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兼士留下的一段争议

1965年3月26日，《台湾新闻报》上刊发林语堂所作《记周氏兄弟》一文，文中有忆述周作人在北平沦陷后投日事伪的一段话。文中写道：

“到了民国三十二年冬，在西安遇见沈兼士，约同登华山。兼士真是仁人君子，在华山路上，跟我谈周作人在北平做日本御用的教育长官。他说我们的青年给日本人关在北大沙滩大楼，夜半挨打号哭之声，惨不忍闻，周作人竟装痴作聋，视若无睹。沈兼士说到流泪。”

林语堂回忆的是1943年冬，与沈兼士“华山论周”的事迹。当年，沈在谈论中，竟“说到流泪”，所以林对之印象深刻，将这件事写在文章末尾，也为之感慨作结，称文人之“冷尤可怕，这又是放逸文士之所不为。可怕，可怕。”可想而知，沈对周投日事伪之沉痛与悲愤，应当也从这件事上有所反映与流露。但三年之后，由沈出面牵头，为已被捕受审的周倾力说情，向法庭出具种种证明的事件，则殊不可解了。

须知，沈兼士当时是正在接收平津地区日伪文教机构的教育部特派大员，他自然清楚，作为政府要员为正在关押中的周作人向法庭呈送这样的证明材料，意味着什么。或许，他之所以要这样全力保周，首先，二人同是章太炎门下，早年即有同门之谊；其次，沈是苦雨斋常客，他对周的学术文章也的确看重，二人私交一直很好。二人至少20余年的交情，或非一朝一夕可以淡忘；但纯粹因交情而说情，一旦有个闪失，身在接收大员的敏感位置上，沈自然也应知道这一行为的政治风险有多大。但他甘愿冒这个风险，除了交情，还有其他考虑。

曾去南京监狱中探访过周作人的黄裳，曾在《沈兼士》一文中提到，“在北平沦陷之后，沈兼士仍旧留下进行工作，记得在什么地方看到，周作人此时曾两次访沈兼士，意欲有所陈词，可是都被沈支吾过去了。也许这就是周作人对沈怀着憾恨的原因”（详参：《珠还记幸》，三联出版社，1985）。事实上，周作人的这份“憾恨”，一直持续到被捕受审之后，即使沈向法院递交了为之求情的证明材料，他也丝毫没有感激之意。他后来仍说沈是“因为同乡朱家骅的关系，给国民党做教育的特务工作”。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沈甘冒风险为周说情，而周竟还可以做出一副不太领情的样子呢？

周作人曾两访沈兼士而被“支吾过去”的，这一史事的原始出处确实无从查考了。但就事论事，言下之意也可以揣摩得到，即周曾有意投靠沈而被婉拒，所以后来不得不自谋出路，乃至最终投日事伪了。事实上，沈当时是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如果周能在辅仁任教，又因辅仁是教会私立大学，或可摆脱日伪的纠缠。这种揣摩得来的看法，也曾一度流行过，比如1947年1月在《文艺春秋》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周作人二三事》中，就明确提到，“民国二十七年，周作人和马、沈已不来往，而与辅仁方面的裂痕也渐深……当时周还在燕京做‘客座教授’，每月拿一百元薪水，而辅仁却不去聘他。”又如署名“常风”的《记周作人先生》（原载《黄河》杂志1994年第3期）一文中，也提到李霁野忆述周往访沈的事称，“李很惋惜当时沈兼士没能延聘周作人到辅仁去代课。”

显然，将沈兼士未能聘请周作人去辅仁大学任教，视作周不得不“落水”而投日事伪的原因之一，似可成立；但将其视作唯一的原因，又不免牵强，也有失偏颇。当然，沈因着多年交谊的情分，对此事有所歉疚也是难免的；只要有机会弥补这一歉疚，他应当照办，这份人之常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于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沈会在华山流泪之后，又全力为周说情了。这一看似前后矛盾的行为，实则仍是一个“情”字使然。（肖伊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