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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发部上了快十年的班，久而久之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创新者了。 最近工作上有点儿挫折，才开始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才是“创新”的必要条件。 （一） 我们这个研究中心最开始启动是在2005年左右，那个时候跨国公司正如日中天高歌猛进，所以一切的规划都是按照最好的来。设施的先进和人员的高学历自不必说，每年的经费也是充足到让人瞠目结舌：我进入公司之前那一年部门居然是去新西兰开年会的。 可是那些年我们的项目列表中都是一些“长久留香”或者是“更低成本”的项目。就这么晃晃悠悠地过了几年舒服日子（其间还有大量的长期美国培训的机会），花了大把的美金之后并没有特别让人惊奇的创新出现。 所以，钱并不是问题，有了钱也没有解决问题。 （二） 2009年之后，公司在中国的生意开始变得举步维艰。我们的预算也以数量级的程度在递减。在这个阶段，我们迎来了脑洞大开的新时期。 那个阶段我们的领导不停地鼓励要思路开阔，不要被以前的各种想法所禁锢住。各路咨询公司也在我们这栋简约但不简单（也就是看起来不怎么样其实砸了大笔的钱）的楼里进进出出。各种对于未来的狂野构想都纷纷出现，我们开始做空气、水甚至电磁场的项目。 我们准确地预见到了未来可能会出现的空气污染，也做了相应的设计。可惜最后并没有商品化。 所以，想法不是问题，有了想法也没有解决问题。 （三） 最近一段时间，整个行业里面跨国公司的生意都只能用“惨淡”两个字来形容了。于是在各大公司里面都有各种形式的组织调整。 我们也不例外。邮箱里三天两头出现的是变动不居的OrganizationChart，老板开始来来去去，CEO都换了好几任。我从来不怀疑这些商业领袖们的决心和睿智，也觉得他们做出的调整都很正确。但是很公正地说，到目前为止，创新中心并没有做出一个在2005年设计这个组织的时候想要获得的伟大的产品设计。 所以，组织不是问题，改变组织也没有解决问题。 （四） 我们走过了十年，形势变了，领导变了，甚至中层经理和员工也基本上换了一个遍（除了少数几个老甘蔗还种在这里），想法也提出了很多，我们仍然在苦苦追寻成功的道路上。 为什么？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从始至终都没有发生变化，那就是我们在这个公司基本的行为范式。 任何一个公司都有自己的风格，伟大的公司更是如此，一个已经走过快一百三十年的伟大公司更不用说。这种伟大公司的风格中，包含着的那种高贵（我们管这个叫做decent）气质（主要看气质）让公司的每个员工自豪，谁都觉得这挺好的。 于是某种暗含着的检查机制就在组织内部始终存在。 这种检查机制时时刻刻在查看有没有谁在试图改变公司的运行方式，这种检查机制是公司这个生命体的免疫系统。一旦发现了和自己组织正常运作不一样的小组织，免疫系统（就像任何一个生物的免疫系统一样）就会启动，杀灭这个小组织来保证大组织原来的运营方式的安全（请注意，不是大组织自己的安全）。 （五） 任何组织都会在内部形成一套类似于“习俗”“道德”和“法律”。 在“习俗”的层面上，人们按照大家都基本认可的规范来做事，如果你特立独行，你会招来白眼。在“道德”的层面上，人们互相监督着彼此都不超越底线，否则你会被大家群起而攻之，甚至被宗族或者长老“沉塘”（把人捆起来扔到水中）或者“石刑”（用石头砸死）。而到了“法律”的层面上，就是有真正的权力机构来执行了。 但是各个组织对于异端的容忍程度是不一样的。 （六） 生命是个很神奇的东西，进化尤其如此。 比如说人类的女性由于直立行走造成生育下一代变得困难无比，而人类的婴儿由于大脑的迅速进化头部却变得越来越大：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的话，人类就应该灭绝了（孩子生不出来）。 但是有一小部分人类的女性由于得了“早产”的病，而提前把还是胚胎状态的孩子生下来了。这些孩子后来长大以后遗传了这种看似是“疾病”的特质，这种特质使得人类兼具了“直立行走”和“智力极其发达”这两种优势，这才造成了这个地球上的熙熙攘攘摩肩接踵。 可是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机制来消灭所谓的“疾病”，那么结果会如何呢？ （七） 任何的创新在最开始的时候，孕育这个创新的组织都会把她当做怪胎。 伟大的西方文明的传统，所谓的“民主和自由”在古希腊刚开始出现就造成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民主政体的雅典失败（寡头专制的斯巴达获胜了），以至于后来的希腊先贤对于“民主”这个词都讳莫如深，甚至诅咒造成激进的“民主”的萨拉米斯海战（这场战争造成了原来没有民主权利的贫民阶层作为海军的划桨手进入了政权运行机制）。 实际上，苏格拉底就是被“民主地”判处了死刑，而柏拉图就说过：“极端的自由导致极端的奴役”。 可是今天你看，连朝鲜的管自己叫做“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 （七） 傲慢地拒绝进化的（或者反应过于缓慢）的生物物种，最后都没有通过那道神设置的窄门。 主（God）要看气质吗？他不看气质，他看你有没有进化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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