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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治中国小说史，对《儒林外史》评价很高，但他也曾指出：“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 近代以来，中国基层社会变化不甚大，而知识界则变化太大了，科举制的消亡和新式教育的兴起，使得知识分子的培养和出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留学生渐渐占据了舞台的中心，现当代比较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和高校教师如果没有留学至少是国外访学的经历，便有点低人一头。《儒林外史》的时代已经远去了。 这时以新“儒林”为题材的小说非常之多，指不胜屈；而以讽刺见长、能同《儒林外史》并驾齐驱的长篇小说，大约只有钱钟书先生的《围城》。 《儒林外史》其实也不单写儒林，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官场和市井的各色人等无不毕备；或者说，“吴敬梓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儒林’一词，用来指涉社会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以及那些梦想跻身精英阶层的士人。”（《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册第311页）《围城》也是如此，城里城外无非是一批相当差劲的精英；两位小说家的讽刺艺术之辛辣微妙，亦堪称棋逢对手。 但是这两本书又很不同，这里最明显的有两点：一是《儒林外史》所写的女人甚少，给人印象比较深的大约只有一位不愿意当盐商小妾逃出去自力更生的沈琼枝；而《围城》里女角甚多，一个个皆非等闲之辈，为了缚住一个什么男人，她会使尽浑身解数，甚至挖空心思玩弄阴谋诡计，却没有沈琼枝那样的特立独行。二是《儒林外史》颇有几个讲究“文行出处”的“真儒”，如虞育德、庄绍光、杜少卿、迟衡山等等，就是那个很有点迂腐的八股文选家马二先生，道德也很高尚；吴敬梓在这些正面人物身上寄托了他的理想，书中最后出场的四位民间高人也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而到了《围城》里，则知识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负面或近乎负面的。吴敬梓总是幻想着用建泰伯祠、大开祭祀一类办法来挽救世道人心，钱钟书则绝不作此想。 《儒林外史》写到好几代士人，《围城》里基本只有两代。这里上一代的的方遁翁老先生可以说是旧文化旧作派的代表，方正而有节操，但思想实在是太陈旧了——他家那座慢得一塌糊涂的自鸣钟在他看来走得很准，小说的结尾处写道：“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器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这只老爷钟并非只同方老有关，但听到那钟声总是让人首先想起他来。 与方遁翁相映成趣的是在美国人花旗洋行里做事的买办Jimny，这位张吉民先生满口的洋泾浜英语，一身铜臭而大玩其假古董，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一个典型代表。张太太则热衷于拜佛打麻将，一肚子生意经。夫唱妇随，相得益彰。 介乎方、张二公之间的是方鸿渐的前丈人周经理。其人没有多少传统气，也不大有洋奴气，显得通情达理，很有人情味；但我们看他迫不及待地要为女婿的洋博士学位（其实是花钱买了个假文凭）做广告，看他女儿闺房里一派阴森森的鬼气，就可以知道其人亦属于根本没有前途的阶层。李梅亭大约可以算是这个庸人派中年轻一代的代表，其所作所为处处显得猥琐没出息。 第二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主要人物方鸿渐，完全没有旧小说主人公的英雄气，也没有什么才子气，一味因循苟且，无所作为，种种欲念弄得他屡做蠢事，显得可怜可笑；但他还颇有自知之明，甚至有自嘲的雅量。他同老朽格格不入，与买办也话不投机，只是他也走不出任何新路来。到小说的结尾他似乎有点振作的意思，而其实也不过是要走出孙柔嘉设下的围城，去投靠他的老朋友赵辛楣而已。 赵辛楣这人似乎有些朝气，在赴三闾大学途中也确实表现了某种才干，而其实外强中干，一个汪太太就把他弄得昏头转向。在四人（汪氏夫妇、高校长、赵辛楣）对局那场戏中，他狼狈不堪，连汪太太那种破罐子破摔的劲头也没有，还能干成什么大事。汪太太嘲笑他“胆子只有芥菜子这么大”，我们正未可因人废言。 如果说女士们的种种小阴谋还值得同情的话，先生们的腐朽、卑劣、无能、荒谬，就令人完全不能容忍了。《围城》里没有一个英雄，在作者处理的题材范围之内，他找不到英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吴敬梓希望在原有的体制内寻求解决问题之道，这种希望原是存在的——在康（熙）乾（隆）盛世，许多人甚至还根本没有感到有什么大问题；而到《围城》的时代，维持原有的体制已经根本没有出路了。 《围城》客观上在呼唤来一场社会变革，但怎么一个变法，作者说不出来；不久以后出现的社会变革，也未必就完全合于他的心思。如愿以偿的大文学家从来是十分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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