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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手里有9000万，你会做什么？对于我们这些没见过大钱的普通人来说，连花钱的想象力都显得贫乏。怎么花呢？无非是买好吃的，好穿的，买豪宅，要不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如果钱还有富余，就去捐建一所希望小学，救助一批因贫辍学的山区孩子。但是这样的好事，我们也就过过嘴瘾罢了，天上怎么会有馅饼砸在自己头上呢。假如你曾真的见过这笔钱，也用它挥霍了一回，那你一辈子做它的债奴也值，可问题是你连这“钱味儿”都没闻着，却要终其一生来偿还这笔“天外飞债”，谁不觉得冤呢。生活中就真有这样的“奇遇”。前几天有媒体报道说，一个刚刚工作三年的福建永安女孩儿小陈，年纪轻轻就背了一笔9000万的债务。而她负债的原因，竟是因为为一笔她担不起的“担保”所致。 从报道内容来看，三年前的小陈似乎遇到了“贵人”。持一张普通的大学毕业文凭，没有财务基础，一直找不到工作的她却被一家担保公司聘用，每月工资3800元，虽算不得高，可养活自己还是不成问题的。为了回报公司的知遇之恩，小陈虽身兼多职，却也任劳任怨，工作勤勉。 2013年，小陈所在的公司又成立了一家空壳公司，专门用于向银行贷款，公司蒋老板找到小陈，让她当一名股东，“这是挂名的，没有关系。一年后就把你置换出来，眼下临时找不到人，你是公司信得过的，就帮帮忙吧。”于是小陈就当了股东，很快蒋总找小陈帮忙在一笔贷款上签字，小陈签字后，银行的9000万贷款也分两笔划到了公司账上。2014年贷款到期后，蒋老板又找小陈签字“续贷”。由于害怕，小陈没有签字，这点可从银行将小陈诉上法庭推知。在法庭上，她一板一眼地陈述着整个事件的经过，银行方面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只是在小陈想找当时“担保”她没事的客户经理对质时，却被告知该经理已离职。而当小陈出示了蒋老板愿意将小陈的法律责任全部承担过来，希望原告放弃追究小陈的责任的承诺书后，作为原告的银行只有一个态度：不同意。 看过报道的人，都相信小陈所述事实的真实性。公司老总需要资金周转，银行经理有放贷任务，一般情况下两人一拍即合，就形成了贷款合约，只是为保证银行贷款到期后能连本带息足额收回，需要有第三方的担保，于是双方就会通过各种途径找人做保。报道中的小陈就掉进了由老板的信任、客户经理的保证下形成的“温柔”陷阱中，违心地签了一份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履行的“担保”合同。我们不想恶意揣度蒋老板的心态，臆断地说他就是一个空手套白狼的骗子，或许他真想有所作为，只是运气不佳而已。银行客户经理，在明知蒋老板的公司就是个空壳的情况下却仍然放贷，则难以洗清其与蒋老板沆瀣一气、进行骗贷的嫌疑；银行在放贷中本应审查贷款人的还贷能力及担保人的信用及财产，银行自身监管方面的黑洞不言自明，客户经理离职的搪塞并不能撇清银行的责任，因为放贷是银行行为，而非客户经理的私人行为。 然而，现在大家似乎都学会了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仅凭这样一份违规形成的贷款担保合同，银行就将小陈告上了法庭。法庭的裁决当然要依有效的证据作出，所以虽然大家都知道小陈陈述的是事实，可惜空口无凭，而唯一能够被法院采信的，却只有那份小陈签字并捺有其鲜红指印的担保合同。小陈被判替蒋老板还钱，小陈自然是没钱还，现在她不能乘飞机，也不能坐高铁，显然她已进入了法院的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可以肯定的是，小陈穷其一生也难以还清这笔巨债，而法院的这纸判决也很可能成为一张无法兑现的法律白条。 在这样一个一不小心就因为替人担保而吃官司的年代，人们一定要时刻以“贷款有风险，担保需谨慎”为“诫命”，因为这担保实在是担不起。在小陈的这场官司中，我们找不到一个赢家。蒋老板自然还需要还他的贷款，假如他还有人性的话，他还应还将小陈拖入这场无妄之灾中的良心之债；银行客户经理完成了放贷任务，但他的所谓离职并不能减轻他的责任，法律没有追究他，并不等于他的清白；银行貌似赢了官司，但追回贷款的希望渺茫，这纸判决只是为新增的一笔呆账、死账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法院“依法”做出了判决，但它无法让人感受到其中的公平和正义，因而它没有形成法治的增量；最惨的当属小陈，一个豆蔻年华的姑娘却因天真、轻信与无知而置自己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现实生活中类似小陈的悲剧还有很多。若想真正让担保制度发挥效能，唯一的出路就是大家都按规矩来：贷款人是真正需要融资的创业者，放贷的银行按照规定审查贷款人和担保人的资信，担保人则在自愿的前提下，以自己的信用或财力为他人作保。这样的实质性法治，也可省却法院最后一道形式法治的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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