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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教育快速发展、日益普及的今天，在这个迫切需要教育家、热切呼唤教育家诞生的时代，我们却出不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诸如蔡元培、胡适、张伯苓、陶行知、梅贻琦那样的大教育家呢？为什么我们数以千万计的庞大教师队伍，却再也走不出像鲁迅、陈寅恪、朱自清、钱穆那样的大师呢？为什么一谈到教育，人们总时常怀念那个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通过回顾这段教育史，走近这些大师，会分明感觉到他们在谋生、治学和教书育人方面为我们提供的教师职业别样的意义。 鲁迅、陈寅恪、朱自清、钱穆、顾颉刚和沈从文等6位大师，在他们的人生履历中，都有一段从教的生活。他们当初走上教书之路，都实属别无选择的无奈之举，或因家庭变故，经济无着，无法继续求学深造；或是学成归来，却工作难求，理想抱负无法施展，而最终不得不谋求一个教职，用以维系生计。但是一经选择，他们就都义无反顾。尽管在教书这条路上，他们遭遇的是物质匮乏、生活拮据，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金钱，没有名利，遇到的常常是缺少支持，不被人理解的心灵孤寂和精神痛苦，但是他们都矢志不渝地在这条路上坚定并且快乐地走下去，把教好书、做好学问作为人生最大的快乐。 大师们当年并没有这样或那样的师德考评细则，但他们恪守的却是教师职业最崇高的道德操守。他们用自身的读书做学问，深深地影响着学生，留给学生的不仅是学识、做学问的经验和方法，更多是他们的人格魅力。他们用自身的学识、品德默默地引领、教育和帮助学生成长。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胡嘉曾是钱穆的学生，60年后回忆自己在苏高中的读书生活时说：“其时，苏高中的教师著书立说，努力写作蔚然成风，学生在其老师潜心学问精神的感召下，自然也个个一心向学，把读书求学做学问，作为人生乐事，乐此不疲。教师和学生都不把升学作为学习的唯一或最高追求，但学生在中学毕业时，往往都能考取理想的大学。”也正如其时苏高中校长汪懋祖所言：“学校不以考大学为根本，而是极力推崇教师用自身卓越的学术追求和行动来带动学生求学，学生在教师学术精神的感召和学术追求的引领下，反而很容易考上理想的大学，并且学生常常能体会到追随老师求学的‘从游之乐’，以至对随教师读书生活终身难忘。” 对于这些大师，我们艳羡的不仅仅是他们的成功与成就，还有学生对他们的追随和敬仰。和他们相比，现今的许多教师，留给学生的除了那些少得可怜的应付升学、应付考试别无他用的知识技能之外，还有什么呢？ 即使那些已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是否得益于他们就读的那些中小学、得益于曾经遇到的一两名好老师？问一问他们，回答几乎都是否定的。如果让他们用一个词来概括自己的中学学习，相信他们不少会使用“灾难”或“炼狱”之类的词汇。有相当多的学生甚至说，中小学根本就没有教育，只有考试和分数。 作为一名教师，在亲历教育近20多年的几千个日日夜夜里，我曾感动于那些具有很高文化品位和极强精神感召力的现代学校的治理，聆听教育专家、学者和知名校长的在激情岁月中的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教育故事，也曾多次领略当今教育名师的大家风采。然而，这一次又一次感动建立起来的偶像崇拜，却总被一个又一个冷峻残酷的现实所轰塌。 1 寻求教书的意义 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向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说法，事实是否如此，暂且不论，时至今日，教师常常被称或自称为“教书匠”“臭老九”，这是不争之现实。教书的酸甜苦辣，自是行外人士无以领略其一二的。然而，那些“此生由于各种原因注定只能教书的人”，既然无力去挣脱职业的重负，且多少还得仰仗它来养家糊口，无论热爱这份职业与否，倘能在其中寻得一份精神上的意义，将为教师生活添增一些滋润与亮色。看了《大师的教书生涯》一书，那些在岁月流变中渐行渐远的大师们的教育背影，正予我这样的情感慰藉与思想启示。 之前，也接触过几本同类的教育书籍，然而，它们偏于理论化和专业化，读者难以聆听到历史人物在从事教育过程中，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幻灭相互纠缠而敲击出的音响，看不到波澜壮阔的时代激流在他们身上冲击留下的印痕。那些原本血肉鲜活、丰富精彩的人与事，被一一抽象出来，成为一个个教育学意义上的冰冷符号。周勇的书却摒弃此类缺陷，他把六位大师当作六个凡人，而非终生躲在书房里不食人间烟火的活神仙，书中字里行间渗透着大师们的喜怒哀乐。 教书亦为“稻粱谋” 和普通教师一样，六位大师的教书生涯首先必须面对最起码最简单的问题——谋生。 不管是一代国学大师的钱穆，还是一夜间“暴得大名”的书生教授顾颉刚；不管是小学未毕业的沈从文，还是被誉为“全中国最博学的人”的陈寅恪；不管是文坛健将的鲁迅，还是新文学后起之秀的朱自清，他们走上教坛，都为生存需要所驱使。教书未必能为他们赚得富贵，可在那个颠沛流离的时代至少赢得了一家人温饱。即使“硬骨头”的鲁迅，当他到教育部担任科长报到的第一天，刚进大门，巡警立马给他一个“举手立正的敬礼”，鲁迅也不禁感叹：“可见做官要做得较大。”求得温饱，是一切职业的第一要义。鲁迅在他似乎并不喜欢的教育界里“混了”18年，就是最好的见证。而一心一意追求做学问的钱穆和顾颉刚，只要有地方安放一张安静的书桌和饭桌，他们也不离弃教师职业。当然教书本身，也给他们提供一个相对宁静的空间、一片精神的净土。 几近百年后的今日，教师职业不也要面临相似的处境吗？ 今天的主流话语可以将教师地位哄抬至至高无上的境界——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也罢，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罢，都改变不了教书首先也是求得生存与温饱这一基本需要。这样的定位或许庸俗但却现实。只有用这种现实眼光审视教师职业，整个社会才会给予教师更多的、与其付出相对称的物质回报，在此基础上再去谈论对教师职业的呵护与尊重。 “学者为己”的治学之道 当前许多教师之所以萌生职业的倦怠感，除了社会大背景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内在信念大厦崩塌的缘故。当一个人从事某一职业时，如果仅仅视其为谋生之路、而无法附丽上精神追求时，可以想象，那将是一段何其晦暗漫长的路程。精神追求，可以是学术研究，可以是教育规律的探索等等，“如此，即便会面临缺少支持、心灵孤寂以及不被人知等等物质匮乏和精神痛苦，也仍然可以快乐地走下去。”（《大师的教书生涯》）也唯有如此，教师才能在工作中找到职业认同感，同时获得全社会的职业尊敬。 这一点，在六位大师身上均得到充分的展现。钱穆，中学毕业后，迫于生计而到偏僻的乡村小学任教。在研究条件极其匮乏、物质条件相当恶劣的困境下，他孜孜以求，从不放弃对国学的一往情深。甚至与女朋友见面时，所谈“无疑多为学问”，以至女友举手投降道：钱穆“为师则可，为夫非宜”。还有那位被称为“低着头努力的人”的史学名教授顾颉刚，一边教学，一边兼职，可仍无法敷衍一家的生活开支，但即使借贷，仍不改易其志向，正如他写给胡适的信所袒露的：“厦门素无文化，来此后生活颇为干燥。但我志在读书，只要五杂事搅烦，亦可安居乐业。” 正因为钱穆等大师有此丰厚的文化积累，他们在各自的学术或文学创作领域开拓了一片新天地。反过来，学术研究等领域的成就，促进了他们教育水准的提高。朱自清在温州十中时，上课彻底摆脱“部颁教科书”，用自编的讲义上课。当时这种自编讲义的现象，不独朱自清一人做到，许多教师都是如此，以至于最后教育部也没有办法，因为当时还没有“统一高考”的指挥棒。朱自清还把自己新发表的作品在课堂上与学生共享，与沈从文的“作文习作课”如出一辙。他们都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不仅大师级人物如此，当时以汪懋祖为校长的苏州中学各学科教师都成立自己的学术研究会，用教师的刻苦治学激发学生的学术兴趣和理想，“尤其是学科带头人，更是不断地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北新书局等著名出版社出版专著”，为一时之盛况。难怪作者周勇感慨：“当前许多特级教师常常是出版教学研究、升学辅导或班主任工作方面的著作来证明自己的‘专业’实力相比”，哪里可以相提并论呢？ 逝者如斯！当年教育界先贤们勤勉严谨、不求虚名浮利的治学之道，似乎已成人间绝响。每念及兹，令人不胜唏嘘。 不拘一格、异彩纷呈的教学专长 如果有人想从本书中很功利地学习到所谓的“教学法”等，可能会让他大失所望。因为这不是一本专门介绍“教学法”的专著。但是，从作者对大师们教学生涯的叙事中间，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一睹大师们当年课堂上的别样风采。举两个人的例子。 注重“身教”的钱穆。钱穆的身教首先体现在他始终不停止的刻苦求学行动。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在钱穆身上得以生动地展示。他从一名乡村小学教师起步，自学成才，把学术追求当成其“生命习性”，经过多年的努力，成为“国学新秀”。来苏州中学任教时，他已受当时的学术权威胡适等人所推崇。因此他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钱穆的成功之路，无疑是最好的活“教科书”。其次是钱穆采取的“身教”教学法，即通过自己的研究引导学生做学问。他认为，“传统的‘身教’才是最好的课程，现代意义的课堂教学根本无法与之相比”（见本书）。在苏州中学上课时，他用自己新的研究成果写讲义，以自己的学术研究做示范，让学生近距离领略如何做学问，同时，讲授国学的过程中，自然地注入浓烈的情感和精神力量，“使学生在感受中国历代学人之心路历程的同时，更会被其老师的学术人格魅力深深打动。”（见本书） 从小事做起的朱自清。和钱穆大气磅礴的教学方式不同，细腻敏感的朱自清，其教学手法更倾心于从细微处着手，“把自己的生命全部献给了教育青年的工作”（朱自清语）。他除了自编上课讲义外，还发明一种“作文记分法”：把学生的每次作文评分体现为曲线，于是一学期的作文进退情况便一目了然。这种作文处理方式激发了学生的写作积极性，从中也窥见朱自清教学上的细致与用心。 其他像爱生如子的顾颉刚、严厉又自由开放的鲁迅、“不顾学生”的陈寅恪、把教学和自我生命体验融为一体的沈从文等，无不各具教学风格。 这便是大师们的教学艺术。其中许多做法，今天的老师或难以企及或不必仿效。但大师们在教学上不囿于时、敢于树新立异的求索精神，也许正是我们这个浮躁时代所匮乏的。 《大师的教学生涯》一书，薄薄14万字的小册子，尽现了六位大师在“谋生”“治学”“教学”诸方面的无限风光。它邀请我们轻松地走近大师们跌宕繁复的教育人生，体验他们既平凡又繁华的教育生活，品尝他们别样而多汁的教育滋味，并由此慰藉我们贫乏、孤寂乃至随时枯竭的教育心灵。 合上书本，思绪仍流淌在书页间。那些面貌模糊的大师们似乎一个个又从书中走出，到我灯前，诉说着永不消失的教书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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