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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两种较特殊的纪年款，只写朝代而不书具体年号。主要见于明代景德镇民窑瓷器上。“大明年制”见于正德、万历、天启、崇祯等朝瓷器上，多为青花料楷书，四字多作两行排列，外围双重圈。“大明年造”款始自明代景泰年间，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天启、崇祯等朝皆有，其中以崇祯时期最为常见，正德次之。历朝“大明年造”款均落款于器物外底，以青花料书写，字体以楷书最常见，款字排列除正德朝有四字单行，其他均为四字双行。款外或无边栏，或围以青花双重圈、单重圈、双重方框等。 明代干支纪年款 明代陶瓷器上以天干与地支相配来标明器物制作年代的款识，主要见于景德镇民窑瓷器上。明代早期较少见，中、后期大量出现。如宣德时的“大明宣德癸丑年造”、弘治时的“壬子年造”，正德时的“正德丁卯八月吉日钦差膳照太监发心成造”。嘉靖时的“嘉靖丙中年平遥府”、“辛丑上用”、“壬子年制”、“甲辰年造”、“辛丑年大茶房”、“嘉靖辛亥素家居藏”，万历时的“万历已亥黔府制用”、“万历辛卯茹城家藏”、“庚子年造头班”、“万历辛丑年造”、“万历乙巳年苍王公禄”，天启时的“皇明天启年丙寅吉旦”、“大明天启丁卯年”，崇祯时的“庚午科置”、“已卯科置”、“应天癸酉科置”、“崇祯丙子科置”、“丙子之夏云林子书”、“崇祯丁丑岁供奉信士王大元喜舍”等。 南明年款 清军入北京后，明代皇族在南方拥立福王朱由崧．建立南明政权，年号“弘光”(1644～1645年)，后又相继改元“隆武”(1645～646年)和“永历”(1647～1661年)。吴三桂降清被封为广西藩王，其反清后立号“昭武”(1673～1678年)。尔后其孙吴世藩继位立号为“洪化”(1678～1681年)。这一时期被统称为“南明”。书有南明年号款的瓷器很少见。英国伦敦大维德基金会收藏—件署“弘光元年旷府佳器”款的青花地白花落花流水纹花口碗，器内、外壁饰落花流水纹，内底饰海水异兽纹，釉面有开片，外底写青花料楷书上述八字款，分双行排列、款外围以青花双重圈，字体工整。大维德基金会还藏有—件署“永历”年款的黄釉香炉。另外，传世品还有署“洪化年制”款的青花碗。 “显德年制”款 属于伪造的年款。显德(954—— 960年)是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年号。明代以来文献记载五代有“柴窑”，这一直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悬案，而民间又流传着“片柴值千金”之说，于是民国即有—些奸商制作了一批印有“显德年制”款的薄胎印花碗，有绿釉、黄釉、影青等品种，用来冒充柴窑器，牟取暴利。其造型多摹仿宋影青斗笠碗，胎薄体轻，印有龙穿花等图案，内底心印一朵盛开的莲花，花心内印“显德年制”四字双行楷书图章式款。另外，美国人普鲁玛于1935年在建窑遗址调查时，曾采集到一件兔毫盏标本，碗外壁下部有阳文“大宋显德年制”六字款铭，1977年日本出版的《世界陶瓷全集．宋代》收录有此标木，从款字内容、落款部位及款字风格看，这也是—件制作拙劣的假古董。 “贡局”款 清代宜兴紫砂壶上的款识。本世纪30年代李景康、张虹编《阳羡砂壶图考》“贡局壶”条记载： “考林古度为冯本卿作《陶宝肖像歌》有“荆溪陶正司陶复”之句，可知阳羡贡局已创于明代。 细考传器，各色泥质俱备，壶底或刻字，或 印，或只年号，或用“贡局”二字，亦有仅用—“局”字者。”书中著录3件朱泥壶，底部分别 刻“康熙贡局”、“雍正贡局”行书款或“雍正贡局”楷书款。实物见于清光绪时泰国拉玛五世在中国宜兴订烧的—批紫砂壶，壶底均印有泰国订烧标记和楷书“贡局”二字，壶盖和壶柄印陶工名款。这批壶是拉玛五世订烧赠予泰国高僧的，今收藏在泰国的一座寺庙里，共有数十件。 八思巴文款 元代瓷器款识。八思巴文是一种拼音文字，因它的创始人是元代忽必烈的国师、喇嘛教高僧八思巴而得名。忽必烈统一中原后，命八思巴订官方通用文字，八思巴便以藏文文字为基础，运用汉语的语法，创造出一套拼音文字。它类似现在的汉语拼音，既有声母，又有韵母，韵母分韵头、韵腹、韵尾。运用这种拼音文字，既可以拼写汉语，又可以拼写蒙语、藏语、维吾尔语等6种民族语言。八思巴文从1269年颁布到元朝末年，共用了100年左右，因此八思巴文是元代瓷器明显的时代标志。据现在的考古资料可知，元大都遗址曾出土过两件青白瓷碗，碗底墨书八思巴文“ ”字，译成汉语是“章”或“张”，无疑是物主的姓氏。龙泉窑系的大窑、安仁口窑、丽水窑及南海窑遗址，都曾出土过带八思巴文的瓷片，有阴文和阳文两种。另外，福建德化屈斗宫窑址也出土过带八思巴文的三足垫饼。应引起注意的是，明正德官窑青花瓷器亦有在外底以青花料书写八思巴文的，其原因，一般认为与当时帝王同蒙藏上层僧侣往来密切有关。 “使司帅府公用”款 元代龙泉窑瓷器款识。70年代，韩国新安海底元代沉船中打捞出大量中国元代瓷器。其中有一件龙泉窑青瓷盘，底刻“使司帅府公用”六字双行铭文。“使司帅府”应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简称。元立国后，于各道设置了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今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达于省。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其次则止为元帅府......凡六道......浙东道，庆元路置”（《元史．百官七》）。(元史·地理志五)载有“浙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并注明其州治在庆元。从就近定货比较便利方面考虑，“使司帅府公用”款龙泉青瓷盘，应该是浙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定烧的器皿。 元代卵白釉瓷器款 元代景德镇窑创烧的新品种卵白釉瓷，据记载是元代最高军事机关枢密院定烧器。在器内以印花为主的纹饰中间，往往对称印有阳文楷书“枢”、“府”二字，故通常又称为“枢府釉”。从目前已掌握的资料看，卵白釉瓷除“枢府”铭文，还有印“太禧”、“福寿”、“福禄”、“东卫”、“玉”等铭的。其中“太禧”是元代专掌祭祀的机构“太禧宗 院”的简称，带“太禧”铭的卵白釉瓷是太禧宗 院征用的贡瓷。 西夏文款 西夏瓷器上也书款识，然字为西夏文。甘肃武威古城乡塔儿庄出土的西夏瓷器上即有这种铭文。如出土的一件施半截褐釉的剔花瓮，白色胎地上有四行墨书西夏文，按其意泽为：“斜毁”、“发 酵有(裂)伤”、“下速斜”、“小”。从译文可知，这个小瓮是用以酝酿发酵的，已报废。报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有裂伤，二是下部倾斜严重。另外，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西夏黑釉小口瓶的腹部也刻有西夏文。 “仁和馆”款 宋代磁州窑瓷器款识。见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四系瓶上。瓶小口外撇，短颈，腹部稍肥大，圈足。整个形体略似橄榄。瓶身上半部施白釉，下半部施黑釉，瓶口亦施黑釉，颈、肩之间置四竖系，系上部宽，下为尖形，系面压印四条直线纹。由肩部向下以黑彩斜书“仁和馆”三字，字为行书体，书法苍劲有力。“仁和馆”为宋代馆驿的名称，据宋人周 《乾道临安志》卷二“馆驿”条载：“仁和馆在今清湖闸之南，绍兴十九年郡守汤鹏举重建。”当时临安府辖九县，仁和县为九县之一。带“仁和馆”款的四系瓶，应是宋仁和县馆驿使用的酒瓶或水瓶。另外，山东省博物馆藏品中也有一件与此类似的四系瓶，肩部有向下斜列的“太平馆”三字，字体及书写部位同“仁和馆”款如出—辙，应属于同—瓷窑的产品。关于这类瓷器的产地，明代陈继儒《妮古录》裁：“余秀州买得白定(原文误为锭)瓶，口有四钮，斜烧成“仁和馆”三字，字如米氏父子所书。”陈氏认为这类四系瓶是定窑产品，但从瓶的造型、系的式样，以及器身兼施两色釉看，定窑遗址不见有此类标本，而在河北磁县彭城镇宋代瓷窑遗址中却发现有斜书“馆”字的四系瓶标本，故应为宋代磁州窑产品。 “五王府”与“易定”款 定窑瓷器上的刻款。1957年北京故宫博物院第二次复查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造址时，采集的标本中有一件刻“五王府”三字铭文的碗底。“五王府”铭文以往不曾见，推测刻这种铭文的定瓷应是宋代某王府定烧的器皿。传世定窑瓷碗刻“易定”二字的有两件，碗形相同，大小相等，胎体厚薄也一样，早年出于同一墓中。铭文似出于—人之手，字刻于外底，字体瘦劲，笔划有力，时代属五代后期。至于“易定”二字的涵义，有待考证。 “尚食局”与“尚药局”款 传世及出土宋代定窑瓷器上的刻款，以“尚食局”较为多见。刻“尚食局”款的多为大型瓷盘，所刻字体的笔划有粗、细两种。]948年河北曲阳涧磁村法兴寺遗址曾出土过10件定窑白釉印花云龙纹盘，6件已流散到国外，其余4件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及上海博物院。流散到国外的一件外底竖刻“尚食局”三字。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出土过外底竖刻“尚食局”三字的白釉印花云龙纹盘标本。刻“尚药局”的传世品仅见一件，已流传到国外，为直口平底碗，其外壁自右向左横刻“尚药局”三字。据文献记载，宋代宫廷下设六局，尚食局掌管膳馐之事；尚药局掌管和剂诊候之事。两局除设官员外，还分别设膳工和医师。故刻“尚食局”、“尚药局”的器物是宫廷饮食及药用之器。流散到国外的定窑瓷器中，有一件刻“食官局正七字”款的白釉碗， “食官局”一名不见于宋、辽、金三文职官志，有待进一步考证。 “会稽”款 五代时定窑挠器款识。早年出土流散到国外的五代定窑瓷盘，有的底刻“会稽”二字，是吴越钱氏定烧之器，钱氏统治地区属会稽郡，故定烧瓷器上刻“会稽”字样。 “盈”字与“翰林”款 唐代邢窑白瓷上的刻款。河北内丘邢窑遗址发现的碗外底刻“盈”字的标本多达20余件。陕西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和西明寺遗址也曾出土这类标本。另外，传世品中见有两件带“盈”字款的邢窑白瓷盒。翰林是唐代为朝廷撰拟文书的官员的称谓。“翰林“款见于邢窑白瓷罐上。50年代，西安、洛阳唐墓地中出土过3件邢窑白瓷罐，外底阴刻“翰林”二字；1987年春，河北内丘集上寨村砖窑工地出土5件唐代邢窑白瓷罐，其中一件外底阴刻“翰林”二字。这种白瓷罐应是唐代翰林院定烧之物。 “花盒“、“油盒”、“镜盒“款 唐、宋瓷盒上标明其用途的款识。“花合(盒)”、“油合(盒)”见于唐代长沙窑瓷盒上，以釉下彩书于盖面，意为分别用于盛放头花和梳头用油。“镜盒”款见于宋磁州窑瓷盒上，南京博物院收藏一件宋磁州窑白地黑花瓷盒，盒盖饰以水波缠枝莲花，中心置如意形钮，钮两边有黑彩书写的“镜盒”二字，标明为盛放铜镜所用。 “供御”与“进盏“款 宋代福建建窑茶盏或窑具上的款识。其所产黑釉茶盏的外底有阴刻“供御”、“进盏”字样；窑址所出圆形垫饼的垫面上，亦印有阳文反书“供御”、“进盏”等字。建窑位于福建省建阳县水吉镇，是宋代新兴的生产黑釉瓷的窑场之一，北宋后期出于其所产的黑釉盏适于斗茶，一度大量烧制，带有“供御”、“进盏”款的茶盏是专为当时宫廷生产的斗茶用具。清末寂园叟《陶雅》载：“兔毫盏......底上偶刻有阴文“供御’楷书二字。”《建瓯县志》也载：“唯池墩衬水尾岚堆积该碗打破之底，时见“进盏”两字，是阴字模印、楷书苏体。亦偶刻有“供御”两字者、似刀划的，字迹恶劣。”文献记载与窑址调查发掘出土有“供御”、“进盏”字样的垫饼和盏底是相符合的。 钧窑数目字款 传世宋代官钧窑瓷器及窑址出土的宋代官钧窑瓷器标本上，都曾见到数目字款。这类器物是北宋时期专为官廷烧造的陈设用瓷，器形有花盆、盆奁、鼓钉洗、出戟尊等。釉色有玫瑰紫、海棠红、天青、月白等，质地优良，制作精细。数目字多阴刻于外底，从“一”到“十”都有。以往古陶瓷著作如《南窑笔记》、《陶雅》、《饮流斋说瓷》等，对数目字的涵义和用途做过种钟推测，如《南窑笔记》云：“有一 、二数目字于底足之间，盖配合—副之记号也......”《饮流斋说瓷》云：“均盆与盆连(奁)、 其底必有数目字，红紫者单数，青蓝者双数......”但通过对传世品和窑址出土物进行排比研究，发现以往的推测皆不正确，数目字实际上是起表达同类器物尺寸大小的作用，即数日字越小，器物尺寸越大，“一”是同类器物中尺寸最大者，“十是最小者。 “官”与“新官”款 这两种款识均为刻划款，书体有行、楷、草数种，以行书为多，主要见于晚唐至北宋时的白瓷上。五代耀州窑和越窑青瓷上以及辽代赤峰缸瓦窑遗址出土的匣钵上也有刻划的“官”字款，出土的垫柱上有刻划的“新官”款。自1949年以来，在辽宁、河北、北京、湖南、浙江、陕西、河南、内蒙等地的晚唐、五代、北宋、辽代墓葬或遗址中，出土了100余件刻有“官”或“新官”款的白瓷。另外，在埃及的福斯塔特城遗址中发现同类器物，中、外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品中也有若干。比较重要的发现如河北定县两座宋代塔基、浙江临安五代钱宽墓、陕西西安火烧壁唐代遗址、河南巩县宋咸平三年太宗李后陵等。持别是西安火烧壁唐长安城安定坊遗址一次出土33件“官”款白瓷，是出土这类瓷器最集中的一次。“官”或”新官”款白瓷的造型以盘、碗、碟最为多见，另有少量瓶、壶、罐、盏托、笔掭等，绝大部分作品是施釉后入窑前将铭文阴刻于外底，只有少数几件是在露胎的底部直接刻划的。经过窑址探察，目前只在河北曲阳定窑遗址出土过“官”款白瓷的标本、而辽代烧造白瓷的赤峰缸瓦窑遗址虽出土过带“官”、“新官”款的窑具，但未发现带这两种铭文的瓷器标本。因此，较为一致的意见是，“官”、“新官”款白瓷均为定窑产品。此类产品，有人认为出自定窑从唐代上贡至北宋中期接受朝廷订制这段时间。“官”、“新官”款白瓷是定窑白瓷中的精品，特别是盘、碗、碟类器物，以模仿同时代金银器造型为主，多采用花口、起棱、压边等技法，有的还在口、足部镶包金、银扣。《续资治通鉴》卷百十九景 三年八月己酉昭云：“非三品以上官及宗室、戚里之家，毋得金扣器具，用银扣者毋得涂金。”达说明金、银扣瓷器在当时是一种由中上层阶级享用的高档商品。考古资料表明，“官”、“新官”款白瓷往往一同出土，因此，两者并无时代先后的区别。从数量上看，“官”字款者占绝大多数。至于“官”、“新官”款的涵义，由于宋、辽、金时的铜镜上亦见有刻划的“官”字，如“朔州马邑县验记官”、“东平府银事司官”等，且“官”字下都刻划签押文字，因此，瓷器上的“官”、“新官”亦应是“官样”之意，即是一仲押记，表明是官府订烧之器。 “天”字款 主要见于成化斗彩罐上。这种罐可分为长圆腹与矮圆腹两式。外底施白釉，中心以青花料写一楷书“天”字，款外无边栏。其纹饰有瓜地行龙、香草龙、海水龙、海马、海象、缠枝莲、缠枝莲托八吉祥等。其盖分为两种，一种平顶无钮，一种盖面隆起呈伞状，盖项有宝珠钮。“天”字笔划均衡，起笔、住笔自然有力，全字显得一气呵成，毫无停滞。已故古陶瓷鉴定家孙瀛洲总结的“天”字款歌诀为：“天字无栏确为官，字沉云 浅褐边。康雍仿造虽技巧，一长二短里俱干。”成化斗彩天字罐的名气很大，明代万历、清代康熙、雍正时均有仿制品。康熙、雍正时景德镇官窑仿制品院斗彩器外，还有青花制品，但目前未见有成化青花天字罐。这类仿品除款识字体不及成化斗彩天字罐上的挺拔有力，其器形也有差异，腹部或很大或过于扁平，显得笨拙。另外，所用青料和釉上彩料也有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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