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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传统犹太家庭的夏加尔（1887 – 1985），1910年来到巴黎谋求艺术发展之路。在蒙帕尔纳斯住了一年半之后，他搬到镇边的一个工作室里。那是一个专供放荡不羁的艺术家们居住的住宅区，破烂不堪。 在俄罗斯人的画室里，常常会传出一个被欺侮的女模特儿的哭叫声；在意大利人的画室中，会传来歌唱声和吉他弹奏声；犹太人画家那里，人们听到的常常是激烈的争论声；而我，我的画室中只有我一个人，面对着一盏孤独的油灯。画室中满是绘画，还有那些画布，它们实际上根本不能叫做画布，而只是我的桌布，我的床单，我的睡衣，全都那么破烂不堪。 而正是在这里，夏加尔结识了一批先锋派诗人和青年画家，在活跃的思想碰撞中，他很快展开了自己极富想象力和诗意的风格。他穿梭于巴黎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和商业画廊间，玲琅满目的印象派、后印象派和野兽派的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尝试着放弃了在家乡时常用的阴沉色调。
《窗外的巴黎》是夏加尔这段时期的代表作之一。画中可以看出夏加尔对立体派之父塞尚的崇敬，并对塞尚的造型进行效仿。整幅画，包括窗子本身，都充满了梦幻的色彩。他塑造的形象——人脸猫、双面人、飞翔或漂浮的人——怪诞，天真，不合逻辑，这样的表现手法使他的作品充满了神秘与想象。而这实质上又显露了夏加尔的心理状态。窗外变化多彩，如此诱人，双面人和人脸猫却停留在窗内，疑惑，张望，可能还伴着对故乡的思念。双面人手掌里躺着一颗小小的心，几乎就要溜出画面，这更增加了视觉和情感上的不确定性，却又是惹人关心和注目的一点。 在自传《我的生活》中，夏加尔这样回忆1914年回到故乡俄罗斯的情景。 他这次回去一方面是去参加妹妹的婚礼，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未婚妻贝拉的思念。第二年，夏加尔与心爱的贝拉终成眷属。虽然这桩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一开始遭受了女方家庭的巨大非议，但值得庆幸的是，他们的婚姻十分美满。妻子一直是最懂他的人，甚至他的创作如若得不到妻子的肯定，竟不知该如何是好。
7月7日这天，夏加尔忘记了自己的生日，贝拉却很在意，特意换上一条美丽的长裙，清早就急匆匆地买了鲜花送往他的住处。《生日》描绘的正是贝拉手捧鲜花为他庆祝的场景，贝拉脚步轻盈，夏加尔更是幸福得漂浮了起来，两人似乎要一起飞出窗外，去往梦想的生活。 夏加尔回忆道：“只要一打开窗，她就出现在这儿，带来了碧空、爱情与鲜花。从古老的时候起直至今日，她都穿一身白衣白裙或者黑衣黑裙，翱翔于我的画中，照亮我的艺术道路。” 此后每逢夏加尔的生日，当贝拉用花朵或各种五彩缤纷的东西装饰两人的房间时，夏加尔都会让她保持固定姿势，为她画像。 夏加尔回到维捷布斯克的这一年，恰巧赶上一战爆发，原本计划和妻子一同回巴黎的他，不得不继续留在故乡。这期间，他常常在窗前作画，画“所有落入眼帘的东西”。他以比较写实的风格，描绘故乡的生活场景、景色和老年人，当然还有爱人的身影。 1916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伊达出生，夏加尔画下了妻子和孩子在窗边的样子。阳光落在妻子左侧肩膀和衣裙上，她专注地呵护着孩子，似为她遮挡阳光。从这里望向窗外，故乡的田园树木和天空的云朵，让人感受到难得的宁静。一家人生活在乡间，几乎忘记了战时欧洲的紧张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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