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流注针法”之理论谬误

乱弹

洪洞散人

子午流注，妙不可言，

掐指一算，克急救难。

所可疑者，时间节点，

古之滴漏，天下翕然？

子丑寅卯，以何为准？

更夫敲锣，一念之间。

太虚寥廓，脉气流转，

吾善开穴，神医秘传，

正欲施术，患者捣乱，

却云内急，更衣盘桓，

大夫稍候，即可回旋。

片刻之后，恰逢机变！

是时穴开，刻下已关，

排兵布阵，另谋新篇。

患者再走，再谋新篇，

患者又走，三某新篇。

赤乌东升，日薄西山，

几番更张，几番改弦？

“子午流注针法”之理论谬误

卓廉士

“子午流注针法”产生于金代，距《黄帝内经》的成书已达千余年，那时人们主客分离的观念已然成为思维的主体。如宋代医学家、天文学家苏颂（1020～1101），设计并建造的天文钟楼“水运仪象台”（公元1090年），据载钟楼顶部有一体积庞大的铜制浑仪，靠水力驱动，以观测星象，并在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木人出现在钟楼的木阁上，击鼓、摇铃、打钟、出示时辰牌（见图10）。显然，这样的时钟不再会像汉代的滴漏那样可以“随日之长短”，根据主观的感受来调整和变更刻漏的度数了，因此，此钟似可作为时间完全客观化的证明。在这种背景下提倡的时间疗法自然与《内经》的时间观念具有本质的不同。

“子午流注针法”问世数百年来应用不衰，历代的中医学术界对此多持肯定的态度，近些年来，“子午流注”随着中医热而一度升温，并且搭上了“中医科学化”的便船，实验研究也相继跟进，自不用说，结果是“对子午流注的研究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今天的中医将“子午流注针法”誉为“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一种与天文、地理、历史、气象、生物、哲学等多种学科互相渗透的一种重要学说”，尽管如此，但对其基本理论与《内经》的传承方面却很少见到较为深刻的讨论，尤其与其立论宗旨关系密切的卫气循行更是缺如，有因于此，本书特将“子午流注针法”与《黄帝内经》有关营卫流注的理论进行对照，结果发现，今天学术界对于“子午流注”的溢美之词大都显得言过其实。

《黄帝内经》究天人之际，通阴阳之变，确定了以阴阳、五行、藏象、经脉、气血、营卫的理论体系，是中医理论的源头，是“医家之宗”和万世法程，由于该书是以黄帝和岐伯等人的问答形式写成，故被称为“岐黄之道”，后世的医学理论如果符合《内经》的原创精神，上能溯其源，下能辨其流，则被视为对“岐黄之道”的传承和发展。如张仲景《伤寒论》将《素问·热论》的六经症候发展为“六经辨症”，金元四大医家刘完素的火热说、张从正的攻邪说、李东垣的脾胃说和朱震亨的养阴说以及明清时期薛生白、叶天士、吴鞠通等人关于热病的理论都是对于医道的发展和贡献，反之，如果一种学说与《黄帝内经》之间没有传承关系，甚至背离了它的宗旨，则会被视为“失道”，是建立在谬误的理论之上。所以，考察“子午流注针法”必须以医道为圭臬，这样才不致于被其中那些繁锁的推算弄昏我们的头脑。

何若愚在其所著《子午流注针经·平人气象论》中明确说道：“凡刺之道，须卫气所在，然后迎随，以明补泻，此之谓也。”据其所述，“子午流注针法”的理论源头应该是卫气循行，其说旨在继承《灵枢·卫气行》的时间疗法，并对之进行补充和完善，但是，实际上“子午流注”所倡的十二时开穴闭穴之说却与卫气循行的理论并不吻合。

何氏主张踪迹卫气，寻求卫气所在而刺之，但他忽视一个重要问题：即寻求卫气的哪个部分？《灵枢·卫气行》踪迹卫气的目的在于了解“人气”之所在，即了解卫气与天气发生感应的时间和部位，因为只有在卫气与天气的感应发生于病患经脉（或脏腑）的时候，及时施予针刺，才能以“得气”促感应，才可以事半功倍，获得更好的疗效。“人气”二字在《灵枢·卫气行》中反复出现，示以感应之不可须臾离也！然而，何氏及其传人皆无片言及此，说明他们对于感应之说缺乏深入的研究，对于寻求卫气所在的部位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尤其对于针刺“得气”来自卫气这一重要理论缺乏清楚的认识，结果使得“子午流注针法”很快偏离了卫气的轨道。

何氏及其传人第二个有违经旨的错误是：他们认为时间是纯客观的，而将时间看成是“均质”的。这代表了宋代以后的时间观念，尽管他们仍然认为时间是循环的；而《内经》时代人们的时间观念是一种“感受到”的存在，在对于时间的理解和把握上主观的成分较多，那时，方士治病多半直接取法于天地日月，直接取法于晨昏旦昧，在一天之中，时间就是“以平旦为纪，以夜尽为始”，并随四季日影之长短而消息之。

“子午流注针法”第三个有违经旨的错误是：忽视了卫气与太阳的关系。卫气之在人体有如天运之于日光，“天运当以日光明，阳因而上，卫外者也”（《素问·生气通天论》），卫气出表有如白昼的阳光，入夜即无；而“人气”——卫气与日光发生感应的时间均在于白天，同样入夜即无，所以针刺治疗仅在白天进行，即使是手足三阴经和五脏的疾病，亦是在白天卫气入于“阴分”的时候治疗。“子午流注针法”十二时开穴闭穴之说已然完全摒弃了卫气与日光的感应联系，使时间疗法顿然失去了意义。并且，其按时取穴之说也是违背经旨的，因为入夜之后，卫气入里，当以“无扰筋骨，无见雾露”（《素问·生气通天论》）为养生上策，最忌扰攘，如在半夜叫醒病人进行“开神门”一类治疗显然大大地违背了这一精神。

从《灵枢·卫气行》所倡的时间疗法上看，上述三点是其根本，是其立论的基本原则，没有通融的余地。如果后世医家自称遵照《经》旨，设立时间疗法，不能不小心面对这些原则，或予沟通，或予增益，才能被传统中医的主流观点所接受和承认。

大约“子午流注针法”的传人们也多少意识到他们的学说与医道之间存在的差距和分离，所以明清的针灸著作凡有涉及子午流注的内容大多只讲方法，很少引述典籍，盖底气不足也！到是今天的学者上溯《灵》、《素》，替“子午流注针法”进行了一番考竟源流的工作，以旌其医道的正传地位。如今天《针灸治疗学》教材说：

“子午流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理论体系溯源于《内经》。如《素问·六微旨大论》载有‘天气始于甲，地气始于子，子甲相合，命曰岁立，谨候其时，气可与期’。《素问·六节脏象论》中说‘天以六六之节，地以九九制会，天有十日，日六竟而周甲，甲六复而终岁，三百六十五日法也。’《灵枢·卫气行》中载有‘岁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为经，卯酉为纬。’……这是古代人们仰观天象，俯窥地理所体认出来的，用子午十二地支来代表，划分一年四季寒暑和一天昼夜的不同，从而认识到人体五脏与自然相适应，这就为子午流注按时分配脏腑的规律提供了基础。……《素问八正神明论》中指出‘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之’，‘先知日之寒温，月之虚盛，以候气之浮沉而调之于身，’说明按时针灸是从日、月运行节律与人体气血盛衰来立说的，由此可见昔时在治疗时，重视日时寒暖和脉气盛衰，这就为子午流注针法提供了依据。”

这段引证旨在说明两件事：一是“干支推算”古已有之，二是“候气而刺”古已有之。虽然二者都明载于典籍，但经分析，引用上述经文来说明“子午流注针法”为岐黄正传都有些不太靠谱，其中甚至还有不少错误。

关于第一点：干支推算。在古人的观念中，干支蕴含了一个重要的数术原理。《易·系辞上》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五是天数，六是地数，五六相合被视为天地交合，阴阳相合，其数可以役使鬼神，驾驶阴阳，可以预卜前知，了解事物的发展、变化及其结果，所以五与六自春秋以来一直就是一组神秘数字，《易·说卦》：“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

五与六是干支的基数，其最小公倍数为六十，古人用以纪年和为年命名，甲子六十为一个周期，所谓“六竟而周甲”（《素问·六节藏象论》），这样使得逝水一样的流年不是一去不返而是往复无穷。《素问》关于“运气七大论”中利用五与六数进行干支推演，旨在于逆数前知，预测甲子六十年间的气候变化，预测今后的年成与疾病流行的情况，这是《易》理之“逆数”的应用，所以，除非预测的需要，一般不予使用，识此，则会懂得《黄帝内经》只言天道，而希言《易》理了。所以，卫气的循环周流并不宜用天干推算，只须运用十二地支，参照式盘，“法式检狎”即可得之，从而谨慎地避开了天数，因为人体气血的盛衰与天地相应之有如潮汐，乃生命自身固有的节律，本然之事，如要了解“日、月节律与人体气血的盛衰”情况，有日光可以参照，有月光可以见证，此有目可睹，既直观又实用，完全没有运用“五”与“六”这组天地之数进行推算、预测的必要，因此可见，“子午流注针法”使用干支推算经脉中的气血盛衰，在观念和方法上都已违背了“岐黄医道”的精神。

关于第二点，“候气而刺”。《灵枢·卫气行》的时间疗法将所候之气称为“人气”，即卫气与日光相感应的部分，但是何氏却说“凡刺之道，须卫气所在”，将所候之“气”误为仅有卫气，忽视了其中与日光感应的元素，忽视了感应中有关“人气”的部分，而今天《针灸治疗学》的遗忘更为彻底，连卫气也没有提到，只是笼统说到“日、月运行节律”，在概念上十分含混。

《灵枢·卫气行》说：“刺实者，刺其来也；刺虚者，刺其去也。此言气存亡之时，以候虚实而刺之，是故谨候气之所在而刺之，是谓逢时。”“来”是“人气”之来，即患病的经脉（或脏腑）正好在卫气与日光感应的时间段内，“去”是“人气”离去，即患病的经脉（或脏腑）不在卫气与日光感应的时间段内。《内经》时间疗法的感应内容与日光同步，对象十分明确，而“子午流注针法”却并不存在较有针对的对应关系。对此，何氏说：“详夫阴日血行，置阳气流。”阎明广注引“贾氏云：阳日气先脉外，血后脉内；阴日血先脉外，气后脉内。交贯而行五脏五腑之中，各注井荥输经合五穴，共五十穴。”（《子午流注针经》）其中似在广络原野，与日月阴阳交相感应，因而缺乏针对性，并且其说于经无据，亦缺乏古代天文学方面的知识为依据。

除了干支推算与“候气而刺”有违经旨之外，子午流注在对于卫气循行的选择上存在明显的错误。据《内经》所载，卫气的循行有两条线路：一条称为“偕行卫气”，它与营气偕行，每日行于十二经脉（《灵枢·营气》加上了督任二脉）五十度，另一条是“独行卫气”，日行于阳（体表），夜行于阴（体内），每日行于全身亦五十度。前者是以营气为主体，营行脉中，卫行脉外，卫气伴随营气运行；后者才是卫气循行的主体，它白天遍布体表、夜晚内行脏腑。有因于此，如果要“审察卫气”，要将针刺与卫气循行的时间结合起来，那么，毫无疑问应该选择后者，选择“独行卫气”，所以，《灵枢·卫气行》设置的时间疗法是以卫气之独行者为旨归，围绕着卫气日行于阳的二十五度来展开，盖白天卫气能与阳光感应也。当然，《灵枢·卫气行》的方法尚有不足，如仅在上午治疗，治疗“阴分”的时间过短，又如张景岳所指出的推算有误：卫气半天二十五刻当行十二周半（0.5×25=12.5），但《灵枢·卫气行》仅行六周，等等，尽管有此诸多不足，但“人气”在某时行经某脏则已按漏水百刻的方法示例在案（见表3），已经为卫气循行所设立的时间疗法指示了发展的方向，后人只须悉心解决其中的不足之处，变通、完善即可切于实用。

然而，“子午流注针法”不知出此，反而弃置“独行卫气”这一卫气运行的主体于不顾，放弃了《内经》本来已经初具规模的时间疗法，而是选择了卫气运行中与营气偕行的次要部分，这种舍其主而求其次、舍弃卫气而求营气的方法，使“子午流注针法”又一次违背经旨，偏离了本来当行的正路，此诚“子午流注针法”之最不可思议者！

“子午流注针法”的谬误如此，所以，如果要对之继续进行研究只好退后一步，假设“子午流注针法”所选择的“偕行卫气”为卫气运行的主体，或假设针刺的时间疗法就是应该建立在营气运行的基础之上，并认为这种立论具有合理性，但其繁锁的推算却也叫人望而却步。明代阎明广（约生活于公元十二世纪）注《流注指微论》说：“南唐何公，务法上古。”他其实有所不知，“上古”医道最为直朴，即使是按漏水百刻追踪“人气”的方法也有如按图索骥，简捷易行，不似“子午流注”之繁锁冗杂也。如“子午流注”设计出的“纳干法”，其操作方法是：“首先要将患者来诊的年、月、日、时干支推算出来，然后结合人体十二经脉的流行和井荥输（原）经合的五行相生规律而顺次开穴，此法是按时开穴，时上有穴，穴上有时”云云，如果简便的方法能够取得相同的疗效，繁锁的做法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况且据现有的文献记载，并未见到有“子午流注针法”的临床疗效有明显优于普通刺法方面的报道。

还需注意，即使是将“子午流注针法”视为建立在营气环流的基础之上，仍然难以自圆其说。子午流注建立“子午为经、卯酉为纬”的基础之上，子午经纬本来指的方位，但《内经》的时间是寓于空间之中，春夏秋冬分布于东南西北四个方面，故十二地支既可代表一年中的十二个月，亦可代表一日之中的十二时辰。子午流注的“纳支法”就是让地支直接与脏腑经络配合：“地支配脏腑，是以一天十二地支与脏腑相配，是‘纳支法’的基础之一，以十二时辰代表十二经来取穴。人身气血运行，从中焦开始，上注于肺经，经过大肠、胃、脾、心、小肠、膀胱、肾、心包、三焦、胆、肝，再流注于肺。这个流注，是从寅时开始，所以十二时便以肺寅大卯相配合。”为便于取穴，《针灸大成》有歌曰：

“肺寅大卯胃辰宫，脾巳心午小未中。

申膀酉肾心包戌，亥焦子胆丑肝通。”

这是说十二经脉之气在一天十二时辰之中分别流经上述脏腑。寅时在肺、卯时在大肠、辰时在胃、巳时在脾、午时在心……丑时在肝，针刺治疗“以一天的十二时辰为主，不论每一个时辰配合什么天干，也不论时辰所属的阴阳，而仅按着一天中的时辰顺序，去配合十二经脉的气血流注，用井荥输经合的五行关系，通过补母泻子的方法达到治疗的目的。”其说虽辩，但在十二时辰的时间起点上，与《灵》《素》毫无学术渊源。

关于十二时辰与脏腑的配合，虽然《经》无明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营卫二气在每日的夜半子时“大会”于手太阴肺经，也就是说，如果要将时辰与脏腑配合，则流注时间的起点显然应该设立在子时，并且从手太阴肺经开始，然而，“子午流注针法”却将时辰的起点设在寅时，不知所据云何，如云时间疗法与脏腑配合甚有益于治疗，那么，时间的起点就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对此，“子午流注针法”及其传人从来没有过这一方面的交待和说明。

并且，“子午流注针法”的传人似乎很少注意到，无论“纳干法”或“纳支法”在营卫运行的周数上都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问题。《黄帝内经》所载的营卫之气的运行都是沿着全身经脉的环周运动，而且无论“独行卫气”或“偕行卫气”与营气一样，每日的运行都是五十周次，当然，《内经》的同时或更早的年代，有些医学流派有不同的主张，如《大要》认为卫气运行的环周次数应与二十八宿相应，一日气行二十八周，但无论如何，没有一日仅行一周者，而“子午流注针法”却将营卫的运行设为一日一周，且未提供过任何让人信服的依据和说明，既大有悖于经旨，也不是学术研究应该禀持的严谨态度。

另外，在营气流注应该经过多少条经脉这一问题上，《内经》的回答有三个：《灵枢·经脉》为十二经脉为环周，《灵枢·营气》为加上任督二脉为数二十六脉，《灵枢·五十营》再加上阴阳蹻脉各一，共为二十八脉。营卫之气的运行所对应的是日月经天，遍历二十八宿，《灵枢·脉度》所载经脉长度也以二十八脉为准，所以，营气环周所历的经脉之数应为二十八脉，正如《灵枢·五十营》所云：“日行二十八宿，人经脉上下、左右、前后二十八脉”，因为只有二十八脉才能与二十八宿之间在数术上形成了天人同构。所以，“子午流注针法”以气行十二经脉为一周，并非最佳选择。

还须注意，二十八脉上应二十八宿是一回事，而经脉之中气血运行的速度和环周的次数则又是另一回事，前者是经脉的结构形式，后者则是气血运行的快慢缓疾，二者不可相混。太阳每日经天一周，营卫之气则遍历二十八脉五十周次与之相应，古人将营卫的运行设置为五十倍于天数，应该是观察到气血流注必须具有相当的速度，才能形成一定的势能，如果将气血流注设为一日一周则无异于气血的停滞！五十乃天数，非此数则不能“与天地同纪”，尽管《大要》有二十八周的说法，但其与天同步的宗旨却是一致的。然而，“子午流注针法”却将每天营卫流经的次数设为一周，然后将十二经脉依次配入十二时辰，按照“肺寅大卯胃辰宫，……”次第而行，这种做法显然是将经脉的构成和气血的流注混为一谈，并以结构代替流注，其情形就像用解剖去代替生理一样，结果是经气流注的速度仅为生理流速的五十分之一，这样的流速势必导致循环的衰竭。此亦诚“子午流注针法”之最不可思义者！

据《内经》所载的人体生理，由呼吸推动营气运行每日五十周于身，灌注脏腑肢骸等全身组织。据《灵枢·五十营》载：“人一呼，脉再动，气行三寸，一吸，脉亦再动，气行三寸，呼吸定息，气行六寸”，人在一天中呼吸“一万三千五百息”，营卫气行“凡行八百一十丈”。如果将营卫一天循行五十周次变为一周，对于仰赖气血灌注的全身组织来说，将会受到的严重的损害，对于机体来说，无异于呼吸循环的衰竭和停止。然而，“子午流注针法”似并非没有意识到呼吸与循环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因为阎明广在注释《流注指微赋》时说道：“流者行也，注者往也。流谓气血之流行也，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定息，脉行六寸，如流水走蚁，涓涓不息，不可暂止。”但是，其所设计的营气流注又是一日一周，竟不知这样导致的气机郁滞，血行壅塞，其“涓涓不息”之气流何得而来？其“呼吸定息，脉行六寸”的意义又将何在？其说前后矛盾，有如此者！

显然，何氏未得营卫的真解，却强作解人，而倡“接气通经”之说，欲以呼吸之气形成的势能来治疗偏枯一类的病症。《流注指微赋》曰：“接气通经，长天依法。”阎广明注曰：“夫欲取偏枯久者荣卫诸疾，多是愈而复作者，由气不接而经不通流，虽有暂时之快，客气胜真，病当未愈也，当此乃上接而下引。呼吸多少，经脉长短，各有定数立法。手三阳接而九呼，过经四寸；手三阴接而七呼，过经五寸；足之三阳接而一十四呼，过经四寸；足之三阴接而一十二呼，过经五寸。重者倍之，吸亦同数，此接气通经，呼吸长短之法也。”呼吸的势能建立在一天呼吸“一万三千五百息”、营卫气行五十周于身、推动气行“八百一十丈”之上，如果一天气行仅能环流人体一周，“接气通经”自然失去了势能，其所谓“呼吸长短之法”将无从说起。

在计时的方法上，《灵枢·卫气行》采用铜壶滴漏，而不使用地支十二时法，考其原因应该与漏水百刻便于计数有关。营卫之气日行五十周，如果采用十二时辰计数，则不便于计算和记录，试想气行一周耗时0.24辰（12÷50=0.24），在时辰之下无分秒单位的时代会给人的思想带来怎样的混乱呢！但是，如果改用“刻”来计数，一日“漏水下百刻”，气行一周耗时2刻（100÷50=2），这是一个整数，既易于加减又便于记录，因而“铜壶滴漏法”较之十二时辰更为实用。当然，“百刻”计数的对象是一日气行五十周，如果一日气行仅为一周，自然就会用到十二时辰了。以此推测，“子午流注针法”的设计者并非不知营卫之行是一日五十周次，将其设为一日一周，显然是有意为之，颇有为图使用便利而不计后果之嫌！

《黄帝内经》的时间是一种“感受到的存在”，没有我们今天的钟表那样客观精准的意义，古人的时间是日月的起落，昼夜的长短，春秋的交替，而追踪卫气的来去则是直接取法日月的运行、维持与天地的步调一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古人通过观测天象，参考晷影，考校刻漏，并随不同季节进行调整变更的方法，但是，“子午流注针法”却无视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将时间设为一种恒量，使之完全客观化，使其无论春夏秋冬，无论昼夜短长，营卫的流注将如钟表一样的规范和准确，此举取消了对于日月盈亏、气候寒暖等环境因素的参照，使针灸治疗失去了天地阴阳的依凭和互动，结果——从“岐黄医道”看来——会严重影响到针刺的疗效，失去了天人感应的时间疗法亦将变得毫无意义。

作为一种追寻卫气为目的的时间疗法，“子午流注针法”的设计者竟置“独行卫气”这一主体于不顾，改而追寻卫气与营偕行的次要部分，这已大大地违背了经旨，不仅如此，又将营气日行五十周更改为一日一周，更是大谬！但是，就在一日一周于身这个问题上，“子午流注针法”还忽视了十二经脉有长有短这样一个基本因素，犯了一个极为低级的常识性错误！据《灵枢·脉度》载：“手之六阳，从手至头，长五尺，五六三丈。手之六阴，从手至胸中，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足之六阳，从足上至头，八尺，六八四丈八尺。足之六阴，从足至胸中，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跷脉从足至目，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脉、任脉各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都合一十六丈二尺，此气之大经隧也。”手三阴经较短，手三阳经稍长，足三阳经最长，足三阴经次长。经脉的长短参差不齐，“脉气流经”的时间应当随着经脉的长短而各有不同，此自然之理，无论对于古人今人来说都是一个极易明白的常识性问题，但“子午流注针法”的设计者似乎一点也不明白，其“肺寅大卯胃辰宫……”云云，硬是将十二时辰平均分配于十二经脉之中，这样的设计使得无论经脉的长短如何，气血流经的时间完全相同，显然有悖常理。张景岳在《类经·卷八·经络类》中指出了“子午流注针法”的气行周数与经脉长短方面存在这样一种错误，他说：

“人身经脉之行，始于水下一刻，昼夜五十周于身，总计每日气候凡百刻，则二刻当行一周。故卫气行篇曰∶日行一舍，人气行一周与十分身之八。五十营篇曰∶二百七十息，气行十六丈二尺，一周于身。此经脉之常度也。而后世子午流注针灸等书，因水下一刻之纪，遂以寅时定为肺经，以十二时挨配十二经，而为之歌曰∶肺寅大卯胃辰宫，脾巳心午小未中，膀申肾酉心包戌，亥三子胆丑肝通。继后张世贤、熊宗立复为分时注释，遂致历代相传，用为模范。殊不知纪漏者以寅初一刻为始，而经脉营运之度起于肺经，亦以寅初一刻为纪，故首言水下一刻，而一刻之中，气脉凡半周于身矣，焉得有大肠属卯时、胃属辰时等次也？且如手三阴脉长三尺五寸，足三阳脉长八尺，手少阴、厥阴左右俱止十八穴，足太阳左右凡一百二十六穴，此其长短多寡，大相悬绝，安得以十二经均配十二时？其失经旨也远矣，观者须知辨察。”

不仅如此，“子午流注针法”介绍的开穴方法亦多杜撰，有“想当然”之嫌疑。本来，“经脉十二者，别为五行，分为四时”（《灵枢·五乱》），四时、五行皆为阴阳之气所化，这一理论体现在十二经脉的五输穴上，就是五输穴所具有的五行属性。

《灵枢·本输》确定了阳经与阴经的五输穴各自具有的五行属性：阳井为金，阴井为木。《难经·六十四难》进行了补充，予以完善：井穴：阴经属木，阳经属金；荥穴：阴经属火，阳经属水；输穴：阴经属土，阳经属木；经穴：阴经属金，阳经属火；合穴：阴经属水，阳经属土。《素问·脉要精微论》说：“微妙在脉，不可不察，察之有纪，从阴阳始，始之有经，从五行生，生之有度，四时为宜，补泻勿失，与天地如一。”五输穴的五行生克关系是古人考之天地阴阳，验之穴位性能而确定的，关系到针刺补泻手法的运用和临床疗效，所以五输穴的五行属性是绝对不可以随意变更的，也正是因为五行属性的稳固，才能在脏腑、经脉发生疾病的时候，“有余不足，补泻于荥输”（《素问·离合真邪论》），通过调五行而和阴阳来发挥其治病的作用。但是，“子午流注”的“纳干法”无视人体阴阳和五行分布的正常状态，其干支推算的方法使五输穴的五行属性被肆意颠倒。据现行教材说，“子午流注针法”用十天干配十二经，“并根时干配合脏腑阴阳，依照井荥输（原）经合五行相生的顺序开取五输各穴，就是说上法是每日开井穴的方法，而要推算一天中的时干开穴，就要本着阳日阳时开阳经之穴，阴日阴时开阴经之穴和五输五行相生的顺序开穴，如甲日胆经主气，到甲戌时开取胆经井穴窍阴之后，再按阳日阳时开阳经之穴及五输五行的规律开穴，例如甲戌时下一个阳时，当在乙日丙子时开取小肠经荥穴前谷……。”这样一来，五输穴的五行属性就变得不再确定了，如胆经的窍阴穴原本属金，但经推算变而为木；小肠的前谷穴原本属水，经推演变而为火。又因为天干之数为十，将手少阳三焦经与手厥阴心包经的五输穴设为不变项，使其与《难经》相符，而别有所谓“气纳三焦，血归包络”之说。这样的拼凑真能治病乎？对此，明代汪机（1463～1539）就曾批评道：“古今名曰子午流注，盖谓左转从子，能外行诸阳，右转从午，能内行诸阴，于经亦有据乎？曰：此皆臆说。《素》《难》不载，不惟悖其经旨，而所说亦自相矛盾者多矣。”

综上所述，“子午流注针法”的错误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生命的节律与天地同构，卫气的运行与日月同步，因而气血的盛衰有如潮汐，信而可征，只须观察直接取法，并无关乎预测。所以，以干支为基础的五运六气或只宜于推算年运、预测将会发生的流行疾病，并不适宜于推算人体气血的周期和盛衰；从医学史的角度上看，在《灵枢·卫气行》之后，似已没有产生“子午流注针法”的必要；另一方面，子午流注在设计上违反经旨，自相矛盾，甚至存在严重的错误。如将踪迹“人气”变为追寻营气，如变营卫气行之一日五十周次为一周，如无视于经脉的长短而将流注时间平分配在十二个时辰之中，如将时间设为恒量使其完全客观化从而与天地阴阳失去联系，如忽视呼吸与气行之间的因果关系，如变更五输穴的五行属性，等等。对于这些错误和难解的理论之结，“子午流注针法”的传人们似乎从来并有过正面的回应，而只是一味的赞扬和膜拜，这不是一种对于中医学术应该持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子午流注针法”诸多悖谬的背后应该是人类思维发展的结果，宋金时期人们主客一体的原初境域早然丧失殆尽，而子午流注的盛行本身就是时间观念全然客观化的标志，宋徽宗年间（1101～1135）政府组织编撰《政和圣济总录》将“运气”纳入医学体系，朝庭的提倡无疑对子午流注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估计在何若愚《子午流注针赋》之前或同时，医学界已经有了将干支推算与脏腑经脉结合的尝试，数十年来渐成气候和规模。从《子午流注针赋》写作所采用赋体的形式上看，何若愚似非创论者，而更像是一位搜集整理者和歌诀编撰者，盖创论者应有系统的理论阐述以弘扬其说，而非区区歌诀之小家者比。研究“子午流注针法”会发现其说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思维不够冷静缜密，缺乏学问的涵养和功底，对《内经》之旨不求甚解，这些既突显出了官办学术粗糙的一面，又到颇具“集体创作”的特点；二是脱离实际。古人“参之天地，验之人物，穷神极变，而针道生焉”（皇甫谧《甲乙经序》），针灸的时间疗法始终当以天地为参照，以一日之中阳气的多少为参照，宋明医家不出此道，而是闭门造车，一味沉溺于干支推算，使针灸治疗的方法日趋繁锁，尽显宋明理学长于空谈而短于致用的弊病。

学有所宗是中医学术的悠久传统，征之《内》、《难》经典，考之学术渊源，“子午流注针法”当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流，若征之天地阴阳，则又本自弃绝，故其说漫无所归，难以成立，然而，奇怪的是后世的针灸医家大多对此熟视无睹，并且以讹传讹地予以广为流传，我想，除了学问不精的原因之外，崇古意识作祟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所谓崇古意识，就是将以古人的观点为可信、古人的理论为可靠作为一种价值标准，行之既久，已然成为一种社会心理，带有极大的惰性，宋金距今数百年，从今天看来，宋金的人物早已成了古人，因而“子午流注针法”不容置疑，既使在今天也被列入继承、发扬之列，而明代以来数百年，能独立思考、敢于置疑“子午流注”的学者似仅有张景岳、汪机数人而已，人数虽少，却是中医学术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