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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南传统古村落概述

 LE的私家图书馆 2015-12-08

    湘南系指湖南南部区域,即郴州、永州、衡阳三市所辖诸县。湘南传统古村落主要指湘南明、清以来尚存的古民居村落建筑。由于湘南以郴州建置最为古老,因此,一般以郴州为湘南传统古村落的代表。现郴州11个县市区都有大量古村落、古民居遗存,其中保留比较完整的以北湖、苏仙两区、桂阳、汝城、临武、永兴等县最为典型,且数量也较多。规模大的古村落保存下来的古民居有上百栋,规模小的也有数十栋,典型的古村落为永兴县的板梁村;桂阳县的庙下村、阳山村;苏仙区的坳上村、两湾洞村、岗脚村;北湖区的村头村、陂附村;嘉禾县的雷公井村;临武县的上乔村;宜章县的腊元村、樟树村;汝城县的外沙村、石泉村、土桥村;桂东县的聚龙居村;资兴市的流华湾村等等。湘南传统古村落的形成,在地域环境、表现形态、历史文化诸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

 

一、地域特色鲜明

 

    郴州地处湖南南部,东接江西赣州,南邻广东韶关,西连永州,北靠衡阳;扼五岭之冲,接长江、珠江二水,自古为中原通往岭南的交通要道。

 

    郴州位于北纬24度一26度50分,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属中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冬暖夏凉,四季分明,空气湿润。境内河谷密布,植被丰富,山清水秀,风光旖旋,历来被誉为“四面青山列翠屏,山川之秀甲湖南”。

 

    湘南先民很早就认识到,地理环境对人类居住的重要性,“欲研经史,穷究地形”,人们要依附环境、利用环境。这些观念应用在居住方面,表现为择优而居的思想。无论村落的大小,无论处于山地和平川,都十分讲究相宅风水学的运用。村落选址非常强调枕山、环水、面屏的理想空间模式,强调山势水脉对居住的影响,“地脉之行止于伏'曰龙”’,以山势奔腾给人的映象,即山绕水环,左右盘旋为“龙脉”之所在,对山川形势的重视程度,甚至于超出对阳光和通风的要求。大多数村落位置都选择“坐实向虚”、“以水为龙”、“龙首当镇”,作依山就势、均衡布局的处理。村落多分布在临河的山丘、环山的盘地,即便于生产,又方便生活,村落卧枕青山,怀拥碧水,远观可以心胸坦荡,近察能够赏心悦目,讲究避风和安全防御需要,更重要的是满足心理安全感;还要观山势之形,如以动物形态定凶吉。村落选址十分讲究人水口、出水口和谐等。总之,湘南古村落在选址与布局上多背山临水,即村后有主峰,有树木茂盛的风水林,左右有次峰,同样是有着丰茂的植被,祠堂前均有一个至多个圆形或半圆形的池塘,村前有小河溪流环村流去,山环水抱,这是湘南先人“天人合一”思想在村落布局上的体现。

 

    与之相呼应,郴州古民居的建筑风格,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大体东南方向民居受客家文化、南粤文化的深刻影响,它装饰夸张,色彩丰富;一个村落,其居住成员均为一个父系大家庭的直系血缘后代,其先民大都从江浙和中原一带移民而来。如汝城县的朱氏家族(为汝城三大姓之首)先民自江苏徐州砀山县迁入,土桥乡的曾姓、周姓、曹姓、范姓家族大多于宋末元初由江西迁人。如当地有名的李氏家族则自宋代由甘肃移驻本地屯兵繁衍而成望族。“正德戊辰苗寇作乱陷永兴、兴宁,丁丑覆勾连宜章,大肆猖撅,劫掠州县”( 《万历郴州志》)。在元未明初的大量移民中,军籍移民、民籍移民也大量迁人。精同治汝城县卸载:“洪武二十九年,正千户范海通,三元人,及七子领军1114名守御桂阳(今汝城)”。桂东县贝溪乡的聚龙居就是客家围屋在湘南地区的典型建筑,是兼家、堡、祠合一的大体量建筑群,它占地三十余亩,悬山式土木结构,风火同墙,二进厅,大小居百余间,中厅藻井彩绘,后为花厅格扇,正厅、后厅、书房、卧室、厨房、储藏室外、杂役庄厅住室、马厩、厕所,住宅保暖、避风、防尘、排水、防火等设施齐全,建筑集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民间建筑之大成。西北方向的民居大都以中庸、端庄、方正、大型院落多。

 

    宜章的黄沙堡、粟源堡、笆篱堡,宁远的黄家大屋等多少继承了客家汉代中原一带大庄园主的典型住宅形式一一坞堡。也就是一种小型的城堡,它保存着古代防御性的遗风。又如苏仙区岗脚村,村落围合占地面积近四万平米,内有单体建筑二十余幢,村落面临西河(也称桂水),背靠青山,全以石砌高墙围合,幢与幢之间以行廊连接,全村只有一条朝门进出,靠山脚围墙处仅开两条小门便于上山,据当地老人介绍,祖上定居此地已有二十五代了,全村均为李姓后裔,这种坞堡式建筑村落规模如此之大在湘南地区也极为罕见。


    由于湘南大部地区为喀斯特地貌,盛产石灰岩,因而青石在湘南民居建筑中被大量采用作为建筑材料,民居中的石鼓、石门槛、石柱础、基石、道路、桥梁、天井及公共建筑基础部分均为青石筑成,并在上面大量饰以纹饰。各类石雕题材多样,雕工精美,青石雕刻已成为湘南民居中一大特色和重要的建筑构件。聚族而居是湘南传统古村落的又一大特色。“父子兄弟多族居,或至百口,盖其俗朴古然而也”(《桂阳直隶州志》),如桂阳大姓:“羊步邓氏,南门李氏,泗州陈氏,贵临乡黄氏、邓氏,男丁几万余人;临武的杜氏、邝氏;蓝山陈氏、钟氏、彭氏;嘉禾一县半李氏”(《桂阳直隶州志》),汝城朱、何、范,永兴陈、刘,嘉禾李、雷、临武旷、黄、唐等这些大姓望族的聚居特点,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规模宏大的湘南古民居群。这种高度聚族而居的古民居群的形成是先民为了适应当地生存环境,为了家族和睦和宗族的安全而建成的。


二、表现形态特殊

 

    两晋以后,中原战争频繁,汉民大量南迁,湘南地区因其天时地利成为接受南迁中原汉民最早、最多的地区,使部分县市成为客家民系的组成部分。纵观郴州经济发展史,历史上曾有过繁荣富庶的时期。“昔者郡跨岭,通南海之珍,其繁会雄富旧矣”;“国朝康熙,乾隆之时,加以矿盐之利,号为大州”;“林之饶,箐密百里,自宋京师取材焉”(《桂阳直隶州志》);“属邑兴宁(今资兴)、桂阳(今汝城)、桂东,远而江西吉赣往来必经之地,商旅辐轴,担负络绎”(《万历郴州志》);从地方方言的分布状况,也可以看出这种历史的渊源关系。如汝城、桂东、资兴、安仁等地方言,多以客家方言为主,当地土话大多脱胎于客家语言;宜章、临武、嘉禾、桂阳等地流行方言为“西南官话”,其语系与桂北、云、贵、川大部语系一样,这是南北文化即华夏文化与闽越土著、盘瓠苗瑶等弱势文化融为一体的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

 

    “今州境北衡,西永(州),南连(州),东郴(州),以前明隶于衡,颇有衡风”,“而临武习越俗”,其民居形式更偏重形式感,明显受越文化影响较深,“其俗皆不慕奢丽,耻仆隶厮养之役,妇女操作类男子,安贫恋土,重族好儒,居皆聚族,有事则相助,亲睦笃至”(《桂阳直隶州志》)。“俗本淳,古士尚礼仪,人才辈出,文物华番,民魁奇而忠信”,(《万历郴州志》),如永兴县高亭乡板梁村,就是一个保留完好,规模宏大,功能齐全,极具湘南特色的明清古民居建筑群。村庄视野开阔,清溪绕村而过,地下泉水从村落后山涌出,村前有古塔,村内有寺庙、宗祠,青石板路连贯全村,小桥流水,曲径通幽,砖雕、石雕、木雕工艺精堪,宝塔、古井、石板路布局精巧。全村刘姓2000多人同祖同宗,是集湘南的古风水文化和宗族文化之大全的典型湘南传统古村落。

 

    桂阳县正和乡的阳山村,青山环绕,秀水莹徊,自明初何氏先祖从江西芦江迁徙定居,聚族而居已逾600余年。村落始建于明弘治年间(14881497),成于清康乾盛世,而盛于道光年间,占地万余平米,现存古建筑60余栋。村落座北朝南,依山造屋,傍水结村,水溪流贯全村,谓之“金带环抱”。房屋结构严谨,错落有致,屋檐飞翘,雕梁画栋,在通风、采光、排水、防火处理上独具匠心,壁檐彩绘,木雕石刻,精致典雅,栩栩如生,历经数百年沧桑而不毁,村落布局上讲究“天地人和”,结构上体现出儒家的“中和”思想。

 

    湘南传统古村落家族意识强烈。表现在祠堂建筑上,如在汝城县土桥镇的方圆约五公里内,集中了明清以来十三座建筑华丽,做工精美的古祠堂群,为国内罕见。据不安全统计,在汝城县境内有大小祠堂700余座,保存完好和比较完好的祠堂有300多座。汝城的祠堂有几大特点:一是成群,仅土桥镇金山村就有6座保存完好的祠堂;二是年代老。建造时间大多有明确的纪年,从明代早期直到清代晚期的祠堂建筑均有,为湖南明清时期古建筑的分期断代提供了实物标本;三是木雕,内容多为工艺精湛。祠堂内众多的木雕戏剧故事,神话传说,禽兽花卉,展现了精湛的木雕工艺;四是保存完整,至今仍是各村开展民俗活动的公开场所。祠堂主要功能是祭祀、倡学、议事、抚孤、恤寡、教化,除此之外通常用来庆祝重大活动,如婚嫁、祝寿、丧礼、年节、民间迎神、社祭活动等,从娱神到娱人,从虚幻图腾崇拜到世俗生活,世代延续。相对而言,祠堂更重视精神方面的功能。另一项基本职责就是修立家谱。因为大型活动多,这就需要一个相对较大的空间,湘南民居中的祠堂多为中国传统的合院式建筑,主要建筑在中轴线上,前为大门、戏台,中为享堂,后为寝室,加上左右的廊房,组成前后两进两天井或两进多天井的建筑群体。享堂为举行祭祖仪式的场所,寝室供奉祖先牌位。祠堂有了足够的空间祭祖,同时又满足了宗族议事,维护宗族法规等要求,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并接受教化,各宗族会在祠堂里开展一些娱乐庆典活动,因而在湘南古民居的祠堂里大都进大门就有戏台,隔着天井面对享堂,享堂和两边的廊庞就成了观戏席位,因为在湘南地区的大姓宗族每年正月初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而且把仪式与新春喜庆活动结合起来,祭祖先、舞狮龙、猜灯谜、发糖饼、唱大戏达半月之久,这种活动老幼都能参与其中,娱乐兼教化,达到敬宗合族的目的,这种成规模的宗祠在湘南古村落中数量很多,如桂阳东城乡庙下村的雷氏宗祠,宁远神下李氏宗祠等。

 

    位于桂阳泗洲乡下阳村的欧阳氏宗祠,建于顺治十年(1653),竣于康熙五年(1676),之后曾多次维修。宗祠为砖木结构四合院建筑,呈长方形布局,宽14.8米,进深32.7米,总面积为483.96平方米。地面铺设长条形青石,南北为青石拱门;一进为庭院,庭院正门为三道大门,中门为坐狮柱础,门首有“进士”篇额;二进为戏台,西阔三间,进深二间,戏台前基石雕有二狮争绣,右为大象,左为麒麟,另刻有大量的花卉鸟虫,戏台上顶有覆盘藻井,封檐板及斗拱上为镂雕的二龙戏珠、八仙过海及大量的吉祥图案,在木墙隔断处均有镂雕花卉窗权,戏台四角飞檐,歇山顶小青瓦,置顶宝葫芦;三进为天井,左右为长廊;四进为中堂,抱鼓,柱础上刻有花草动物,墙上绘以戏剧人物故事;五进中堂,上有“文宗堂”篇额,中央神龛置祖宗牌位。该宗祠是典型的湘南古村落中的公共建筑的代表,所有的木、石构件均为精雕细缕的艺术精品,造型逼真,工艺精湛,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为我们研究清代的湘南地区社会历史和民俗风情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家族的兴旺,财力的发达,决定了民居建筑的体量大小及样式的豪华,因而在湘南民居中出现了多开多进式超大型的单幢民居,如桂阳城郊乡的魏家大屋,占地一千多平方米,为五进式,中有大小天井十二个,以大青砖为建筑材料,做工细致,墙体坚固。大体量和中型的民居堂屋,大门人口处都设有厅门,厅门后是天井,天井之后是正厅,多进、多开式的正厅延至最后。不论哪种进式,正厅中门通常是不开的,只开两旁的侧门,逢重大节庆活动,如婚嫁升迁,宾客临门,才大开中门,贵客就从中门而进。中门的设计十分考究,是住家十分看重的部位,所以房主都要尽力去装点门面,中门大都饰以木雕,工艺精美。天井周边有阁楼,正厅上方有藻井,神完周边更是重点装饰的部位,正厅中无论是门窗、格扇、梁坊都饰以精美木雕彩绘,以显示其家族的昌盛和显赫。正厅布局大体一致,只是装饰上有所不同,或古朴简约,或含蓄沉稳,或素雅高洁。湘南民居建筑,无论其体量大小,外观基本上以朴素为主,重点装饰部位均放在大门、厅门、堂屋正厅部份及神完里供奉祖先神位的地方,这是由于家庭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同居共财的形式,因此祖先供位的堂屋最为尊贵。尊贵的神完处于中轴线之上,祭祖、会客、家庭礼仪都在此举行,是湘南民居房主的精神寄托所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核心部位。湘南民居的单体建筑形式承袭了徽派民居、客家建筑的造型元素,但又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自成一体。村落大都有着优美的环境,它依山傍水,依山就势有着合理的平面布局,在青山绿水间高低错落。远眺湘南民居村落,在你眼前呈现出一种整齐、均衡、和谐的美感,青砖、青瓦、清水墙、青石板路,高耸上翘飞动的马头墙,附属于建筑上的装饰物是湘南古民居中的精髓,木雕、石雕、砖雕、彩绘做工精美绝伦,其艺术表现手法即有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特色。在题材和用材方面,又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如大量采用青石条、杉木、樟木及柴火烧制的青瓦、青砖。

 

    湘南传统古村落村口或祠堂前一般设有旗杆石,中举人士多寡决定旗杆石设多少,上面均刻有:"XX年号科举人XX" 。另在村头大道旁侧,有的村落摆有若干石碑,一般为纪念先人中的杰出人物,或者是重大事件等。如桂阳阳山村头就立有《救婴序》、《义学碑叙》两块记事碑刻。大型村落人口处通常立有青石牌坊,少则一座,多达几座。牌坊是一种纪念性的建筑物,乡村牌坊大都用于褒扬功德,族表节烈等等。立牌坊在封建社会是崇高荣誉的象征,树牌坊是彰德行,沐皇恩,流芳百世之举,必须得到朝廷的批准。湘南的石牌坊均为当地青石所造,由于石材材质所限,大都体量不大,多为四柱三门类型,建造时都倾其所能,请能工巧匠加工制成,其雕刻手法多样,有高度达二十多厘米的高浮雕和浅浮雕、缕空雕等手法。汝城津江村头人口不足三百米就依次立有三座石牌:都宪坊、宗保坊、翰林吉士坊。宜章黄沙堡的贞洁牌坊,历经三百余年风雨,完好如初,其雕刻工艺之精湛令人观为叹止。建于明代(1520)的“绣衣坊”,位于汝城县城郊范氏宗祠前之道口,四柱三门,是为纪念监察御史范辂所建。“绣衣”为古代监察御史别称,故牌坊冠名为“绣衣坊”,额柱缕雕有龙、狮、凤、麒麟、猴、白鹭、鹤、鹰、马等,石刻精美,做工精巧,图案细腻,造型华丽,明显受粤式及南洋风格的影响。位于嘉禾县车头镇荫溪村的“凤宪牌坊”,为明代(1413)所建。御赐“凤宪”,是为纪念平患海寇的李景升功勋,“其生也直,其气也刚,其凤可宪”。牌坊为四柱三间式,高7.3米,面阔5.5米,呈“品”字形三楼,正楼题“恩荣”二字,两旁雕三龙,左右各一窗花,匾额“凤宪”二字,上下额坊分别雕有“双龙戏珠”、“双狮滚球”图案,另饰有兽形装饰,云中仙鹤等吉祥图案。造型端庄朴素,比例均匀,方正大气,雕刻精美,虽年久风化腐蚀,部分文字已模糊,但牌坊上的镂孔浮雕或整体建筑结构秀气挺拔,潇洒飘逸,实为湘南明代石构建筑的代表作之一。

 

三、历史文化深厚

 

    由于明清两朝闭关锁国,朝廷只在广东设立对外通商港口,郴州成为物流的必经通道。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商品经济的交流日益繁荣,“贫民负盐以为生者,近数万,湘衡奔走,不可胜数”,“州地又饶信石、硫璜、石、碳之产,担通逾领,亦岁数千金”,“桂阳乳香,史称茶盐之外,香利溥溥”,“昔郡跨岭,通南海之珍,甚繁会雄富旧矣”(《桂阳直隶州志》),商品经济的繁荣,使得郴州成为文人骚客、巨商大贾行走的常驻之地,同时也带来了多种地域文化交流,这些外来文化在郴州积淀延续,并与郴州的本土文化碰撞,加深了湘南传统古村落的文化厚重感。

 

    韩愈六过郴州,第四次路过时在郴滞留了三个月之久,期间游遍郴州山水名胜,广泛接触郴州广大百姓,写下了赞美郴州的诗篇,其中尤以《廖道士序》著名,说出了郴州地理上的“清淑”之气,而宋明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却说出了郴州人文精神的“清淑”之气。

 

    秦观当年被贬至郴州,以其独特的柔情和清婉,给郴州注人了纤细严谨的文化气质,他的《郴州旅舍》一词,状写了作者内心的愁苦,也描绘了湘南古民居建筑的“清淑”风格。这些都孕育和成就了湘南传统古村落的文风气质,极大地促进了湘南古民居建筑艺术的发展。

 

    湘南古民居大都设有天井,根据民居纵深发展程度不同,天井少则一个、几个,多的达十几个,桂东县贝溪乡的“聚龙居”,(系光绪年间广东巡检郭同朝在家乡所建),有三进九厅十八井,大小居室99间半,天井是民间敬天敬神天人合一观念的特殊产物。它的表面功能是通风、采光、排水,它的深层功能是人们精神上的需要,即蓄财养气。有的天井排水口处以铜钱图案装饰,它即有审美的需要,也有迷信的成份,湘南民居建筑中,天井是最重要的部分,在建筑取材上全以上等石料砌成,天井中央部分一段刻有“鲤鱼跃龙门”、“鱼龙麒麟”等,吉祥图案的高浮雕,周边相应饰有几何纹样。天井在整个建筑中如同一幅美术作品中的“画眼”,坐落屋中,人们的视线尽从天井引向苍天。中堂上的祖先神位正对天井,敬天、敬祖、敬神巧妙结合在一起。厢房在天井两侧,人在正房中可直观天井,人们围着天井起居,头顶的感觉特别强烈,在思维上天、地、人形成一条直线,天人共在的情感油然而生。另外,天井还有人学结构上的意义,其目标是追求天与人、人与社会的整体和谐,如上述的“聚龙居”中的大大小小天井,在密集的居室中起到了空间的延伸和生命与自然的贯通作用。

 

    湘南古民居马头墙(封火墙)造型与徽派建筑不同,甚至与湘北民居建筑也有明显的不同。后者均呈水平走向,湘南民居马头墙有着夸张的曲线造型,具有强烈的飞动感,那些欲飞出去的飞檐翘角向人们展示出一种强烈的外向走势,如汝城县民居中的祠堂山墙的翘角处理更是如同飞轮在旋转,强烈的张力所产生的动感震撼人心。湘南民居翘角这种夸张手法的处理,可以说完全是当地人一种心理上的追求,它表现了湘南人内敛性心理与某种外向性心理之间的矛盾,飞出去最终还得收回来,这是湘南先民对土地的眷恋心理和内聚心理与外向心理的冲突,是现实与理想的结合体。这种相反相成,收放并存的形式下面,包含了湘南人生生不息和奋发顽强的精神。它与横向发展的村落,纵深发展的单体组合的建筑群体产生的与大地紧贴相近的向地性相互呼应,以及与那些粗放有力的梁柱产生的向地性的拉力形成强烈的动与静的对比。遥望湘南古民居,它给人是一种倔傲不屈、昂然挺立的感受,它始终散发和展示出一种对大地深深地眷恋气息和脚踏实地的求实精神。

 

    儒家的中庸和平静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湘南传统古村落的形成。它有合适的宜人尺度,不示标新立异,强调和环境的和谐关系,几乎无一例外地是青砖灰瓦、青石板。房屋的砖墙及构件如柱、梁、仿也是灰色,尽管它也点缀了少量的白色和彩色,但它整体呈现出的是一种灰色效应。灰色近似于无色,它既包含了所有的颜色,又掩盖了所有的颜色,这种灰色效应正合中国的审美意识和方法,即强调静观,在静观的审美活动中,让人们顿悟式的去想象物质本来的色彩,给我们为其理想化和完善化提供了丰富的思维空间,这就是湘南古民居色彩统一的缘故。在广阔的湘南农村,这些保存至今的传统古村落、古民居,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本无字的历史书卷,是几百年来传承给我们的一种深厚的人文精神。湘南古民居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亲善友睦、和谐共处的理念以及传统文化中的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值得我们倍加珍惜继承和发扬光大。

 

    (作者系湘南学院美术系教授、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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