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时空人生戏剧化作者：王鼎钧 《光明日报》（ 2015年12月04日 15版）
我喜欢把生活经验记下来，让许多人都知道，我有“记录癖”。后来我知道，只会记录并不够，作家要把他的人生经验戏剧化，再写成作品。“戏剧化”是翻译过来的术语，意思是作家创造出含有戏剧性的事件，“戏剧性”一词也是自外引进，最初没有标准译法，一度有人翻译成“精彩”，有人翻译成“有声有色”。
佛经上说，有这个因就有那个果，“此起故彼起，此生故彼生”。冯梦龙把它戏剧化了，他说，某个地方有一座庙，庙里供着一尊用木头雕成的佛像。村子里有一户人家很穷，到了冬天，没有燃料做饭，他到庙里去偷那尊佛像，把佛像劈开当柴烧。村子里有一个木匠，他到庙里去烧香拜佛，发现佛像不见了，就回家雕了一尊，送到庙里供奉。那个穷人到处找燃料，他听说庙里又有佛像了，就再去偷，那个木匠，那个佛教徒，也赶紧再去补充。一年又一年，年年冬天都是这样。后来，偷佛像的人和雕佛像的人都死了，阎王审判他们的灵魂。毁坏佛的金身是大罪，那个小偷罪业深重，要下第十七层地狱。那个木匠，那个不断为佛陀造像的人，受的处罚更重，阎王把他打入第十八层地狱。为什么呢？阎王说，正因为你造了那么多佛像，他才毁坏了那么多佛像，佛的金身才受到这么多的污辱，要不然，那个小偷哪里有机会造这么严重的恶业？木匠的责任比那个小偷的责任还要大。
心理学有个名词叫“剧化”，看不见的起心动念转变成看得见的言行造作，就像演戏。不光说我累了，他喝醉了，不光说他是武松，他很勇敢，不光说好可爱哟，好可怕哟，好烦哟，好小气哟。报馆里来了个新编辑，常常受总编辑责备，生了一肚子闷气。有一天他买了一个西瓜，特别选了红瓤的瓜，左手捧着西瓜，右手拿着切西瓜专用的大刀。他说我请总编辑吃西瓜，“咚”的一声把西瓜放在总编辑的办公桌上，手起刀落把西瓜劈开，然后“咔嚓咔嚓”一连几刀，刀尖对着总编辑伸出来又收回去，收回去又伸过来，刀上带着血红的西瓜汁。他这是干什么？这就是剧化。
这时候我知道，为什么说文学作品是表现人生，不是记录人生，记录还没有戏剧化。为什么说文学作品是诠释人生，不是解释人生，解释还没有戏剧化。
人人都有一种烦恼，理智和情感的冲突。可以说，人每天都在理智和情感的冲突之中。纽约市的某一位市长公开告诉市民，纽约市地铁上的乞丐都是骗子，他们的收入比你好。可是，你坐在地铁的车厢里，看见一个女孩爬过来，你还是忍不住掏钱给她。事后想想，她不能走路可能是假装的，究竟该不该对她施舍？你就有了理智和情感的冲突。这时候，你的“理智和情感的冲突”还没有戏剧化。
在《白蛇传》里面，“理智和情感的冲突”就完全戏剧化了。白娘子代表人的情感，法海和尚代表人的理智，那个许仙承受两方面的压力，“情感”教人做喜欢做的事，“理智”教人做应该做的事。我喜欢抽烟，医生说不要抽烟，应该戒烟，医生就代表理智。有人抽了又戒，戒了又抽，抽烟有害处，我认了，担当了，戒烟有益处，但你那点儿益处我不要总可以吧！这是普通戒烟。如果是戒鸦片，戒毒，往往要警察把吸毒的人送进医院，限制自由，他既是病人，又是犯人。毒瘾发作的时候，医院把他绑在病床上，由他忍受痛苦，这时候，理智就很冷酷，情感就很激烈，这个病人要自杀，或者要杀护士。理智冷酷，情感任性，冲突不断升高，就会闹出乱子来，所以法海和白娘子斗法，水漫金山。
戏剧化是“客观化”，可是在戏剧化的过程中，作家的性格、修养、见识、格局都是变量，客观中又有主观，因此，戏剧化也是个别化、特殊化。“此起故彼起，此生故彼生”，原文照念，人人一样，但经过戏剧化的诠释，就有了分别。有人将其解释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不是戏剧化，这是哲学化。
人对他的生活经验可以戏剧化，也可以哲学化，文学作家倾向戏剧化，他唯恐哲学化造成简化，简化往往制造教条。善恶因果，一言难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仅为其一，可能善有恶报，恶有善报，可能目前的善报日后演变为恶，目前的恶报日后演变为善。冯梦龙的诠释超出了善恶论断，他没说善恶，没说谁是瓜谁是豆，善恶因果可以有多种组合，因此，戏剧化又是深刻化，丰富化。
人生在世要尽很多责任，很累，忽然想放松一下，逃避一下，自己对自己犒赏一下。诗人说：“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这个表述倾向哲学化，他做出结论。另一个诗人说：“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他倾向戏剧化，写出过程。表述过程时，结论尚未产生，做出结论时，过程业已消失。“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苦于白昼太短，夜太长，就用肢体活动冲破夜的牢笼。所谓秉烛，应是高举火把，可以想象，书桌上的烛台，经过电影“融出融入”的剪接手法，化为火把。火把的光线很强，手持火把的人为同伴照明，自己眼中的能见度很低，所以当年夜间出游必定呼朋引类，成群结队，一片火把制造暂时的白昼，南北朝的大诗人这么干的时候，地方官府误以为出现山贼。哲学化使读者思考，戏剧化使读者兴味盎然。文学作家大都追逐戏剧化。
有时候，生活经验的本身就带有戏剧性，受过写作训练的人能够发现它，珍惜它，使用它，没有受过写作训练的人反倒把它抽象化。抗战时期，日本军队占领了半个中国，在日本军队的占领区，到处都是抗日的游击队。那时候我的年纪很小，也参加抗日，我们受到日本军队的攻击，就往山区里头逃，日本军队紧紧地跟在后面追，从白天追到黑夜。老天爷降下倾盆大雨，天地间一团漆黑，要靠天上有闪电的时候才看得见脚底下的羊肠小道。山路崎岖，人人一直拼命往前走，走着走着前头怎么停下来了，原来前头是个悬崖，前有悬崖，后有追兵，这可怎么办？人人望着司令官，司令官毫不犹豫，他下命令向后转，走回去！冤家路窄，万一碰上日本军队呢，那也得回头走，总不能守着这个悬崖。走进来是危机，走出去是更大的危机，危机一步一步升高，这就如戏剧。当年一同历险的一个人，他对这一段生活经验另有一番说法，他告诉人家，做领袖的人要果断，要有担当。这是倾向哲学化了。
（王鼎钧，作者为著名作家，现居美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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