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十年代上海人的那段痛苦蜗居经历，在许多人的记忆里，两条长板凳、一块门板，就成了当时的一张床。
为了解决住房的窘境，一部分上海居民动起了脑筋，在电线杆上或公交车站旁贴小广告，在马路边的换房自由市场去碰运气，在房屋不能上市交易的计划经济时代，换房成了当时百姓解决住房困难的唯一途径。在那个年代，哪怕你再有钱也是没用的，因为没有私人财产，整个都是姓“公”的。因此，十个上海人里，至少有八到九个都换过房，而且，有许多不仅仅是一次。
既然是计划经济，换房也不能想换就换，先要经过自己所在辖区房管部门的同意，要报批，要拿一张《住房使用交换登记证》。发了证以后，要换房的人们就开始写招贴了，就是现在说的“黑广告”，贴到地方呢？除了电线杆上，最有效的，就是贴到“自由市场”去。50年代，换房“自由市场”就有露头，到80年代形成规模，且久盛不衰。有一定规模的11处，覆盖卢湾、虹口等8个区。卢湾区淡水路兴安路、虹口区塘沽路昆山花园路、普陀区曹安房管所门口、及宜川路房管所门口、南市区小北门云南南路口、静安区愚园房管所门口、以及陕西北路威海卫路小三角花园、闸北区七浦路小三角花园、以及彭浦新村房管所门口等。
其中，活动经常且人数平均超过百人以上的6处，这里每天下班后到晚上九、十点钟，人声鼎沸。大家从上面几处市场的位置看就会发现，当年的换房“自由市场”，很多是利用了房管所门口的地方，而时间呢，往往也是选在了房管部门的对外接待日，或者居民的休息日。“自由市场”基本上有三部分人组成：一是要求调房的居民；二是以赢利为目的的调房掮客；三是系统单位调房工作人员，参加“集市”，帮助本单位调房的职工物色调房对象。
掮客的收费没有标准，也不公开。到了80年代后期，甚至有些掮客已从“集市”向固定居所转移。因此，出现了一些留职停薪人员，在家中布置沙法、电话，接待上门调房的居民，介绍成交后，每平方米收费8～10元，若调入住房增加了设备，还另收费用。
后来，“自有市场”因到处张贴调房资料、人员拥挤于马路上，影响市容、交通和社会秩序，虹口、卢湾等区有关部门，曾作过多次取缔，但收效甚微——从另一个侧面，亦可见当年换房市场的火爆。
八、九十年代，为了能换到一套称心如意的房子，许多人风里来、雨里去多年奔波，换房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有人戏称换房比“讨老婆”还要难。当年没有房产中介，通常这个角色是房管部门扮演的，为要求换房的百姓牵线搭桥。这时就诞生了一位上海滩的“换房状元”、连续七年的上海市劳模、黄建民——经他之手交换的房屋不下一万套！
“换房状元”是如何创下这个记录的？来听听黄建民自己说出的门道。当时人们一个是跑（自发的）换房市场，一个是马路上贴条子，换房子的条子，贴得是满天飞，光大世界周围，两百多张，一个站台，车站的地方两百多张。
那个时候下班以后，我拎了一个小桶，拿一个油漆刷子，蘸了刷水的，一个铲刀，一个钢丝刷子，带本本子，带支笔，自行车骑着一路上兜，一路上抄，抄好之后，顺便把它撕掉，开始时只有两百多份资料，后来一万多份资料，这样就成交量就高了。
“换房状元”的名气越来越大，大到后来市政府和电视台，都找上门来为“困难户”们求助。1985年3月11号，上海电视台《观众中来》播出了一则关于残疾老人要求换房的新闻。 
播出第二天，栏目负责人董阳圃就接到了黄建民的电话，他主动揽下了残疾夫妇换房的难活。
第二天晚上，就去一看这种情况，确实是困难，他住的那个阁楼，而且是畸形的。
我说，你这调房子困难，他本来的房子是旧式里弄，煤卫都没有的。黄建民先是把换房需求用大字报写下来，挂在单位接待室门口，后来又把它登在调房资料的封面上，如此广而告之，终于有了回音。
十几年没有解决的难事，被黄建民在十个月之内解决了，这对残疾夫妇也终于告别了爬楼的痛苦。 那时候有一套煤卫独用的房子意味着什么，只有经历过每天早上生煤球炉、刷马桶那个年代的人才能理解。
那时候，记忆当中就是每天早上一出门，闻到的第一股味道就是煤烟味，就是生煤炉；另外一景，就是洗刷马桶，那个收粪车，大街小巷，马路上面它就是穿梭的，然后，就是家家门洞里面把马桶拎出来了。1998年，中国取消了福利分房制度，住房彻底纳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海人就此告别“换房”的时代，蜗居年代的烦恼也远去了，但是曾经的记忆还深深地留在千千万万老上海人的心里，那是挥之不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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