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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瓷款识按技法可分为：刻款（划款）、印款、书写款、后刻款四大类。
一、定瓷刻款（划款）又分为：
釉上刻款：器物上釉后，铭文在坯体阴干之前刻划而成，称釉上刻款，此类较多。
釉下刻款：铭文先在坯胎上刻划而成，再上釉入窑烧制，称釉下刻款，此类较少。
釉上、釉下刻款并无规律可循。
目前已知的刻（划）款有：官、新官、易定、会稽、尚食局、尙药局、食官局正七字、五王府、定州公用、乔位、东宫、龙、陈押班、东宫卫、天水郡、双官、李、李翁、寿、朝真、花、子温、吾使、永阳、疑川记、琅琊深甫、刘万立、孟、曹、二、三、文耳、准题奴、拾伍、彦瞻、王六……制作者、订制者、姓氏、诗词、文章、记事及随意刻划等，千变万化，不可胜数。
定州净众院塔基出土的“至道元年”铭文白釉盖罐，通体刻发愿文58字，笔画顺畅，顿挫有力。目前所见字数最多为70余字金代定瓷诗文枕。
二、定瓷印款款识
印款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款识少一些，但也极为复杂、精彩，而且印款器物多为同时期定窑的上品。
印款又分为模印和戳印两大类。
模印：也就是在模具上刻铭文，结合图案又翻印在器物上烧制，多数器物铭文显现为阳文，少部分为阴文。主要是作坊记号，个别为吉祥语，十分精致美观，多发生在金代，少量存在其他时期。
如：定苏一造、李小翁、李翁、李、富、贵、合、松鹤、XX题记等等。其中“李”、“李翁”、“李小翁”，是雕刻印模工匠或瓷器作坊之押记。
戳印：在坯体未干之前戳印，作为标识，釉上釉下均存在。
如：流失国外的内底楷书阴文“定州公用”素面盘，印款还有“定州公局”、“定州酒局”、“定州公厨”、“定州公用”（定州公用还存在刻划款）等等，均在盘碗类器物内底部阴印稍有不同的楷书，为官府定制之押记，这也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官府机构的设置。
其他印款也偶尔可见，如窑具上阴印“王”字，分析是作坊（或窑工）标识，也可能是随兴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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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瓷的书写款
书写款有以下几种情况：
（1）、烧成前在器物底部或器身上“舞文弄墨”其“龙飞凤舞”的字体可谓一代风流，多以铁为呈色元素，也就是人们所云的褐彩。大都出现在北宋晚期、金代，数量十分巨大，如：金台馆、幕、段、如、刘、元、……及诗词、吉祥用语等等。
（2）、烧成后墨水书写，如定制塔基出土双碟盘墨书款。
（3）、二次入窑低温红彩则少见，如：上海博物馆藏后加红彩“长寿酒”刻花小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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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定瓷的后刻款识
后刻款识是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人们所刻写的。多在瓷器使用阶段发生，流通阶段也少量存在，主要是家族标记或使用者标识。
此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款识众多的南宋宫廷用瓷，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和宫廷色彩，内容之丰富，在宋代瓷器中极为罕见，说明了南宋宫廷对定瓷的钟爱及珍稀。此种铭文大多沿用宫廷建筑名称、使用部门、使用瓷器的主人职务、封号、姓氏，大多为南宋皇族及贵族。铭文字体工整，但欠自然流畅，缺乏自然转折及笔锋变化，估计应为玉工所用圆形工具砣子所刻，如：皇太后殿、内苑、坤、寿慈殿、东宫、凤华、奉华、德寿、承光、钟秀、寿成殿、殿、皇后阁、慈福、聚秀……
对于南宋宫廷大量使用的后刻款定瓷，这些年我也做了一些研究，定窑遗址没有发现南宋宫廷定制的迹象。从当时两国的关系来看，即便是和平时期，也不过是边贸活跃，并没有发展到南宋宫廷来金国区域的定窑定烧情况。所以，南宋宫廷后刻款定瓷来源北宋遗留、南宋边贸、抑或走私这三个方面。虽然在入宫前仔细拣选，但无论哪种情况，南宋宫廷后刻款定瓷与北宋宫廷使用的定瓷有本质的区别，精美程度更是有天壤之别。
后刻款中除乾隆御书刻诗外，历代民间款识更是不可胜数，现今老瓷片仿刻各朝伪款更是大量出现。
从丰富的定窑后刻款铭文可以反映不同朝代、不同阶层的人士使用定瓷的情况,另一个方面也反映不同朝代的人们审美追求和定瓷的珍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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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色划痕似款识
遗址及全国出土的定瓷及残片，有一部分具各种图案的金色擦痕，而且坚固难以去掉。此类擦痕器物比例不大，大多擦痕极其简单，复杂图案及大面积擦痕则较少，极少数也有划字迹的，应为古人有意为之。
所擦划的器物类型，部位及多变的图案没有规律可寻，大多是出窑后至商品流通前这一阶段所擦划，也就是说多在窑场及集散地定州等地。所以有人说是窑口的标记；也有人说是次品的标识；至于描金之说，则属笑谈。
如果是窑口的标记，有些部位擦划严重影响美观，而且图案过于复杂，面积也过大。如果是次品的标识，也存在这些情况，而且大多并非次品，所以这两种说法难以合理解释。
目前未发现附近有此类矿物可直接在定瓷上产生这种金色划痕。我分析：器物在出售前上面黏附一些诸如釉料、胎泥及生活胶状物等等，用金属刀具刮去后所留下的痕迹，历经千年氧化后划痕则呈现金色。
1、比如：在地板砖上，用铁刀划痕呈浅黑色，擦拭不掉，氧化后成金色。
2、我有一模具残片，外沿与此类金色划痕相同。分析认为是古代金属修坯刀留下痕迹，经千年氧化呈金色。
3、近日偶得几片标本，上擦划“王”、“缐”、“田”等字，似乎又与款识有关，或部分代表款识。
六、“盈”字款识
唐朝“大盈库”从开元时期设置一直延至唐代末年，入奉“大盈库”的邢窑“盈”字款白瓷出现在盛唐时期，晚唐仍有少量，与大盈库设置时间相符。从目前情况分析，定窑“官”、“新官”与邢窑“盈”字款类贡瓷似乎存在一种承启关系。定窑自晚唐出现“官”、“新官”始，其规模、质量已独步南北，影响海外，因此入奉宫廷的贡瓷很有可能“由邢兼定”。
皇宫以往使用的器皿以金、银、玉、木等材料为主。我分析：晚唐武宗年间，李氏王朝为厉行节约，遂出一批精美的“仿金银器”图样“官府公用器”，在全国各大窑场生产，从此陶瓷开始大量进入宫廷、官府。此时，具“贡瓷”性质的“盈”字款器物在邢窑生产的同时，定窑开始生产也情在理中。
以往人们认为唐“盈”字款器物为邢窑产品，“官”字款器物为定窑产品。现考古证实晚唐邢窑及诸多窑场均生产“官”字款器物，本节就定窑也极可能存在“盈”字款器物进行一下论证。
1、陕西博物院展出的三件“盈”字款器物肯定是邢窑产品。以往人们对中晚唐定窑认识严重不足，定窑在中唐就继承了邢窑技术并拓展较快、规模很大，中唐后期定窑部分产品已经不输与邢窑。晚唐时，定窑产品质量已远远超越了邢窑，成为当时生产白瓷最大、质量最精的窑场。从产品质量上，此时定窑有生产“贡瓷”“盈字款”器物的能力。
2.、官”字款器物大量出现在晚唐各窑口这是不争之实，但其性质仅是官府“公用器”及“土贡”性质，并未取代入皇帝私库具“官窑”性质的“盈”字款器物。所以，定窑生产“官”字款器物同时，由于其超越邢窑的优良瓷质，具有同时生产“盈”字款器物的历史背景。此时，“盈”字款器物“由邢兼定”极为肯能。
3、定州出土两块“盈“字款标本，具典型定窑特征，可作为有力旁证。而且邢窑“盈字款”器物当时也不可能北运定州。邢窑文管所几位先生，也认可定州出土的两块“盈字款”标本不是邢窑。
4、定窑遗址历次挖掘不过是几个小小探坑，与几十平方公里窑场相比微乎其微，而且唐代地层叠压在五代、北宋之下，遗址暂时未发现“盈字款”标本亦属正常。
所以，结合历史背景和实物分析，晚唐定窑极可能生产“贡瓷”性质的“盈字款”器物。
附加：以往邢窑盈字款器物多为素面，偶有仿金银器压棱、曲口等。2010年4月西安晚唐地层出土了十几件绿釉盈字款和20余片有印刻纹饰的高温白瓷“盈字款”标本，其纹饰均为釉下模印单鱼和刻划荷叶纹、花草及排列圈环等等，极其精美，成就极高。
西安出土了这批“盈字款”白瓷标本后，我与定窑标本进行了仔细比对，并专程去了邢窑内丘、临城等地，与参加过邢窑挖掘的文管所先生们，进行了认真的交流（仅用图片）。因邢窑未出现此类标本，所以，他们对西安这批标本，没有肯定窑口。
我曾对比过大量的邢定标本，西安出土的这批标本与定窑风格有明显差异，我倾向于邢窑产品。对广大的邢窑区域来讲，考古挖掘的部分毕竟很小，邢窑没有出土此类标本也情在理中。
对于邢窑和定窑这两个窑口的研究对比，确是古陶瓷领域需要解决的一个课题。
七、款识的书写位置
从定窑铭文的刻划位置可分为：日常使用时不可见款识和可见款识。
1、日常使用时不可见款识
如：“官”、“新官”、“尚食局”（也有可见款识）、“会稽”、“乔位”、“龙”等等。
自晚唐出现至宋早期消失的“官”、“新官”款铭文定瓷，均刻划于器物底足，书写精粗不一。唐代多为“楷书官”，宋代多“草书官”，由此明显看出100多年文化的演变。
崇宁三年后出现的“尚食局”、“尙药局”铭文器物，由于存在书写位置的差异，因而字体差异较大。“尙药局”写于器物侧面，日常可见，规范端庄；“尚食局”铭文刻划于盘碗底足，平常使用时不可见，以狂草为主，潇洒飘逸，彰显北宋晚期浪漫纵横的书法神韵。
“龙”字款铭文，从宋中期至金代一直少量存在，时间跨越较大，因而书写差异也很大，瓷质并不十分精细。内部纹饰及器型变化也大，从各方面都无规范的迹象。从此类铭文器物存在的时间看，有少量是北宋宫中之器，多为金代迎合市场之伪器。
定窑的精品往往出在达官贵人定制的有铭文器物，如：“会稽”、“乔位”等，铭文位于器物底足正中间，书写遒劲端庄，结合精致的旋切工艺，优良的瓷质，为同时期定窑精品。
此外，粗瓷上的铭文，字迹大小不一，位置也不确定，有布满足内，有偏于一隅，以姓氏居多，刻划乏力粗糙，为普通百姓所定制。
2、日常使用时可见款识
日常使用时可见款识，如：“尙药局”、“至道元年”盖罐、满字残盘、印花盘碗口沿处“李小翁”等等。至于上海博物馆金代后加彩“长寿酒”等书写铭文和金代深受磁州窑影响的墨书铭文，本节不加以阐述。
“尙药局”铭文与“尚食局”等铭文均出现在崇宁三年后的同一时期，此时定窑方为传统意义的“官窑”。日常摆放可见铭文的“尙药局”器物，目前所知均是大小不一带子母扣的药罐，铭文刻于侧面，上下相对。这类文字，虽然字体功力略有出入，但不是信手刻划的，虽说并没有严格的规范迹象，但均是严谨认真的楷书刻划，且字体大小与器物和谐，加上良好的胎釉，精细的旋切工艺，更加体现出了器物端庄的韵致，充分彰显皇家用瓷的高贵。
定州净众院塔基出土的“至道元年”铭文白釉盖罐，通体刻发愿文58字，笔画顺畅，顿挫有力，字字含义，字字见情。当年这件器物虽为普通居士定制，但却是专为佛教法事所用的器物，器型端庄秀丽，胎釉良好，与刻划极佳的铭文，结合成礼佛之器，无不显示着信徒的虔诚，佛祖的浓浓爱意。
满字铭文残盘标本，现残存十余字，为笔者收藏。其洋洋洒洒的草书，从字体功力来看，并不是匠人所为，刻划内容为文章类。应是文人即兴之作，观赏之用。
印花盘碗口沿回纹处，“李翁”、“李小翁”等铭文，规整纤细，与印花回纹巧妙结合，应为刻模工匠之押记。虽日常可见，但不明显，同时也体现一种人文之趣。
日常使用时可见的铭文，在精细器物上均极其精美，这缘于定瓷的成本很高，人们珍惜之故。偶见草率刻划“曹”“刘”姓氏等，皆为粗瓷。
八、定窑复杂款识之因
1、漫长的烧造历史
任何一种文化究其源头都可以追溯远古而影响至今，所以人们对定窑的烧造历史有不同的说法，甚至有人说定窑从烧陶开始至今天都应算其烧造历史。从定窑遗址的确发现了上古烧陶的遗迹，及北朝末到隋代的粗青瓷，也有明清仿古定瓷的痕迹和今天的十几家仿古作坊，但这种瓷业的规模、质量、影响及艺术成就在定窑辉煌的历史中，确实可以忽略不计，过于强调这些，势必对定窑的烧造历史、瓷业文化缺乏一个理性的理解。
目前学术界受文献和考古资料的限制，对定窑的创烧上线争议较大，主要有初唐和晚唐说。历次遗址考古挖掘，由于受探方的限制，此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实际上，在涧磁村红土捻（桃树园）地表就有隋末的青瓷遗存，这一点冯先铭先生早有定论。
唐早期烧制具有隋代风格的瓷器应为定窑的初创期；中唐有一定成熟；晚唐五代为开拓期；鼎盛于北宋早期；繁荣于北宋中晚期、金代；衰落于元代；亡于明早期。这种说法基本是合理的，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现今的考古资料大致吻合。
2、巨大的窑厂
以往人们形容定窑是“十里窑厂”，实际定窑在漫长的烧造历史中窑厂十分巨大。
定窑隋代初创在红土捻（桃树园）附近；唐早中期在北镇附近就有了一定的规模；晚唐五代又扩展到涧磁区域，此刻野北、燕川也有零星粗瓷作坊的出现；宋早期时，目前遗址保护区域已具相当规模。
以定窑当年的影响，并能够给很多地区提供瓷器，并不是现今遗址地表遗存所能代表的规模。从目前地表状况来看，不足以支持定窑这么大的影响和全国这么大的出土量。虽然定窑遗址目前遗存十分壮观，实际当年定窑遗址窑业垃圾应该很多，千年分散和流失，地表已难及百分之一。
在定窑遗址保护区域外，也陆续发现一些烧造瓷器的遗迹，也许有人会把这些区域列入定窑系或认为是当地零星土窑作坊，经笔者多年仔细对比标本分析，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我要说的这些“目前遗址保护区域”外遗迹，特指在宋中期以后，尤其在金代时的作坊。这些作坊不仅仅是指近年灵山镇附近保护区域外发现的遗存，就是在定窑遗址百里以内也比比皆是，现在沿着S335公路，依然能看到一些遗存，甚至远在定州城南也有这类遗迹。这些作坊的总体数量，远远超越了遗址的规模，但由于分散，个体相对较小，因而遗存并不丰富，经千年的岁月，大多被尘埃淹没。这些遗迹可见的遗物非常少，没有相关的知识和针对性的认真探求，确实容易忽略。
这些作坊的共同特点是：工艺技术全承定窑宋中期以后的所有技术，原料有可能均来自灵山盆地，也就是与定窑遗址采用相同的原料、相同的工艺，粗瓷、精细瓷都与定窑无二，而且产量非常庞大。经多年分析，我认为都应归入定窑生产区域。
所以，烧制了700余年的定窑，中心区域就有几十平方公里、数千座窑炉，远至定州城南都有零星的窑炉作坊，可称百里窑厂。
3、瓷都的多方需求
很长一段时间，万商云集的定窑窑厂，大量产品流通边陲至海外，定窑确以“瓷都”之姿屹立于东方，影响着世界。
由于定窑数百年瓷都的地位，各方需求就多，各文化在此交流汇集频繁，不仅其艺术成就高，产品的时代文化元素也多，款识铭文也就很多，如一部社会史记录了多个政权的变迁和社会兴衰。
定窑，作为一个载体，演绎着这一方山川风物下浓浓的人的情怀。七百多个春秋的悲喜哀愁，用定窑诠释着我们伟大的民族。
总结：
定窑自晚唐走向成熟之际，至金代数百年的烧造历史中。其优质的原料性能，深厚的瓷业文化，保证了器物的洁白和俊逸，符合了人类崇尚白色的心理，也是引导着时代审美的上流社会使用，定瓷成为那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器物，无时不反映着时代美学思想的最高成就。
当时的白瓷是最高档的日用、观赏瓷。代表着审美方向的宫廷、官府和富裕阶层以使用定瓷为荣，大量定制，为区分界定，因而留下了无数有标识性的款识。多以姓氏、人名为主；也有地名、官府机构、用途、及押记符号等等。
定瓷铭文在整个烧造历史中，精粗产品均存在，窑场所刻铭文大体可分为定制者押记和窑工随意刻划两种。铭文的刻划位置与字体、功力、定制者身份、时代文化背景、瓷器精细程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其款识大多随意、流畅而不乏功底，“唐尚法，宋尚意”在定窑铭文中有所体现。
《中国陶瓷史》说：定窑瓷器带款识的15种与宫廷、官府有关，实际远不止15种。款识并不是衡量定瓷的标准，对定窑款识要有正确的理解，从收藏角度对有款识的器物更要有理性的认识。
定窑750年的烧造历史中，宏大的窑厂，针对不同的使用阶层，在历经隋唐、五代、宋金元，这些文化交流最为多元频繁的时代，定窑的器型、铭文、装饰题材灿若星辰，不可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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