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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瓷笔筒的品种及特征
康熙时期文房用瓷之所以得到迅速发展，与康熙皇帝尊孔崇儒的文化政策分不开。即位伊始，他首先确立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采取怀柔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不断扩大科举取士名额，举山林隐逸、博学鸿词科。此外还组织大规模修纂书籍工作，比如《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等图书都是这一时期编纂完成的。除积极推行汉文化政策外，康熙本人一生学习的知识也相当广泛。在他的积极倡导下，诗文礼仪在康熙时期遍及天下，设立学校、诵习经书也成为一代风气。文房用瓷即是在这样一种比较宽松平和的文化政策下得以兴盛发展。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大量康熙时期的文房用瓷，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段历史。
在康熙时期文房用瓷的烧制中，以笔筒最为出色，在清代陶瓷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这一时期笔筒不仅生产量大，为历朝所不见，而且造型、纹饰相当美艳，艺术表现也呈多样性。主要题材除花鸟、人物、山水景致、田园风光、诗词歌赋等一应俱全外，其文字装饰图案，也非常深刻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色。由于康熙一朝时间较长，所以康熙时期的笔筒，各个品种早中晚时期呈现出来的风格变化很大。
康熙瓷笔筒的十大品种
青花笔筒：康熙时期的青花瓷器，以云南产的珠明料为主，由于氧化钴的含量可达8-9%，因此青花不仅发色纯正、青翠亮丽，是历代青花中的标准色调，而且由于采用分水法绘画，使青花图案能够“墨分五色”，将物体阴阳反侧之景表现出来。康熙时期以青花绘制的笔筒，数量相当大，装饰题材也十分丰富，主要为山林高士图、渔家乐图或书写诗文辞赋。
五彩笔筒：五彩是釉上彩绘的一种工艺，“五”是言其色彩丰富。康熙五彩以其淡雅的色调、精湛的绘画，一扫嘉靖万历五彩只重色彩而不细究其形貌的粗率画风，在陶瓷史上独领风骚。在清宫旧藏康熙五彩笔筒中，以白地五彩为主，纹饰多为山水人物、花鸟虫鱼。
釉里红笔筒：釉里红是指以铜红釉料，在胎上绘画纹饰，罩上透明釉在1300℃以上的高温下烧成后，在釉下呈现红色花纹的瓷器，它是铜在高温还原气氛中作用的结果。釉里红虽然最早出现在元代，但元代釉里红器，其色调一般比较暗淡，没有浓淡相间的色阶区别，绘画纹饰也比较简单，常常是先在胎上刻画纹饰后，在其上涂抹一片红釉，这种作法与严格意义上的釉里红器，还存在一些差距。清代康熙一朝是釉里红极大发展时期，此时不仅铜红发色鲜艳、纯正，而且纹饰细腻，层次鲜明，不仅如此，还涌现出许多新品种，如青花釉里红、釉里红加彩等。故宫所藏釉里红笔筒，主要是一些题写辞赋，或书写百寿字之器。
洒蓝釉笔筒：洒蓝釉是因其蓝色釉面上，均匀布满蓝色和白色斑点而得名。因其犹如蓝天上飘洒的白色雪花，又称“雪花蓝”。此品种虽然最早出现在宣德时期，但品种较少，似昙花一现，宣德之后基本绝迹。康熙时期延续并发展了此种工艺技法，制作更加成熟。以洒蓝釉做装饰的笔筒，在故宫藏品中一般是在釉面上，以金彩描绘图案或书写文字，虽然传世至今金彩大多已脱落，但仍不乏精品之作。例如一件洒蓝釉描金花卉笔筒，以金彩绘整个画面，珍贵之处不仅在于釉面金彩基本保存完好，而且诗与画合谐统一，艺术效果极佳。还有一些笔筒在洒蓝釉面上，以开光形式绘画五彩、釉里红纹饰，或直接绘画冰裂纹，使釉面装饰更加丰富。这类笔筒在故宫藏品中有洒蓝釉描金花鸟纹饰、洒蓝釉白龙纹饰、洒蓝釉五彩人物纹饰等。
青釉笔筒：青釉虽然烧造历史悠久，但直至清代康熙时期，青釉的烧制才达到随心所欲的程度，其呈色不仅葱翠鲜亮，而且还有冬青、粉青、豆青之别。康熙时期的青釉笔筒，一般釉面呈色淡雅，以仿宋龙泉窑豆青釉居多，釉面多刻划缠枝花卉。
墨彩笔筒：属于釉上彩中的一种，是康熙中期出现的一个新品种，以铁和锰等矿物质为主要呈色剂，在烧好的素胎上绘画纹饰，再经低温烘烧而成。它的艺术表现力非常强，特别是在白釉色地的衬托下，图案更显得黑白分明，浓郁晶亮，此品种一直延续烧至清末和民国时期，但后世墨彩均为轻描淡写，远不及康熙时漆黑厚重。此类笔筒的装饰效果非常突出，一些器物往往一面以墨彩加绘五彩绘画纹饰，一面以墨彩题写诗文，或整篇以墨彩题写诗文。
红彩描金笔筒：也是康熙时期新创烧的品种，由于呈色较淡又称作“淡描红彩”，能以多种色阶描绘出层次鲜明的画面，并以金彩渲染其华贵。在故宫藏品中，红彩描金笔筒数量较少，值得一提的是红彩描金牡丹蝴蝶图笔筒。此笔筒画面为两朵盛开的牡丹，几只彩蝶飞舞在花丛中，画面上淡雅宜人的红彩，不仅将满园春色浓聚，而且在金彩烘托下，器物尽显艳丽之风。
釉里三色笔筒：以釉下青花、釉下白粉两种色调为主，以釉里红做点缀，呈色雅致，具有非常独特的艺术风格。此品种也是康熙时期创烧的，故宫所藏釉里三色笔筒，多以山水人物题材为主。
红釉笔筒：由于铜红的呈色极不稳定，在烧制中对窑室的气氛又十分敏感，稍有变异便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有时一窑甚至几窑才能烧出一件通体鲜红的产品，所以要得到比较纯正的红釉器十分不易。高温铜红釉的烧制工艺，虽然早在元代就已出现，但明代宣德以后逐渐失传，终明—代再没有得到恢复。清代康熙朝恢复了失传200多年的高温铜红釉的生产，此时红釉瓷器名品迭出，最为著名的红釉瓷器有郎窑红、豇豆红和霁红。故宫收藏红釉笔筒以霁红釉为主，霁红别名“祭红”，是中国传统红釉器中的著名品种，其釉色特点是红不刺目，釉不流淌。霁红盛烧于永乐、宣德时期，康熙霁红釉笔筒呈色一般较为浅淡，色调均匀，胎体致密。
珐花釉笔筒：珐花是指以硝酸钾为助溶剂的陶胎彩器，它分两次烧成，先在陶胎上以凸起的沥粉，勾勒出双线花纹图案后烧制成器，然后在花纹间填以釉彩，再以低温烘烧。其釉色主要有孔雀蓝、孔雀绿、茄皮紫、黄等几种色调。珐花的主要产地在山西一带，明清时期景德镇御窑场开始烧制瓷胎珐花器，其釉色称其为“珐花釉”。有珐翠、珐黄、珐蓝、珐紫、珐青等多种，色调较之陶胎珐花更加精美，艺术表现力更强。康熙时期瓷胎珐花器烧制得相当成功，以茄皮紫釉、孔雀绿釉为代表。一件珐花釉笔筒，通体施茄皮紫釉，其上以孔雀绿釉斑点作装饰，釉下刻画垂柳、山石、蜻蜓图。
在康熙笔筒中以青花瓷器数量最多，通过不同时期青花色调的变化，也可以作出判断。康熙青花笔筒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青花——一般指康熙二十年以前的器物。这个时期青花笔筒的色调较灰暗，明显带有明末清初的痕迹。如釉面肥润，釉呈青白色，青花色调迷混不清等。康熙十年以后，笔筒上的青花才逐渐出现青翠艳丽的色调。
中期青花——一般指康熙二十年至四十五年之间的器物。此时青花笔筒因为大量使用上等的珠明料，所以青花呈色青翠亮丽。又由于在绘画技法上借鉴了中国画“分水”、“皴染”等技法，突破了传统的“平涂”技法，所以画面层次鲜明，达到了“墨分五色”的效果。这个时期青花虽然品种繁多，有蓝釉青花、哥釉青花、黄釉青花、豆青釉青花、青花釉里红和浆胎青花等，但笔筒上主要以白釉青花为主。
晚期青花——一般指康熙四十年以后的器物。此时青花色调由浓艳青翠，逐渐向浅淡灰暗过渡。由于青料及烧造的原因，青花有晕散现象。一些仿永乐、宣德时期绘画风格的青花笔筒，多出现在这个时期。按胎釉特征分期：康熙笔筒的胎釉，从总体特征上看可用一个“硬”字概括。不仅胎质坚致、胎釉结合紧密，而且胎体份量较重，均为其它各朝所不具。
按其胎釉特征不同，同样可以分成早、中、晚三个不同时期
早期笔筒的胎体较厚重，制作工艺与顺治时期大致相同。特别是其釉面肥厚，白中闪青，呈现一种青白色。器物口沿处或露胎无釉，或施酱黄釉，还有的口面开有小沟槽。底足也偶有“跳刀痕”、“粘砂”和“火石红”等现象。
中晚期笔筒的胎体与前期相比，虽略显轻薄，但拿在手中也有沉重感。胎质更加洁白细腻，釉色洁白呈粉白色。
按装饰风格分期：康熙时期笔筒上，纹饰绘画极具时代特色，内容非常丰富。有山水人物、写意画鸟、以及各种图案画、戏剧人物（俗称“刀马人”）等。其装饰风格也可依早、中、晚风格变化，按三期分类。
早期笔筒的纹饰，与顺治时期风格大体相同，多采用平涂手法。以怪兽、怪石图案居多，多见纹饰与题字相配的画面。
中期笔筒纹饰风格呈现多样化，画风明显受明末清初画坛影响。特别是在一些以耕织图、戏剧人物图，或文学著作中的人物为瓷绘题材的画面上，人物绘画得相当生动。康熙二十年以后，笔筒上又流行书写诗词辞赋。早在唐宋之时，瓷器上即以文字作装饰，并成为一种习尚。但这些文字仅限于在图案的一角，点缀以简短题句或书干支记年款。至清代康熙中期，瓷器上书写长篇诗词歌赋的文字装饰非常盛行，特别是在青、蓝釉或釉里红笔筒上，常能看到清秀规整的馆阁体小楷，或如行云流水般的草书。例如一件洒蓝釉笔筒，通体以草书临“怀素帖”。字体流畅，如行云流水，自有一气呵成之势，深得怀素草书风格。
在笔筒上整篇抄写的辞赋还有《圣主得贤臣颂》、《兰亭序》》、《赤壁赋》、《醉翁亭记》、《出师表》、《滕王阁序》、《岳阳楼记》、《四景读书乐》、《西湖十景》、《归去来辞》等文章。康熙二十五年以后，在青花笔筒上以整幅文字作装饰之风更为盛行，不仅是笔筒，在许多青花器物上，也均有诗文出现。民国时人邵蛰民即称：“青花绘山水人物笔筒及辞赋笔筒，以康熙一代为最多。画片有通景，有开光书写为赤壁赋、归去来辞、得贤臣颂”。在这些书诗词歌赋的笔筒上，以书写《圣主得贤臣颂》的文章数量最多。
晚期笔筒纹饰，呈现出一种用笔纤细，绘画细腻的风格。官窑瓷器上以龙凤纹为主，其次为山水、楼阁、翎毛、花卉、飞禽走兽等，画风趋向图案化。一件墨彩加绘五彩竹纹笔筒，可以作为此时的代表器。器身一面在白釉上以墨彩为主色调，绘出一丛迎风而动的篁竹，另一面则以墨彩题五言诗一首，下铃“西园”篆字方印。此笔筒融中国传统绘画中，诗、书、画、印为一体，即具水墨画的效果，又凸显文人情趣。“西园”即清朝著名画家高凤翰。
按器形分期：康熙笔筒早期形体一般比较高大，在故宫藏品中曾见一件大笔筒，器高达40厘米，口径也在40厘米以上。中期以后形体变矮，口径与高度大体相等。此风格一直延续至康熙晚期。
康熙笔筒的形制虽大小有别，但造型基本上以口足相若的直筒形为主，也偶见有撇口束腰式。如一件霁红釉笔筒，通体施红釉，器身口足外撇，腹部内收，足胫处凸起两道旋纹。此造型在康熙时期众多笔筒中，实属另类。康熙笔筒中还有一些仿生式造型，主要为仿竹节形制。青釉釉色与造型相得益彰，大胆打破传统的造型方式，将自然界中的植物，直接作为造型的范本，其丰富的想象力与精湛的成型技巧，也令人拍案称奇。
康熙笔筒的底足，一般为宽窄不等的璧形底，也有双圈足、三足或无釉平底式。以一件釉里红变形寿字笔筒为例，器身虽呈直筒形，但底足下以三个灵芝形足相承，使造型产生一种变化感。
按款识分期：康熙笔筒上的款识，早期基本无本朝年款，器物上大量使用斋堂款、花押款、图记款等，这是当时社会背景所致。据《浮梁县志》记载：“康熙十六年邑令张齐仲，阳城人，禁镇产瓷器书年号及圣贤字迹，以免破残”。康熙年款最早出现在康熙二十年以后的器物上，主要为楷书款，并成为一种定制。
中期笔筒上的款识，以六字双行双圈款居多，还有各种干支纪年款。
晚期笔筒上的款识，出现了六字三行款和伪托款等。伪托款以书写“大明嘉靖年制”、“大明万历年制”和“大明成化年制”的款识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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