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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敏，自2012年开始发起公益组织古村之友全国古村落志愿者网络，从古村保护、古村传播、古村培训、古村创客培养、古村社区营造等多个方面开展古村保护与发展工作。迄今，已在全国超过 30 个省份发展了数万名志愿者。
记者：为什么要创办古村大会？对古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有何意义与价值？
汤敏：长久以来，乡村文明一直满足着我们每个人的精神审美、文化需要等各个方面的需求。在国家日益城镇化的今天，乡村也成了我们最后的精神家园。近年来，人们普遍关心起古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在这个情况下，我发起创立了古村之友，让更多热爱古村的志愿者参与进来。 经过发展，我们设立了一套古村救助机制，并希望以此来集合更多的社会力量。这时，也就需要推动权威专家等将思想传递给大众，从而吸引更多的大众群体参与进来。基于此，我们决定召开这场全面的公开的大会，来借此机会将更多的信息、坚定的信念，传递给更多的有志之士。记者：为何古村之友一开始就要选择第三方的力量来参与呢？汤敏：第三方组织（NGO）对社会创新具有较大影响。但中国式发展进程中，往往缺少这股力量。回顾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我们就知道其中的社会、环境、经济问题，很多也就是因为少了第三方组织的参与。正是古村保护的命题，诱使了我们去思考了这些问题：过去，在制度上，没有有力的法律去保护它们；在思想观念上，保护与活化的概念也还没有深入人心。于是，在创办古村之友时，我们也是放弃了政府和企业，直接选择了第三方公益团队来运营。 幸运的是，互联网的时代也帮助了我们更好的推广，让全民共同参与其中。我们在全国三十多省市中构建了三四级架构，同时开展了基金保护、法律诉讼、创客、众筹等多种活动。古村之友已成长为目前中国最大的古村团队，每个县域都有我们的志愿者。汤敏：在互联网时代，政府的跟进速度要比企业慢。我们的原则是不要政府的钱，也不圈政府的地。我们会通过营销的方式、志愿者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首先，在与政府的合作当中，我们的非盈利属性决定了我们和政府没有太多冲突。第三方组织的进入，构建基层的信任，是非常重要的。政府的态度也是在顺应民意。 其次，我们现在孵化的创客，是政府高度喜欢的。营销，尤其是互联网营销，都是政府所不会的。我们擅长的是政府所缺失的，我们是对政府的弥补。我们现在面对的最大的困难，是各个政府不知道我们民间组织的存在。未来我也会主动沟通，和政府进行合作，和政府保持沟通，我们在邀请更多的政府领导来参与到我们中来，监督我们。汤敏：古村之友是个特别强调自我行动的组织。我们其中有特别多的战线，以不同程度地去介入全国各地的古村古镇的保护工作。 最近几年，我们走访了上百个村，呼吁保护过中原区的“一门三进士，父子双翰林”的孙庄，还关注了郑州航空港涉及的上百个村，400多处不可移动文物的命运。另外像云南沙溪古镇、绍兴古镇等古镇的保护，都曾有我们的努力。 其中最典型的是2014年11月，我们通过志愿者、媒体等各方努力，最终将梅州一个规划新区中的一片客家围龙屋群保护了下来。这件事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参与。从那以后，古村之友更是在全国快速地蓬勃发展起来。 在古村保护方面，我们必须拿起法律武器，据理力争，才能赢得机会。我们目前有两起诉讼在同时运作，只要能立案，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进步，一种发展。 在古村活化方面，我们通过新的手段（比如互联网）引入合适的人才进行创业，开发活化。至于资金问题方面，则主要通过众筹方式来解决。我们就是让人们群众去支持大家共同的理想。古村之友将全程跟踪参与，对中间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进行指导和负责。我们的目的是帮助村民、创客把事情做好，得到政府的支持，得到全社会的支持。这是我们的目标。汤敏：第一个方面，古村之友的目的就是探索和发现古村落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并且去保护它们。我们将建立一套更为完善的古村救援机制，设立公益诉讼专项基金，拿起人本主义和法律武器一起去保护它们。 第二个方面就是，致力于返乡创客的发展。乡村建设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去参与，而它的背后更需要有人去进行经济扶持。我们有互联网，可以通过众筹等方式去帮助他们。比如我们现在做的有古村酒业、客栈、蜂蜜等产业，都是利用众筹来帮助他们筹集资金，同时借机推广。这正是我们现在在大力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创办了乡村创客，并设立创客基金，以期推动该项目发展。古村之友一直践行着“互联网+公益+古村”的运行模式。“+”号后面，未来我们也将加上更多，比如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而这些则需要社会更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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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之友的志愿者和古村创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