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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次炤:一个难忘的集体

 Abc董 2015-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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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7月,我从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毕业后,留任在本校当时正在组建的音乐美学教研室。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集体,是一个没有文人相轻、没有嫉妒和猜疑、没有争斗和排挤的集体;它是一个团结、互助、敬业、友善、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集体;是一个人格至上、学术精湛、胸怀大志、谦虚谨慎的集体;它是帮助、引导、带领和影响我进步和发展的难忘的集体。

我的专业原本是西方音乐史,我的导师于润洋先生曾留学波兰并师从著名音乐美学家卓菲娅·丽萨。在他的影响下,我走上了音乐美学教学和研究的道路,并跟随老师们为创建我国音乐美学学科而共同努力。当时教研室的成员有于润洋、何乾三、张前、蔡仲德和潘必新。后来,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专业研究生毕业的李启敏也加入我们的行列。参加音乐美学学科建设的还有时任音乐学系主任的张洪岛先生。学科建设从基础工作做起,这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术传统。教研室制定了学科发展规划,第一项工作是全面介绍西方音乐美学学科和音乐美学思想的历史和现状,第二项工作是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系统研究。后一项工作主要由蔡仲德先生负责,他早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又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女婿,他不仅有很深的古典文学素养,而且掌握大量关于古代音乐思想的文献资料。他所撰写的《中国音乐美学史》后来荣获国家图书奖。前一项工作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充分利用教研室的外语力量,每位教师各尽所能,将英、德、俄、法、日等不同语言的经典文献翻译成中文,提供给大家使用。教研室还邀请了当时在音乐研究所编译室工作的杨洸、张洪模和在附中工作的叶琼芳等老师一同参加文献翻译工作。这些译文、译著在当时出版还是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大家自己动手刻钢板制成油印本,提供给教研室的同行和学生们使用。教研室每周举行教研会议,大家一方面通报各自的工作情况,另一方面就工作中遇到的学术问题展开讨论。这是一个无私的集体,每一个人都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所译、所学、所知、所思和所写的一切提供给大家。这也是一个学术民主、畅所欲言的集体,在学术上大家各抒己见,无长幼之分;在工作上相互勉励,共同促进。经过十年的努力,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教学集体获得了数十项学术成果奖,尤其是1993年,荣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国家级一等奖。

有一件事让我终身难忘。申报教学成果奖的组织者和起草者是当时的教研室主任潘必新,当申报书填写完成后,潘老师把自己的名字签在最后,然后再找别的老师一一签名。第二位签名的蔡仲德老师把自己签在倒数第二位,依次类推,我是倒数第二位签名者自然签在了第二位。当我们得知获奖消息时,大家都十分高兴。遗憾的是,我们的申报集体有六人,但发下来的获奖证书只有五本,而且证书上的获奖者姓名也只有五人。后来才知道,教育部规定集体项目以五人为限。被去掉的姓名自然是申报书上签名在最后的潘必新老师。教研室的老师,尤其是我,都很内疚。但潘老师不仅丝毫没有抱怨之词,还逐一向我们祝贺……。这就是我们这个集体的人格精神!互相谦让、先人后己、不图名利、只求实学。这种高尚的人格态度深深地影响着我,一直伴随着我以后的人生和经历。

90年代初,出版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人民音乐出版社约请张前老师编写一本音乐美学教材,就张老师个人的教学经验和学术积累而言,他完全可以独立完成这本书稿。让我感动的是,张老师在第一时间就把约稿事宜告诉我,并邀请我共同编写这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张前老师给了我许多帮助,不仅作为师长循循诱导,而且作为同事与合作者百般谦让。经过讨论,我们把教材拟定为七章二十七节外加绪论。在分工的时候,张老师让我先挑选比较熟悉或者相对容易撰写的章节,并把他积累多年的有关讲稿和资料全部提供给我参考……。《音乐美学基础》(张前、王次炤著)于1992年5月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自此每年重印,至今已第22次印刷,成为全国音乐和艺术院校开设音乐美学课程的必用教材。该教材曾被评为文化部优秀教材,根据该教材部分内容开设的《音乐美学基本问题》被评为国家精辟课程。这本教材的出版是我学术生涯的转折点,在这里我要深深地感谢张前老师对我无私的帮助!

音乐美学学科的建设需要有国际化视野,当时教研室的老师根据各自的情况,纷纷出国考察和进修。何乾三老师,是教研室唯一的女性,她克服年龄和身体的障碍于1986年和1993年两次赴美作为时三年的考察和进修。回国后翻译出版了20世纪最著名的音乐美学著作之一,伦纳德·迈尔的《音乐的情感与意义》。何老师第一次出国时已经54岁高龄,而且身体不好。第二次出国已61岁,她依然拜宾夕法尼亚大学迈尔教授为师。回国后,因劳累过度不幸癌症复发,诊断为白血病。在与病魔作斗争的最后1年里,何乾三老师仍以坚强的毅力完成了《西方音乐美学史稿》的大部分文稿。在这期间她还出席了香港大学举办的“中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会后不顾身体情况毅然完成了研讨会发言稿的整理,把稿件交付编辑部后再安排住院。何老师虽然离开我们多年了,但她的敬业态度和百折不饶的精神永远鞭策着我不断求索和进取。

1992年因工作需要,我担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主管教学和科研。繁忙的行政事务占去了我很多时间。于润洋老师曾担任院长多年,他深知双肩挑干部的苦衷,为了保证我能延续学术研究,他把自己收集的学术资料陆陆续续提供给我,也生怕我顾不得查阅邮件,干脆就把资料打印好给我看。这些资料中,不仅有他的读书摘要和精选论文,还有他正在研究的关于《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的文稿。于老师写完一章就提供给我阅读,并附上有关的文献资料。日复一日,当我整理文档时竟然发现他提供给我的资料竞有200多万字之多。尤其让我感动的是,于老师把他所写的文稿全部提供给我阅读,这些都是还未发表的成果!这在学术界是很难有人能做到的。大家都知道,当研究成果还未发表之时,谁都不会轻易把自己辛辛苦苦完成的成果交给别人。于润洋老师却毫无保留地把它全部提供给我阅读和学习。如此无私的帮助和高度的信任感即使用终身的感恩也无法报答。因为行政事务太忙,我在学术研究上终究辜负了于老师的期望,我只能通过努力工作来弥补于老师对我的一片深情。

如今,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教研室已经是年轻人当道了。学科创建时的六位老师最年轻的也已65岁,有两位老师已先我们而去。深情地希望这个集体能够一如既往地保持住优良的传统,继续影响新一代的年轻人向更高的目标努力!


作者:中央音乐学院院长 王次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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