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性的界定由于对人性的认识缺乏统一的界定，故而，有如此众多，又难以判别谁是谁非的人性论，以致各说各的，各行其是。人性论是政治之本，是国家之本，是为人之本，是社会之本，不可不祥察。为此，要研究人性，就必须对人性进行界定，也即将人性的概念缩小在某一个范围之内，以求认识上的一致，否则，你是这样理解，他是那样理解，就无法相互构通。 人性的界定： 1, “人性”（或简称“性”）是指人的天赋，也就是说，它是先天的。 2, “人性”是人的共同本质，所有人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分。 3, “人性”是植根于人体的第一性的精神因素。 由人性界定之一可知，人性是与遗传相关的。遗传的进化会导致人性的进化，反之，人性的进化也会遗传给后代。这一点，将在下面章节中祥加讨论。但就人性的个体表现而言，它排除后天的因素，如环境、习俗、学习、意志等因素。也就是说，人性中先天没有的，后天决不会有，例如，人的善，如果说人的本性是恶的（或者说是不善的），那就不可能有善的举动，或者说，人的善举是虚伪的。这样一来，真、善、美；仁、义、德，也都成了虚假的东西，而且它们离开了人性的“善”，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只能乞求于上帝的恩施。 人性界定之二告诉我们，小人没有的人性，君子也决不会有。例如，小人如果没有善良的本性，君子也决不会有。因此，君子的善举，要么是伪装的；要么是上帝赐予的。这正如荀子所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然而，“上帝恩予”，这本身就蕴含有“先天”的涵义。人既都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不可能厚此薄彼。如果真如此，那人间的一切罪恶就是由上帝布种，与人无关。如果说，君子的善举是伪装的，也即君子的善举是外界施加于君子的，或者是君子向外界寻求的。这里都存在一个脱离人本身的外界，这外界又是什么？是精神还是物质。物质离开人，不可能转变成精神。精神离开人，不可能存在。这样一来，君子的善举，又变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中国古人在这个问题上，常采取回避的态度，把圣人的先知先觉说成是自身的精神创造，如孔子所说的“致知在格物”。然而，精神创造离开了“人性”的内因和“外界”的外因，依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人性界定之三规定，1, 人性是不能脱离人的机体而存在的。人性与人的感觉有关，与人的生理有关；2, 人性是一种心理现象，它是一种心理需求，它不同于人的性格、性情、脾气、气质、习性、秉性，更不同于人心、人格、人品、素质、情操等，是最原始的心理需求。按这条标准，荀子“人性恶”的依据是不能成立的。他说恶来源于“声色，淫乱”，也即人的食、色、性，这些是人的生理需求，也是动物的生理需求，所以说它们是“人性”己经是牵强附会的，即使勉强把它们也列入人性，也只能算是低级的人性，或者说是属于生理属性的人性。如果由此而得出人性恶的结论能成立的话，那么，凡是生物都是恶的，凡是人当然也都是恶的了，因为君子也要食、色、性。按这条标准来衡量人性，孟子的“人性善”也缺乏说服力。仁、义、礼、智是人在一定社会一定阶段的精神产物，并非人类一开始就具有的。它们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高级产物。尽管它们的产生，有人性善的依据，但不能说它们就是人性，只能说它们是人性善的表现。 最后，人性虽说是天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性可以离开人的机体，天赋与天命不同，天赋是指遗传及其遗传物质，它归根结底是物质的，而天命是指脱离人体的世界主宰，其归根结底是精神的。所以，《中庸》谓：“天命之谓性”也是唯心的，将人性归结为神的力量，或者将人性引向不可知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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