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网 原载《中国思想史通讯》2006年第1辑今年对我来讲，也是特别有意义的一年。我是1975年9月进入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跟屈万里先生学经学史。这30年间，有关经学的书写了大概有六、七种，翻译的有三种，编辑的跟经学有关的书（经学目录、著作集、研究论集）大概有四十多种，加起来有五、六十种。当然写这么多东西并不表示有什么特别的成就，像司马迁只写一部《史记》就很了不起了。因为在研究、编辑的过程中，有一些个人的看法，所以我就拟了几点，挑一些比较有趣味的讲一下。也许我个人觉得有一些心得、看法，说不定各位可能会觉得没什么。 1两汉章句之学的问题题我们如果把先秦到东汉的经学分成三个阶段的话，第一个阶段就是战国到汉初，第二个阶段是西汉中叶到东汉初，第三个阶段是东汉中到东汉末，再往下就是魏晋时代了。先讲这个时段，是为了厘清一些问题。战国到汉初，是传记之学最发达的时代。“传”如《易传》、《尚书大传》、《毛诗诂训传》、《春秋》三传，还有《丧服子夏传》，“记”如《礼记》。所以就研究经学的体裁、注解的方式来讲，是传记之学。传记之学的特色是训诂通大义。这个时段的学问后来被东汉人作为推崇的对象，东汉人称这个时段的学问为“古学”。东汉初年的人物比如王充、桓谭、扬雄，《后汉书》上他们的传记大都会说“不喜章句之学，好古学”。如果我们至今用这个阶段的注解的方式来注经的话，是最淳朴的、最能紧紧扣住经文的一种学问，但他们自己不会称自己的学问是“古学”，一定是后代的人为了要称呼方便，所以把这一段称为“古学”。 从西汉中叶开始，尤其是汉宣帝时开始，出现了所谓章句之学。什么是章句之学，一般都没有讲清楚。章句之学是一种注解的形态，分为小章句和大章句。由于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章句的书都是东汉时期的，如王逸的《楚辞章句》、赵岐的《孟子章句》，这些书都应该属于小章句的范围，不是大章句。大章句一般就是所谓说“尧典”二字十余万言。 我想，各位都是经学史的专家，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讲到章句都是说几十万言，不是说几十万字，我觉得几十万言这个“言”是当时经师的说法，经师的话叫“言”。这些大体上都没有写在所谓竹简或者帛书的上面，如果几十万言要写在竹简、帛书上的话，那将需要多少时间？因此，几十万言真正写在竹简、帛书等的不是很多，因此章句才会大部分都亡佚掉了。现在看到的都是很简单的小章句，应该就是一般的逐章逐句的训诂，如王逸的《楚辞章句》、赵岐的《孟子章句》等等，这一类形态与一般的注解差不多叫小章句。如果是大章句的话，除了一般的注解以外，还牵扯很多的资料，所以夏侯胜说夏侯建是“章句小儒”，说他不能通圣人的大义，而且他做章句的时候有一句话很重要，说他“左右采获”，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东拉西扯，把很多资料统统都纳进来。如果说以“尧典”这两个字来讲十万言，那一定是把与尧有关的各种传说的资料统统都纳进来，才会有那么多。所谓大章句应该是逐章逐句的解释之外，又带有一种资料汇编在里面。也因为他只是把很多资料堆积起来，所以他不能真正了解圣人的大义，所以才被视为章句小儒。 由章句之学就会涉及到师法与家法的问题。其实我们如果做一种比较全面的检索的话，师法这个词大都出现在西汉，有一小部分出现在东汉。家法是从来不在西汉出现的。这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事实呢？就是说，师法和家法所指的其实是一件事情，都是传经的老师所留下的种种说法和规范。只不过西汉的时候是比较接近最先传这一个经的老师，所以称为师法。到了东汉以后，因为分家越来越多，所以各家老师的说法就称为家法。也就是说，西汉的人比较喜欢用师法这两个字，到东汉的时候因为情况慢慢改变，所以用的是家法这两个字。不然为什么家法这两个字在《汉书》里从未出现呢？ 除了师法和家法这个问题之外，我们也谈谈章句之学的特色。 章句之学虽然有大小章句之分，但是基本上都是属于一种闭锁系统，并没有用一种开放的态度来兼容各家的说法，它只不过是自己的老师的一贯说法传承下来而已，也就是说是一种专家之学。正因为如此，为了维护他的一门或者一家之利益，不容许有其他的异说。如果要兼学其他家的家法可能要受到处罚。但是这也不是说绝对不可以。如果不可以的话，怎么会到了东汉分家会分的那么多？所以大体来说，如果自己有比较高的能力可以成为一家之言的，这一门的师生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他再分出一家。 因为章句之学太过繁琐，所以从东汉初年就开始有不少人反对章句之学。说他“不喜章句之学”，就是不喜欢这一种学问，但是当时很少人把这一段的学问称为今学或者今文学。到东汉中叶以后，要称呼这一段的学问，所以称它为章句之学或者今学，称那一段的学问为古学。东汉中叶到东汉末年，古学大兴。但有一点可以看的很清楚，就是即使到东汉灵帝刻《熹平石经》时，用的都是今文经，就是所谓今文学。可见，在东汉时代，官方所承认的还是属于今文经的系统而已，古文经还是不能得到官方的承认。所以，东汉中叶到东汉末年这一百多年间，不应该称为古学时代，应该称为今古混合的时代。这个时代，因为即要学今文经，又要学古文经，因此当时的经学家都很博通。这是它的特色。又因为它是以战国时代到汉初的解经的形态作为效法的对象，所以它的经书的注解都非常简单。历来注经的形态，战国到汉初很简单，西汉中叶到东汉初很繁琐，东汉中到东汉末很简单，一直到魏晋都很简单，到了南北朝、唐朝繁琐，到了宋朝又变得很简单，到了元朝、明朝又变得很繁琐，所以整个经学史的注经的形态就是简——繁——简——繁这样的互相循环。 那什么时候才能称为古学的时代？要到魏晋时代才能称为古学的时代。东汉时代是不能称为古学时代的，只能说是由今文学过渡到古学的今古混合时期。 2魏晋经学的定位问题魏晋时代才是真正古学的时代。因为历来研究经学史几乎都没有为魏晋时代做定位，一般都会讲经学的玄学化。其实我们看何晏的《论语集解》，还有其他的书，真正的有玄学成分的少之又少，如果有也是他不自觉的，不是说他要建构一套玄学理论。很多经典诠释学的研究者现在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们认为朱熹注《孟子》是要建立他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朱熹哪有这么大胆？我把历来的经学专著里的序文挑出来看，大都会提到“对圣人之义不无小补”，当然不一定都是这句话，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意思。可见他们写书的时候，是一心一意要阐发圣人之意而已，他没有要建构自己理论体系的企图。 为什么说魏晋的经学是古学呢？我们看，魏《正始石经》是三体，所谓三体是指古文、小篆和隶书。要到这个时候，古文才被官方承认。 《诗经》的《大雅·生民》篇说到姜嫄“履帝武敏歆”，是说姜嫄踏到巨人的脚迹的大拇指地方，心怦怦然跳。巨人是谁？郑玄说是上帝，王肃说是颛顼。颛顼是五帝之一，是人；郑玄说是上帝，是神不是人。而王肃的说法，就是根据《毛诗故训传》而来。《毛诗故训传》是古学，可见王肃承继古学的精神。王肃所以批判郑玄学派，是批判郑玄不是纯粹的古学。杜预注《春秋左传》也在发扬古学精神。杜预说《左传》中有五十凡例，这些凡例是周公订下来的。我们都知道，古学派是推崇周公的，可见杜预也继承古学派的精神。另外，伪《古文尚书》孔传五十八篇，伪《古文孝经》孔传，这些古文经传为什么出现在魏晋时代，就是要为古学增强经典的基础。除了以上数事外，从《晋书》的《儒林传》可以看出，大部分的经学家都有古学的倾向，所以说魏晋是古学的时代。 古学只是训诂通大义，注经非常朴素，文字非常简短。魏晋时代的经说，即使称为“集解”的，文字也不多。他们只在需要作注的经文下略作注解而已，不像宋人注经好发议论。宋人觉得经文下的篇幅太小，发挥有困难，所以只好在《语录》里面或者在文集里面发挥他们的思想。我们只要看《全宋文》，把什么《洪范论》、《禹贡论》这一类的文章收集起来，数量相当多，就可以知道他们喜欢离经言道，这个特点是汉学很少见的，宋学才有。 3明清之际的回归原典运动。明中叶以来，儒学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大家都讲儒学，那到底是以程朱的为主，以陆王的为主，还是以孔孟的为主，都没有一个定见。因此这个时段的学者感到很困扰。所以他们提出要回归孔孟。也就是说，不论程朱还是陆王，他们所讲的如果和孔孟完全相合的话，那就不应该有很大的矛盾。如果程朱与其相合的话，那当然陆王就不对了；陆王与其相合的话，那程朱就不对了。有一个判准，就是根据这个判准来决定儒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谁最接近孔孟。除此之外，也特别提倡回归五经。有人认为，除了回归孔孟之外，也要回归五经。孔孟是没有真伪的问题，五经有很多这样的问题。五经里面有很多附会的，比如《易图》，《易图》本来不是儒家所有，从宋朝才出现，《易图》本来是为了要建构儒学的宇宙论和本体论的，但是它太急了，不择手段，所以从佛教那里偷了一些，又从道教那边偷了一些，附会说是伏羲或文王所做的。它不是易学的本来面目。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看出，五经中有很多伪造的成分。比如五十八篇《尚书》里面有二十五篇是伪造的。除此之外，在明中叶时期又出现了《子贡诗传》、《申陪诗说》等。像姚际恒、陈确所指出的《大学》、《中庸》都是禅学，就是说《大学》、《中庸》夹杂有禅的成分，不纯，不是儒家的本来面目。种种因素，所以要回归原典之前，应该要先判定经典的真伪。也就是说，要做经典的净化运动，唯有做净化运动，看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哪些是符合圣人之意的，哪些是不符合圣人之意的，才能进一步做考文知音的工作。顾炎武不是说过吗，要读经必须先考文知音，但是在考文知音之前，必须弄清楚真伪问题。如果经典没有经过真伪的考辨，伪书也做考文知音，不是有点浪费时间吗？所以要确定哪些是圣人留下来的东西，哪些不是。所以我们最近在做“经典与文化的形成”的计划，我做的题目是“圣人集团与经书”。送到海外去审查，审查的学者说，圣人从伏羲，一直到孔孟，差的时间那么远，怎么能成为一个集团呢？但是他忽略了一件事情，虽然他们时间差距很大，但是他们成为圣人的时间大体上都在战国时代。所以从他们成为圣人的时间点来讲，可以称为圣人集团。那经书一定要跟圣人集团挂钩，否则不能成为经书。至少也要是圣人的朋友，才有可能称为经书。那如果确定这些经书与圣人有关的话，才有需要去考文知音，如果与圣人无关的话，何必去考文知音呢？所以考文知音一定是在辩伪的工作结束以后才开始的。所以清朝初年考文知音的书很少，要到乾嘉时代才多起来，就是这个缘故。 这样讲的话，明末清初的回归原典运动，不仅仅是辨伪学上的一个问题，而是经学史上判断经学和儒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运动，是相当重要的时段。以前几乎没有人提出回归原典这样的观念，自从我写书提出回归原典观念以后，好像得到很多回响。大部分学者在处理经学史上的问题的时候，都会涉及回归原典。而且，回归原典，不仅是明末清初这个时段而已，唐中叶到宋初，也带有很浓厚的回归原典的气息。我们都知道，唐朝中叶以前的经学是注疏之学，注疏之学不是经学，重视注疏比重视经学还来的严重，所以可以用注疏来改经，用《左传》来改《春秋》，这种情形，经的地位就降低了很多，只重视注疏，所以啖助学派就提出来，要以《春秋》为主，而且，三传只是参考之用而已。韩愈写了一首诗更明白地表达这种想法，赠卢仝的诗“《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遗经就是《春秋》经，每天啃《春秋》，不要看三传，才能知道圣人的本意到底是什么。所以，韩愈、卢仝都在扭转以注疏为主的学风，让经学的地位提高。所以韩愈做《进学解》、《原道》，柳宗元作《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强调说读《周易》可以怎么样，读《尚书》可以怎么样，读《诗经》可以怎么样，这个就是所谓的回归原典。 韩愈的回归原典只不过是他的一种手段而已，明朝的也差不多，回归原典是手段，他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就是复兴中华文化的目的。我们都知道，唐朝的时候佛教是主流文化，儒学就变成次级文化，他要从次级文化提升为主流文化，重振当时国民的自信心。所以这样来看，韩愈的古文运动、对经书的重视当然有更深一层的目的在内，不纯粹是文章学的问题，而是中华文化兴衰存亡的一个关键。 清末民初也有一个回归原典的问题。像胡适当年说：《诗经》两千多年来已经被解释得乌烟瘴气，我们必须要为《诗经》找出一个真正面目来。就是抛开各种注解来看《诗经》的本意到底是什么，这当然也是回归原典的一种方式。所以中国经学的研究，每经过几百年都会有回归原典的运动发生。这样的话，是不是跟一般追求本意有冲突呢？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研究经学都希望能够得到本意，回归原典来看本意是什么。但是，在经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有时候不自觉就会走歪路。如果只有一个人走歪路，那问题还小，如果大部分的人都把路走歪了，那就形成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出现严重的问题，当然就必须有人出来纠正，提示大家要回归原典。所以回归原典会几百年发生一次，就是这个缘故。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谈到这个地方。 编辑后记 （作者单位：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本文为其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讲座，郑仁钊记录、整理） 《中国思想史通讯》2006年第1辑 图片来源于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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