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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马门的铜马 关于未央宫北门的金马，张衡《东京赋》注曰：「天马，铜马也。……明帝至长安迎取飞廉并铜马，置上西门平乐观也。」可知未央宫北门的金马实乃青铜马，东汉明帝时从长安城未央宫北门移至洛阳上西门平乐观，那么，金马门铜马是何时铸造的呢？《汉书·武帝纪》记载：「元鼎四年（前一一三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那么，金马门铜马铸于公元前一一三年。若按《后汉书·马援传》之说，实乃「善相马者东门京作铜马法」。
未央宫金马早就毁于一旦，不过，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汉武帝以来铸造青铜马之风盛行，各类金马仿制品应运而生。华盛顿弗利尔·塞克勒美术馆陈列的西汉青铜马，就是这样一匹青铜汗血马。这匹金马与霍去病墓前马踏匈奴石雕像如出一辙，颇为写实。如两者马背均有鞍鞯，与后来流行的双翼天马造像不尽相同。
一九六九年，甘肃武威市擂台西晋墓出土了九十九件青铜车马仪仗俑，是目前中国考古发现数量最多的青铜车马仪仗俑群，其中包括作为中国旅游标志的「马踏飞燕」。考古学一般根据墓穴里年代最晚的东西推断文物年份，当初发掘武威擂台古墓时，铜器上虽有铭文，但是没有标明年份。发掘者据墓中出土五铢钱币推断是东汉墓。后来，北京大学历史系吴荣增教授在甘肃省博物馆库房内重新检验了擂台墓出土钱币，发现大批西晋五铢，并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学术讨论会上公布了这项研究成果。此后，中国考古界业内人士都把擂台汉墓改为西晋墓。
二〇一二年一月，我们在伊朗南部城市设拉子近郊帝王之谷（Naqsh-e?Rustam）考察时，见到一幅萨珊波斯浮雕上波斯武士和敌方战马头上马鬃皆被扎束起来，这幅浮雕创作于萨珊波斯王霍尔木兹二世在位时期（三〇三年～三〇九年）。华盛顿弗利尔·塞克勒美术馆藏萨珊波斯银盘上波斯王的坐骑，也把头上马鬃扎起来。此外，法国考古学家葛什曼的名作《波斯艺术》一书著录的萨珊波斯银盘上，同样把马头上马鬃扎起来。毋庸置疑，这是波斯艺术家表现战马的典型手法。
萨珊波斯王朝立国于公元二二六年至六五〇年，相当于曹魏文帝黄初七年至唐高宗永徽元年，那么，擂台晋墓出土「马踏飞燕」和青铜车马当为中国与波斯文化交流的产物。这就从考古学角度证明，时下作为中国旅游标志的「马踏飞燕」实际上是西晋工匠模仿萨珊波斯艺术创作的。 华盛顿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藏青铜马是典型的大宛马形象，与武威擂台西晋墓出土波斯风格的青铜马迥然不同。 西汉帝陵出土金玉汗血马 一九六五年，咸阳市杨家湾附近一座西汉初年墓（四号墓）出土了三千件彩绘兵马俑，如今分藏咸阳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发掘者起初认为墓主可能是周勃、周亚夫父子（《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一九七七年第十期）。经后来调查，这批汉兵马俑所出墓葬实乃汉高祖长陵陪葬坑。
出土彩绘兵马俑两千五百余件，包括步兵俑一千八百多件、骑兵俑五百八十多件和战车模型，号称「三千兵马」。其中，骑兵组成六个方阵，有甲骑和轻骑两类，甲骑的骑士和战马较为高大，通高六十八厘米，骑士多数身穿铠甲手执戟。轻骑的骑士和战马较矮小，通高五十厘米，不披铠甲，手执弓弩背负箭囊。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部西汉初年帛书《相马经》。从它的文体类似于赋和提到南山、汉水、江水等迹象来看，有可能是战国时代楚人的著作。主要内容仅是良马目睫眉骨等局部相马法。古人相马主要观察头部。《伯乐相马经》曰：「马头欲得方，头欲得高峻，如削成。头欲重，宜少肉，如剥兔头。」（晋张华《博物志》卷四引）汉高祖长陵陪葬坑出土汉兵马俑的战马「如剥兔头」，依照战国至汉初相马法创作，并非大宛马。
一九八一年，陕西兴平县西吴镇豆马村茂陵阳信长公主墓陪葬坑出土了一匹鎏金铜马。高六十二厘米、长七十六厘米、重二十五点五公斤，现藏茂陵博物馆。除鎏金铜马之外，这个陪葬坑还发现宫灯、竹节博山炉等鎏金铜器，并刻有「阳信家」字样。阳信公主是汉景帝与王娡之女，汉武帝的大姐。初嫁曹参曾孙平阳侯曹寿，又称平阳公主。寡居后改嫁卫青，恢复阳信公主封号，那么，这个陪葬坑属于阳信公主墓。宋膺《异物志》描绘「大宛马，有肉角数寸，或有解人语及知音舞与鼓节相应者」（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四裔考十四》大宛条引《伯乐相马经》）。正如张廷晧所考，「这件金马有一特征很值得注意，即在两耳间生有一角状肉冠，比马耳还高。这表明该鎏金铜马就是依遐迩闻名的大宛汗血马的特征铸造的了」（《西汉鎏金铜马的科学价值》，《农业考古》一九八五年第一期）。阳信公主墓陪葬坑所鎏金铜马，是目前所知唯一一件经科学发掘的大宛马金铜造像。 值得注意的是，陕西咸阳市汉昭帝平陵出土了一件和田玉奔马，当地农民偶然发现，一九六六年交给咸阳博物馆。汉昭帝平陵位于咸阳市平陵乡，东南距咸阳市约五公里。经考古钻探，平陵的帝后二陵均为覆斗形封土堆，四边有夯土陵墙，陵墙中部有阙门，外有环陵路。帝陵居陵园正中，东西长四百零五米，南北长四百米，后陵位于帝陵西北七百米处，东西长三百七十八米，南北长三百六十二米。帝陵、后陵陵园内均发现陪葬坑，帝、后陵园外围也有相当数量的陪葬坑，陪葬坑区东西长达五公里。玉奔马就出自汉昭帝平陵陪葬坑区。
这件和田羊脂玉奔马，通高七厘米，长八点九厘米，底宽三厘，圆雕而成。马昂首挺胸，双目前视，两耳竖立，四蹄腾起。马背上骑一武士，头系方巾，身着短衣，威武异常，作驱马竞驰状。武士的坐骑，正是《史记》所载「天马」的形象，也即汉武帝酷爱的大宛汗血马的造型。仙人骑奔马寓意深刻，生动反映了西汉皇室和民间百姓中广为流行的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理念。 总之，中国历史在西汉王朝进入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黄金时代。《汉书·西域传赞》记载：张骞通西域之后，汉武帝「闻天马、蒲陶（葡萄）则通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安息（今伊朗）。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未央宫金马门），钜象、师（狮）子、猛犬、大雀（鸵鸟）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汉宣帝神爵二年（六〇年），郑吉在塔里木河支流迪那河畔的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建西域都护府，塔里木盆地及西域广大地区并入汉帝国版图。阳信公主墓出土金铜大宛马、汉昭帝平陵出土和田羊脂玉汗血马，皆为汉代皇家艺术品，展现了汉帝国昔日的辉煌与梦想。 （文章来源：《紫禁城》2014年第10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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