探讨当时元青花瓷器质量、贸易状况与使用者等的重要而宝贵的理想资料，它和景德镇瓷窑遗址一道，共同勾勒出当时元青花瓷器生产、销售和消费的完整链条。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除产地江西外，江苏、安徽、河北、北京和内蒙古等地也是元青花瓷器的重要出土地，而这些地区除内蒙古外均处于漕运和海运路线的邻近地带，这说明景德镇生产的元青花瓷器在北运过程中和盐粮等其他物品一样，有着共同的运输渠道。当这些元青花瓷器抵达元大都后，除一部分进行就地贸易外，还有一部分再运向内蒙古、新疆等地，因此元大都成为当时北方地区最大的瓷器贸易市场。
在对国内元青花的查访当中，杨俊艳发现很多早期的器型在梳理源流时会难以接续。如果说是为了出口而烧制，为什么很多早期青花瓷上面所选用的纹饰、花饰并不是中国常用的传统样式？也许这些问题最终需要流传海外的元青花来解答。去土耳其托普卡珀宫探寻元青花却成为她心中的结。图为现藏于土耳其托普卡珀宫的元青花莲池水禽纹梅瓶。 元大都城址出土的元青花瓷器，很多都是玲珑别致、独特新颖的器物。如1962年元大都遗址北垣墙基下元代文化层出土的元青花花卉纹出戟觚，高15.3厘米，口径7.6厘米，底径5.7厘米，长身，细腰，喇叭形口，四边出戟，造型优美，全国仅有3件；另如1970年北京市后英房元代遗址出土的元青花松竹梅纹葵口盘，高1.7厘米，口径16.5厘米，底径13.4厘米，胎体轻薄，迎光透亮，几乎可与现代脱胎瓷相媲美，与人们常说的元青花胎厚体重截然不同；再如1973年北京安定门外元代遗址出土的元青花束莲纹梨形执壶，为元代创新品种，全国仅有两件。 元大都城址出土的这些优美绝伦的元青花稀世珍宝，偶尔也会出现在内蒙古和新疆地区。元大都城址出土的元青花梨形执壶，我在内蒙古集宁路窖藏当中也有见到。 我认识到，这是一个佐证——元大都在与临近地区进行瓷器贸易的同时，内蒙古地区的商人也从元大都购入各类元青花了。元大都商贸经济的繁荣由此可见。也许正像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凡是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这里出售的商品数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无数商人和其他旅客为朝廷所吸引，不断地来来往往，络绎不绝…… 有没有海捞元青花 元青花的统计紧锣密鼓地进行，这时候工作组的同志提出了元青花可能出现的另外一个领域——海捞瓷。 虽然元代景德镇生产青花瓷器目前几成定论，专家还推断元青花在南方生产之后，一部分是在元大都进行贸易的，之后又经过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再次向外输出。 但毕竟陆路运输易造成瓷器的破碎，远不如海上运输安全，有文献记载，元代曾大力发展海上贸易。据元顺帝至正年间汪大渊附舶远游归来后所撰写成的《岛夷志略》记载，当时元代瓷器海上运输十分发达，到达的国家和地区也十分广泛，大大超过了前代。外销瓷的品种也十分丰富，概括起来有青瓷、青白花瓷、青白瓷等几十种。这里所说的“青白花瓷”是否就是指青花瓷呢？ 这时候，我注意到国外考古发现中果然出土过不少的元青花瓷片，它们从埃及的开罗旧城到波斯湾的卡伊斯岛、忽鲁莫斯岛等处都有现身，这清楚地表明中国元青花有一大部分是通过海运，运到了西方。 另外，20世纪70年代前后，叙利亚的哈马和很多地方也都发现了元青花标本，同时在红海打捞的沉船上也有元青花瓷，而且还以器型大而且工艺精美的占多数。相比而言，近几十年来从东南亚打捞的沉船里也出水了一些元青花瓷器，以小壶、荷叶盖小罐、瓜棱小瓶等小件元青花瓷器为主。 至于1976年在韩国新安海底沉船中不见元青花瓷，我和其他专家们的看法是一样的，那是因为当时高丽、日本市场还没有对青花瓷的需求。 扑朔迷离的窖藏元青花 从海底沉船中发现元青花是十分不容易的，发现一艘“藏宝船”固然不易，对沉入深海的瓷器进行科学的打捞工作也很艰难。目前国内现身的元青花大多出土于窖藏或墓葬，这在元青花的“出土品”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特别是江西高安元代窖藏，一次出土元青花19件，堪称世界元青花窖藏之最。 那是1980年11月29日，原高安县城江西第二电机厂基建工地上，民工在开挖车间地基时发现一个直径1.3米，深0.8米的椭圆形窖穴，窖内整齐有序地堆放着一大批瓷器和少量铜器、铁器。瓷器按照瓶、罐、盘、碗分类重叠放置，有龙泉窑青瓷、钧窑天蓝釉瓷、磁州窑孔雀蓝釉瓷、景德镇窑青花瓷和釉里红瓷等，其中元青花处在窖藏中心位置，说明最受主人珍爱。这些元青花不仅数量多，而且造型各异，有云龙纹兽耳盖罐1件、云龙纹荷叶盖罐2件、蕉叶纹觚1件、云龙纹带盖梅瓶4件、缠枝牡丹纹带盖梅瓶2件、高足杯9件。青花大罐与梅瓶等储藏器虽然是传统的珍贵收藏品，但青花觚和高足杯等盛装器则是受欢迎的新宠。特别是6件青花带盖梅瓶（图11），器型高大，带盖通高均在48厘米左右，它们的底部和盖内还分别写有墨书“礼”、“乐”、“射”、“御”、“书”、“数”，即所谓《周礼》中的“六艺”。这样的记号不但使得配套的盖和梅瓶不会混杂出错，也表示出窖藏主人受过良好教育，不仅拥有财富，而且在政治上拥有权势。 通过当地专家查考《高安县志》可知，在元代中晚期高安只有伍兴甫、伍良臣父子从时间、财力、居住环境和社会地位等方面与这一窖藏的等级相吻合。据文献资料显示，伍家父子在元大都宫廷做过官，元末社会动乱不断，他们为了躲避战乱而逃往他乡，离开之前，还大费周章地将他们多年收藏的珍贵易碎的瓷器埋入地下，希望有一天能够社会太平而返乡取出，可能不想发生了意外而没能返回。所以，这一震惊世界的元代窖藏才被今人发现。 新中国解放后，全国各地由于陆续发掘了高安、萍乡、句容、金坛、保定、繁昌、北京元大都等十多处元代瓷器窖藏，以及一大批元代纪年墓和明初功臣与望族墓，因此，迄今国内出土的元青花总数高达200多件，分别收藏于全国20个省区市的60余家博物馆或考古所，如果包括浙江徐龙集团、香港葛氏天民楼等私人收藏的话，将多达300件，这个数字远远超过国外的收藏。因此可以这样说，元青花的早期收藏与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而近年来元青花的收藏与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国内，如果中外联合，那将是元青花收藏与研究史上的一大盛事，热切期盼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新的考古发现在不断刷新着我们的文物名单。2003年，在对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察右前旗的元代集宁路古城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时，人们又发现了几处元代瓷器窖藏，共出土完整瓷器六十余件，包含有元青花、釉里红、龙泉青瓷、枢府釉等名贵瓷器品种。图为集宁路出土窖藏高足杯情况。
图为杨俊艳在考察走访元青花专家。 元青花究竟存世多少件？ 对元青花在全世界的博物馆馆界和收藏界进行了这一番寻访以后，我和我的同事们得出了一个新的统计结果——目前所知道国内外收藏的元青花完整器总数有五百件左右。这看似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其背后所走的路和所做的寻访，却是艰辛而且忐忑的。 将我们所做的工作简单总结一下可以发现：国外的元青花主要收藏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珀宫和伊朗德黑兰的阿德比尔神庙，那里的元青花不仅数量可观，而且造型雄伟，制作精细，纹饰华美。国内的元青花则以窖藏、城址、墓葬和窑址发掘出土品为主，这一事实似乎可以说明，元青花除了满足中、西亚穆斯林地区的市场需要外，还销往大元国境内的各个城市，或就地销售，或继续中转销往他地。但购买者多为社会中上阶层，一般平民百姓则无法拥有。 事实上，目前所发现的元青花存世量是不多的。这又是为什么呢？也许与相对短暂的元朝历史有关。 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1271）定国号起，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朝仅有98年的历史。这期间，朝廷于至元十五年（1278）在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负责监制宫廷器皿，直到至正十二年（1352）结束，仅有74年的烧造历史。而瓷局结束那年也正是元王朝在景德镇统治势力动摇的那年。 元朝建立之初，“国俗尚白”，当时受欢迎的是景德镇生产的青白瓷与卵白瓷。1975年在江西的一处墓葬中发现了一件延佑六年（1319）的青花塔式盖罐，人们由此认定元朝的中晚期开始创烧出了真正的青花瓷。到了元朝末年，社会动荡，农民起义大爆发，景德镇数次被农民起义军占领，这应该严重影响过元青花烧造业的正常发展，如此混乱的局面与如此短暂的生产历史，最终造成了元青花产量不大，故而传世量也就十分稀少了。 作为钟情、热爱元青花，又参与元青花研究多年的博物馆工作者，我在统计过程中也确实遇到了诸多因素的限制与干扰。因为统计标准不统一、目标不一致、知识和能力的差异等等因素，均造成今天五花八门的意见分歧。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种： 如果对元青花的完整性规定很严格的话，那么它的存世量便极其稀少。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首都博物馆修复一新的元青花凤首扁壶就不应统计在内。 如果对元青花的残缺比率把握很宽松的话，那么许多完整些的元青花瓷片也可归入其中。这包括内蒙古燕家梁遗址、集宁路遗址、北京元大都遗址等出土的归入瓷片的许多器物则应统计在内。 如果对元青花的产地不作限制的话，那么除了景德镇生产的元青花外，浙江江山、云南建水及玉溪等地生产的元青花也应统计在内。 如果对元青花的质量进行把关的话，那么只有至正型元青花才能统计进来，其他早于至正型的或外销东南亚地区的小件器物就均不在统计之列。 如果对元青花的真品与赝品进行一一鉴定的话，那么拍卖会上的部分拍品、一些企业和私人的部分收藏品恐怕也不能统计进来。
如果说窖藏青花的发现会因其地层的难以确定而招致怀疑，那么地层确定的景德镇出土物应该可以成为元青花存在的证据。可惜景德镇出土的元青花多是碎片，对它们的黏合复原工作非常艰难，一些碎片还无法确定烧造的窑口，看来要想拨开笼在元青花身上的重重迷雾，为元青花，尤其是“至正型”元青花正名，还必须找到更切实有力的证据才行。 而本文引用的元青花存世量约有五百件（包括碗、盏等小件），首先包括的是国内外博物馆等公共机构已公开发表的藏品数量；其次是多年来新考古发掘出土但未来得及公开发表的藏品数量；再次是国外、国内著名企业及收藏家已有著录的藏品数量；最后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拍卖会上成交后的部分无争议的拍品。 另一方面来讲，元青花的存世量肯定会超过上述数字，但究竟是多少呢？这因民间收藏量的不可确定性而永远成为旷世之谜，它吸引着人们永远追寻下去，我想这将是一场永远不会画句号的追寻。 【青花瓷的时代特征】 元延佑青花（1314—1320） 青花牡丹纹塔式盖罐
延佑青花有施青白釉、用国产青料这两个显著特点。此件的画法采用勾勒点染，减笔没骨，其用笔富于变化，点线面结合，画面和谐有动感，有元大家赵孟的风格。赵孟提出的“书画同理、同源论”深化了元代绘画的艺术追求，导引了元代宫廷和江南文人画的发展趋向。其时代艺术风尚也深深地影响了元青花的发展，为元青花艺术的辉煌提供了养料，奠定了基础。 元至正青花（1341—1368） 青花云龙纹象耳瓶
至正青花，也称“典型元青花”，用源于西亚的钴（苏麻离青料），在胎坯上绘彩作画，施上透明釉，经高温烧制，其绘彩变成了鲜丽的靛青色，这就是流芳至今的青花瓷器。至正时期的青花一改古代制瓷重釉色、轻彩绘的传统，将中国古代绘画技巧糅和进瓷艺之中，从而开创明清色彩缤纷的彩瓷世界之先声。 明初（洪武、建文）青花（1368—1402） 青花折枝花卉纹盏托
发色有的淡蓝，有的泛灰。细节上蕉叶的中梗留白；花瓣留白边较之元代更明显清晰；牡丹叶子“缺刻”部位较深，不如元代的肥硕；菊花绘成“扁菊”，花芯以方格纹表现；龙纹仍是细长身，但除了三、四爪外，已出现五爪，爪形似风轮，气势不如元龙凶猛矫健。辅助纹饰的如意云头由元代的三阶云改为二阶云；莲瓣纹内多绘佛家八宝（元代多绘道家杂宝）。碗、小盘多绘云气纹，仅绘于器物外壁的上半部。器物底足多平切、砂底无釉见窑红。未出现年款，带款的器物也极少。 明永乐、宣德青花（1403—1435） 青花竹石芭蕉纹碗
此期所用青料，以苏勃泥青为主，多见“铁锈斑痕”。出现了一些僧帽壶、绶带扁壶、花浇等非汉文化的器型，反映了这一时期与外域、外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纹饰多见各种缠枝或折枝花果、龙凤、海水、海怪、游鱼等。胎质较以前细腻致密。釉质肥润，多见橘皮纹。宣德青花数量大、品种多、影响广，故有“青花首推宣德”之说。 明正统、景泰、天顺青花（1436—1464） 青花八仙朝圣盖罐
正统初即多次下令“禁造官样瓷器”，故这一时期瓷器数量较少，被称为陶瓷史上的“空白期”。 明中期（成化、弘治、正德）青花（1465—1521） 青花人物套盒·盖面
成化和弘治中期以前使用平等青，发色淡雅。弘治晚期与正德则发色灰蓝。但此期也有个别器物发色浓艳，有铁锈斑。纹饰布局前期疏朗，后期繁密，多画三果、三友、九秋、高士、婴戏、龙穿花等。花叶似手掌撑开状；叶子多齿边，花叶均无阴阳正反；鱼藻的水草飘似海带；山石似钥匙状无凹凸感；边饰较简单，碗、盘、杯等口沿、圈足仅用弦纹装饰；龙多为夔龙，鼻子长长的像象鼻；十字宝杵、阿拉伯文等伊斯兰教内容的纹饰多见。 明嘉靖、隆庆、万历青花（1522—1620） 青花婴戏纹长颈瓶
此期独具特色的是使用回青料。纹饰除传统的仍流行外，道教色彩的纹饰大量增加，如云鹤、八仙、八卦、道家八宝等。花组字为独具特色的纹饰。此外还有婴戏、高士、鱼藻图等。婴戏图的娃娃头前额突出明显。胎、釉均是小器细、大器粗。大器较多。八角形、四方形、六角形、上圆下方式葫芦瓶等异型器多见。朝珠盒为此朝独特器型。款识“制”、“造”均用，以“制”字居多。器底心书“金录大醮坛用”为祭祀用器。还有东书堂、东萝馆等堂名款。 明天启、崇祯青花（1621—1644） 青花花卉出戟花觚
天启年款器甚少，民窑器中各种图记款、堂名款、吉语款、颂语款增多，如玉堂佳器、万福攸同等；多伪托款，有永乐、宣德、成化、天顺、正德、嘉靖等朝的，其中伪托天顺款的惟有天启。纹饰仍以传统纹饰为主，但道教内容的纹饰较万历时少，画意粗率。此期的纹饰较疏朗，生活气息较重。胎体厚重、胎质粗松、器形不规整、器底粘砂、塌底、跳刀痕等已成时代特征。 清朝青花 青花山水人物图方瓶
清康熙时以“五彩青花”使青花瓷发展到了巅峰；清乾隆以后因粉彩瓷的发展而逐渐走向衰退，虽在清末（光绪）时一度中兴，最终无法延续康熙朝的盛势。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官窑器制作严谨、精致；民窑器则随意、洒脱，画面写意性强。 【至正型元青花真伪简易鉴别法】
一般认为，至正型元青花是元青花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其釉面、青花发色、画工、造型在元青花中都是一流的。正因为如此，至正型元青花也是元青花中经济价值最高的，也理所当然成为仿制者的第一目标。典型的至正型元青花采用二元配方，胎质致密、白腻。釉面致密、肥厚、光泽度很高。青花采用进口钴料，发色青中带紫，通透明亮。工匠画技相当高超的，达到了一定的艺术境界。这些特征仿品是很难完全模仿的。掌握了真品至正青花的特点，也可以防止被形形色色的仿品迷住眼睛。
色彩：青中带紫，浓艳，层次。 真品和残片的蓝中带紫更重，色彩也更浓一些。
缠枝纹：弹性，生机，变化，符合规律。 至正型元青花工匠的画技是通过十几年、几十年磨练出来的。他们绘出来的枝条、叶子都极具时代特征，对轻重、疾缓、长短、大小、曲直的把握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所以真品的花枝具有弹性、奔放有力、生机盎然，花枝变化多端，但都符合植物生长规律。仿品的花枝疲软无力、奄奄一息、生长得很不自然。
叶子：挺拔尖锐，曲线美，菱形，叶纹。 牡丹叶在元青花中非常常见的，元代工匠画它们画得太熟练了，熟能生巧，笔法就具有了某种神彩。现代人模仿，也许更多的精力都放在其他方面了，对一片简单的叶子往往不会太深究。因此，模仿出来的叶子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自然，缺乏真品的韵味。
花朵：交待清楚，角度合理，向心力，张力。 元青花真品的牡丹花瓣层次多，每一个花瓣、花瓣缘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丝毫不乱，所有的花瓣围绕着一个中心，充满着向心力和张力。仿品笔触走向混乱，交代不清，有的地方连角度都不对，也花瓣好像散了架一样，感觉要脱落下去了。
锈斑：笔触，线状分布，深入胎骨。 真品的铁锈斑是在进口青花钴料中铁、锰等微量元素的作用下，经过漫长的岁月自然形成的。而仿品制作时只能使用特制的作假原料，用人工复笔的方式来仿出铁锈斑，层次感不自然，往往呈团状分布。此外真品铁锈斑呈褐色下沉到胎骨中，仿品的铁锈斑往往浮在釉面。
釉光：高光点，宝光，牛毛纹。 典型至正型的元青花，不仅青花发色靓丽，釉面也非常滋润、细密。尽管经历了几百年的岁月，只要不是在酸性严重的土坑出来的，大部分光泽度都很好。仿品烧出来后釉光火气很重，看上去浮光刺眼，为了去掉这层浮光，达到作旧的目的，往往要用酸性物质处理表面。这样做出来后，浮光是没有了，但是原本光泽度很高的釉面也被破坏了，看上去光泽有些发木，高光点周围一般也看不到牛毛纹。而真品只要光泽度好，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一些牛毛纹，如果是传世的，牛毛纹就更明显了。 以上六点是简单的鉴别方法，如果要对付高仿的至正型元青花，还需要结合底足特征、胎质、釉面气泡、铁锈斑显微特征来综合鉴别。
元青花的造型很不规则。既有胎体厚重的巨大形体，如大罐、大瓶、大盘、大碗等，也有精细之作，如胎体轻薄的高足碗、高足杯、匜、盘等。外销的需要使得元青花的造型特殊，以满足不同地域、不同生活习惯使用者的需要。如大罐、大瓶、大盘、大碗是为了适应伊斯兰国家广大穆斯林席地而坐、一起吃饭的习惯而特别生产的大型饮食器皿。而小型器皿如小罐、小瓶、小壶则多销往菲律宾。除了外销，元青花还有对内生产的中小型瓶、炉、笔山、高足碗、连座器等。 【世界收藏元青花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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