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达尔文——道格拉斯·诺斯 1、罗纳德.里根，一个好莱坞演员（俗谓戏子），怎么就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他当年的供给学派经济政策，成功将美国经济从停滞带入快车道，并一举拖垮前苏联，并未美国新经济的蓬勃兴起奠定坚实基础）？ 2、施瓦辛格，一个健美先生，怎么就能成为加州州长，并将他治下的加州打造成了美国经济的核心引擎之一？ 3、为何说从政根本无需任何所谓的“经验”？政治官僚并不是什么资产？ 4、何谓制度自信？制度框架与经济增长是怎样一种关系？ 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一位经济学大师的理论中都能得到最完美的解答——他叫道格拉斯·诺斯，1920年生于美国马萨诸萨州，与罗纳德·科斯并列为新制度经济学派创始人，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于2015年11月23日因病去世，享年95岁。 大多数人对这位大师的理解，都是因为他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瑞典皇家学院授予他经济学奖，理由也是因为他“开创性运用经济学理论和量化的方法研究经济史，从而解释经济和制度的变迁”。”——“for having renewed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applying economic theory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order to explain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这么理解这位大师，当然是没有把握到实质：如果他只是在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上做出了突破，怎么可能在如此之多的经济学大师中鹤立鸡群！ 而格隆之所以要特别单独写篇文章来祭奠这位刚刚去世的大师，绝不单是因为他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是格隆这样学经济学的必读课本，而是因为他完美诠释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因和推动力——如果说达尔文揭示了远古人类进化的原因与动力，道格拉斯·诺斯则揭示了现代人类进化的密码！ 制度创新：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的核心动力 所谓制度，
以上三种对制度的解释均来自诺斯本人，格隆督请读者细细体会——尤其是第二、第三种解释。 事实上，制度的重要性在很久以前就被经济学家认识到了，但是一直缺乏一个系统的理论来认识制度的存在以及对经济的影响。诺斯以前那些制度经济学家，比如凡伯伦和他的同事有很多重要的贡献，但是他们没有一个关于制度的经济理论。而“新”制度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的最大不同就是，诺斯发展出了一个关于制度和制度变迁的经济理论——这个理论的基本概念是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教授提出的“交易成本”。有了交易成本这个基础，我们才找到了解释制度的存在和制度变迁的方式。 诺斯对经济学的贡献，也恰好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在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增长的唯一解释是：技术创新是人类经济增长的关键。 然而诺斯在《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中指出，尽管这一时期海洋运输技术没有重大进步，但由于海洋运输和市场经济变得更安全，因此航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变化，从而降低海洋运输成本，最终使得海洋运输生产率大有提高。很明显，即在不存在技术创新的前提下，制度的创新也能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诺斯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产权理论，分析西方世界最近两个世纪中工业化，其目的是探讨西方世界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内在联系，产权制度与经济发展的互动趋势，经济发展对制度的内在要求。 科斯以及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主要还是研究非常微观的问题，比如企业和组织结构的问题。这些工作当然也是今天被称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内容。但诺斯把科斯发展起来的“交易成本”的概念和个人交换的思想应用于整个人类经济，帮助我们来认识经济体制的变化以及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比如说，我们依赖交易成本的概念可以来理解制度为什么会存在，制度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人们为什么以及怎样采用更经济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和交换的活动等。 道格拉斯·C·诺斯曾说过：“历史总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 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基石 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是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基石。如他所述，“我研究的重点放在制度理论上，这一理论的基石是：
诺斯在阐明上述分析框架的过程中，始终以成本—收益为分析工具，论证产权结构选择的合理性、国家存在的必要性以及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而这种分析使得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具有巨大的说服力。 产权理论 产权理论是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第一大理论支柱。 诺斯认为有效率的产权对经济增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曾提到“增长比停滞或萧条更为罕见这一事实表明，‘有效率’的产权在历史中并不常见”。很显然，经济能否增长往往受到有无效率的产权的影响。有效率的产权之所以对经济增长起着促进的作用，因为一方面产权的基本功能与资源配置的效率相关，另一方面有效率的产权使经济系统具有激励机制。 国家理论 国家理论是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第二大理论支柱。 诺斯对国家的看法集中体现在所谓的“诺斯悖论”中：“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诺斯认为国家作为“经济人”，其统治收入来源有二：
事实上，这两个目的必然是冲突的。第一个目的实质上指国家企图确立一套基本规则，以保证统治者收入最大化。国家为使自己的“垄断租金”最大化，并不关心交易费用的降低和有效率的制度的创新，从而会阻碍经济的增长。第二个目的是界定一套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且完全有效率的产权以推动经济增长。 基于上述两个目的的冲突，诺斯认为：国家在竞争约束与交易约束下，必定会界定一套有利于统治集团而无效率的产权结构——换句话说，出于统治的需要，一种经济上低效的制度安排在政治上却可能是合理的。诺斯认为美国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例子：“我们故意建立起一个效率低下的政治制度，防止受到一个效率很高但想干坏事的政府的危害。” 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理论是诺斯制度变迁的第三大理论支柱。 诺斯认为只有意识形态理论才能说明如何克服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如“搭便车”现象，才能进一步解释制度的变迁。诺斯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这种方式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使人的经济行为受一定的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等的协调而更加公正、合理并且符合公正的评价。当然这种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在观察世界时对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相互交织在一起，一旦人们的经验与其思想不相符合时，人们会改变其意识观念，这时意识形态就会成为一个不稳定的社会因素。 诺斯对中国的经济与制度变迁的分析 以下分析均来自诺斯本人在各个场合的演讲与论文。 中国经济当前比较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找到人与人之间交易关系更有效的演进途径。我们知道，在博弈论中，研究证实，如果参与者的人数不多并且在连续不断地进行博弈，那么人们就趋向于选择合作而不是欺诈，但是，如果信息不对称的话，人们并不了解整个博弈，特别是在参与者人数非常大的情况下，人们自己很难实现一个合作的结果，相反，欺诈会很流行。所以，必须设计一种制度来规范参与者，让他们明确自己的收益是什么，使他们趋于选择合作而不是欺诈。但是，这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例如，你如果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去，你会发现人们至今还无法有效地发展出个人之间的有效交易。为什么呢？我和其他一些经济史学家曾经研究了中世纪的欧洲。我们发现，他们那个时候之所以能发展出世界贸易和非人格化的交易规则，与他们发展起来的政治制度有很大的关系。 我说的政治制度是指保护个人产权、公正的司法和有效的执行这三样东西。这样一个有效的政治制度可以让个人之间的交换的代价大大降低。对于一个转型的经济来说，将来肯定要面临的更根本的问题是，如何使政治体制的变革能以较低的成本来保证个人契约的有效实施。中国经济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是我认为你们还没有真正解决好个人之间的更有效的交易的问题。 必须认识到别人不讲信誉和不守约的原因，这样才找到使他们讲信誉和守约的办法。千百年来，人们的思想是在他所处的环境中所形成的。在西方国家，我们现在制度的形成花了五百年，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历程，其中涉及到许多非常重要的人物和思想的出现。在中国，你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能解决问题，我想至少你们需要二十到五十年的时间来为之奋斗。这就是你们现在为什么还存在这么多问题的基本原因。 在某种程度上，你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的经济已经上了路，但现在和将要遇到的问题可能比已经解决了的问题还要多、还要难。其中，对于发展出有效的个人交易的制度而言，政治体制的改革是非常关键的。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的经济一定要防止出现“路径依赖”这样的“亚洲病”。一般来说，制度在形成以后会相对的稳定。但有的制度比较容易变化，而有的则很难变化。这正是现在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日本经济在体制上的路径倚赖正是源于它固有的财政和金融体系，它们今天正在杀伤着日本的经济。 日本经济已经衰退了十多年，这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它的文化，是体制的问题，路径依赖的问题。它的经济体制建立在它的政治结构内，逐步形成了非常固定的既得利益的结构，要摧毁这个利益的格局，打破这个死锁的状态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日本经济的困难其实是政治制度的问题。 相反，美国经济200年来之所以富有朝气，就是因为它的政治体制不允许在经济层面上形成既得利益的牢固的结构。在美国，市场经济之所以运行有效，就是因为政治上不能容忍垄断的企图，进入市场（不管是产品市场还是要素市场）在美国就成为非常容易的事。只有进入变得非常容易，竞争才能真正存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就不会出现严重的“路径依赖”现象，既得利益就难以形成足够的能力阻碍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官商腐败的盛行表明了“路径依赖”的问题需要引起你们足够的注意。 目前正红火的“新经济”，正好说明美国的经济体制总是让竞争脱颖而出。在硅谷，企业的淘汰率惊人的高。在那里，每天发生的就好象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是一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信息的革命就是信息成本的革命，它使进入市场变得更加容易。 结语：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最后，格隆以一段诺斯本人的话语做结：既祭奠这位完美解释了现代人类社会进化密码的大师，也让我们这些后辈诸君自勉： “我重新回到学校读博士，因为我想清楚了自己人生的追求就是要让社会变得更好。为此，我要弄明白经济到底如何运行，为什么有时顺利有时失败。我相信一旦我们理解经济长期运行的规律，就可以更好的提高增长的表现。我从未忘记这个初衷。”--Douglass C. North. 格隆汇声明：格隆汇作为免费、开放、共享的海外投资研究交流平台，并未持有任何关联公司股票。转载本文，请务必注明来源“港股那点事”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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