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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视界】这对北宋定窑笔觇,竟真的是苏东坡所用之物?

 alayavijnana 2018-02-08

2018年的元旦,大象不休息,因为1月上旬,各地的拍卖也不闲着,除了我们之前为朋友们报道的厦门拍卖之外,今天我们转战北京,一起来看看即将预展的北京中鸿信二十周年秋拍。


中鸿信是内陆最老牌的艺术品拍卖行,这次庆祝其二十周年,一共设置了多达25个专场,令人目不暇接,说句比较惭愧的话,由于大象在2017年年底疲于奔命,所以几乎没有时间仔细翻遍他们的图录,但有一件藏品,中鸿信特别为这一个标的单独做了一本图录,引起了大象极大的兴趣,并且刻意跑到他们公司库房上手了一番。

有关这对定窑笔觇,过去半年在老窑收藏圈屡有耳闻,令人最感兴趣的,毫无疑问是落款“子瞻”的背后,这对“文房小清新”是否就是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字子瞻)定制或自用的呢?


说实话,在大多数情况之下,如果有人告诉我市场某某地方出现过一个苏东坡用过的东西,我基本上95%以上是不会相信的,多半认为,这是国宝帮吧,哈哈。一件东西是某一位古人所用过,必须拿出确切的证据出来才行,何况是苏东坡这么响当当的超级大名头,您不是在逗我玩吧?但是,大象在库房上手所见,并粗粗查阅了一些资料,意外的发现,竟然还真有点靠着谱!当然,在那个没有照相机、摄像机的年代,我们无法留下最直接的证据,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去核对一下苏东坡的指纹了,哈哈,所以,今天的这一条推送,我们只是就各种现存的资料,一起来探讨一下这种可能性,最终的结论,还是由您自己来给出判断了。


LOT2500 

明以前 定窑『子瞻』款笔觇

『子瞻』款

来源:欧洲藏家旧藏

备注:附文物临时进境单

展览:【定窑瓷塑与字款研讨交流会】,首都博物馆 2017年4月7日

D:6.2cm

估价:RMB 2,000,000-3,000,000


图录上留下了一个重大的信息,便是这对定窑『子瞻』款笔觇曾经出现在2017年4月首都博物馆举办的一个高端研讨会上。大象翻阅了图录信息,绝对的有图有真相,当时参加研讨会的,有不少大象的熟人,其中不乏国内文博系统权威的古陶瓷研究专家,也有在国际一线拍卖行任职的大象个人十分认可的高水平瓷器专家,拍卖图录上也刊登了这些专家上手这对定窑笔觇的照片。


但由于大象当时并没有参加这个研讨会,尽管拍卖图录上仔细刊载了当时的每一位专家的考证意见,但出于严谨考虑,大象今天不会作任何的转载,而大象私下询问了当时参加研讨会的部分朋友现场情况,这次研讨会主要讨论的话题之一,便是定窑的款识,这对定窑“子瞻”款笔觇则是这次研讨会展示的藏品之一。客观的说,当时在场专家几乎一致认定这对定窑笔觇的年代能够看到北宋,当无疑义,但是落款“子瞻”是否一定就意味着是苏东坡(字子瞻)用过,与会的各路高手由于不少都是体制内的知名专家,有的则是在国际大机构任职,出于专业严谨考虑,都不敢轻易下断言,但有一部分专家在会上还是提出了这对定窑盘和苏东坡有关联的可能性。大象尽管当时没有参加研讨会,但是这些信息仍然通过咨询部分与会者得到了相应的证实。


既然这次研讨会都已经提出了这对定窑笔觇和苏东坡有所关联的可能性,今天,大象就还是以自己的角度,来试图论证一下,这对笔觇究竟是否真的是苏东坡用的呢?


苏轼(1037—1101)


其实,要论证一件古物的具体年代,从学术上就有许多要完成的任务,而如果同时还要论证这件具体的古物和某一位有名有姓的古人有关,难度也就更大了。我们大致的论证思路如下:


首先,器物本身肯定要符合所在人物所处时代的所有特征,如果这对定窑本身的年代比苏东坡的时代更晚,那就免谈了

其二,从可靠历史文献记载,苏东坡是否可能用过类似的器物,起码从生平记载看,他是否有可能和定窑发生直接的联系

其三,从可靠的窑址、遗址或者墓葬出土实物或者可靠传世实物进行比对,是否能够提供相关的佐证

其四,能够提供佐证的其他直接或者间接证据。


以下我们便大致通过这些思路一起来论证一下:



定窑笔觇的北宋时代特征


我们首先来看看这对笔觇本身是否符合苏东坡所在的时代,有关苏东坡,相信朋友们再熟悉不过了,苏轼(1037—1101)留下无数经典的北宋大文豪,字子瞻,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那么这对定窑的“子瞻”款识是否就是苏东坡呢?


首先,我们可以基本肯定一个事实,就是这对定窑盘的年代,完全符合苏东坡所在的北宋中晚期时代。


众所周知,定窑是中国古代北方著名的窑口,以产白瓷著称,兼烧黑釉、酱釉等,被誉为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之一,但定窑的烧制时间并不仅限于北宋,定窑的创烧年代大致可以追溯到唐朝,经过了五代时期的发展,在北宋时期达到巅峰,从文献记载看,定窑还一度有过给宫廷烧制瓷器的经历,在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后,定窑一度衰落,但金代统治者很快恢复了定窑的烧制,一直延续到了元代,定窑还有少量的烧制,但最终于元代消亡。


北宋作为定窑烧制的巅峰期,有着十分鲜明的时代特征。


首先,北宋巅峰时期的定窑釉面有着相当迷人的玉质感,特别是作为宫廷烧造的瓷品,质感当然很重要,釉水莹润,富有灵动之气,五代之后,定窑器施釉前已不施化妆土了,因此,北宋时期的定窑白釉的釉水为白中闪黄,呈现出迷人的象牙白色。




其次,北宋时期的定窑在釉面上经常能够看到“泪痕”,这种“泪痕”是由于上釉不均匀,入烧时釉水垂流所致,历代瓷书记载定窑的泪痕是最具有时代特征。诸如《新增格古要论》“古定窑俱出北直隶定州,土脉细,色白而滋润者贵质粗色黄者价低,外有泪痕者真”,《博物要览》“定窑其色白,间有紫色黑色者,然俱白骨加油水,有泪痕者为最”。目前学术界普主流观点认为“泪痕”仅存在于北宋定窑瓷器,,尽管“泪痕”并不是判断一件定窑年代是否到北宋的充要条件,但是称得上是一个重要特征。


参阅:2014年香港苏富比春拍  

北宋 定窑划花八棱大盌(请留意其“泪痕”)

成交价:1.4684亿港元




第三,覆烧工艺所产生的“芒口”,北宋定窑工匠发明了先进的支圈窑具“覆烧”工艺,即将碗、盘之类器物倒置,口部朝下,放在内壁呈锯齿状的耐火匣钵内,层层相迭。这种覆烧法烧造的瓷器,因口沿无釉,露出胎骨,称为芒口,如今一些传世定窑多用金、银或铜镶装器口。主流学术界基本认为,这种“芒口”是典型北宋中期至北宋晚期定窑的时代特征。南宋学者顾文荐在其《负暄杂录》曾经有这样的记载:“本朝以定窑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这段话历来有着各种解读和争论,但也可以作为时代特征的佐证,今天我们就不展开了。





第四,器形,北宋的定窑器形众多,但从审美的角度看,无论何种造型,均给人以形体挺拔、轻巧灵动之美感。这对小笔觇便体现了北宋瓷器的这种美感,在全球各大博物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时期的类似器形,以为时代的佐证。


参阅:北宋汝窑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第五,“子瞻”二字款识为器物釉下刻写,也就是说是在瓷器制坯成形后所刻款,然后再施釉,最后入窑烧制而成,排除了人为后刻款的可能性(我们知道,后来乾隆皇帝就在不少宋瓷上各种题写,但这种后刻的款识或者诗词,和这种釉下的原款一眼便能看出区别)。换一句话说,这一对定窑笔觇,很可能当时便是这位“子瞻”定制的。


从以上五个方面,我们便不难得出结论,这对“子瞻”款的定窑笔觇,其年代大致可以看到定窑所在巅峰时期的北宋时期,完全符合苏东坡所在的时代的特征,所以,这第一关,毫无疑问是通过了。那么接着,我们便要来探讨一下,这“子瞻”的落款是否真的和苏东坡有关呢?


从历史记载和存世实物来看,苏东坡和定窑还真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起来看看。



苏东坡和定窑的关联


所谓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其实至今还存在着诸多学术争议,比如北宋官窑究竟是什么,哥窑的窑址究竟在哪儿,官钧窑究竟是北宋还是明初,都有着争议,但是定窑的烧制时代和窑址所在是十分明确的,这也为我们探究今天的话题提供了便利。


河北涧磁村定窑遗址


定窑一个主要窑址位于现河北省曲阳县涧滋村、燕山村一带,宋代属定州境内,故名“定窑”。早在1941年日本陶瓷专家小山富士夫在叶麟趾教授的研究基础上对保定市曲阳涧磁村进行调查,证明涧磁村就是历史上宋定窑白瓷的主要产地。解放后五六十年代故宫博物院与河北省文物局曾对遗址进行过小规模的研究性发掘,后于1985年,在五六十年代的开发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在研究中发现了窑炉、料场、水井、沟、灶、灰坑等遗迹,出土瓷片达30多万片。而涧磁村在宋代便属于定州管辖。而历史上,苏东坡和定州结下了不解之缘,或许很多朋友并不知道,历史上有关于定窑的最早文字记载之一,便是这位北宋大文豪所留下的:


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

——北宋  苏东坡《咏定瓷》


这里“花瓷”指的是带有刻花、划花、印花装饰的定窑瓷器,定窑首次进入文人视野,或许便是这一些极具文人趣味的装饰吧,但所谓“红玉”,主流观点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误传,因为定窑从未生产过红釉瓷,明人高濂在《燕闲清赏笺》中曾将“定州花瓷琢红玉”改刻为“定州花瓷琢如玉”,或许更加符合苏东坡的原意。苏东坡并不仅仅留下了这句脍炙人口的《咏定瓷》,他和定州还有更多的缘分。


河北省定州市,不仅保存着文物古迹雪浪石和东坡槐,而且一直在传唱着地方戏曲“定州秧歌”。这些,都与苏东坡有关。 


苏轼(1037—1101)


苏东坡(1037—1101)二十一岁中进士,得到了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可谓年少成名,但苏东坡为官的一生充满坎坷,各地漂泊,当然,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才成就了一代传奇。

1067年,宋神宗即位,随即便任用王安石变法,苏东坡和老师欧阳修、司马光、弟弟苏辙等都属于旧党,便被排挤出了京城,苏轼各地漂泊,到了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更是被新党攻击而获罪,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还受到监视,相当于“劳动改造”了(苏东坡脍炙人口的名作寒食帖便是在此时写就的)。但到了1085年3月,宋神宗驾崩,八岁的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位反对变法的太后马上启用旧党,苏东坡随即在9个月里以火箭速度擢升,从八品团练副使,一直到正三品的礼部尚书、再加上“端明殿学士”和“翰林侍读学士”,相当于被处分的科级干部一下子提升到了受重用的部级干部。尽管得到了太后的支持,但继位的宋哲宗也不喜欢“旧党”,元祐八年(1093年),苏东坡46岁的妻子王闰之(1048—1093)去世,同年,重用苏轼的高太后也去世了,苏东坡便又重新开启了颠沛流离的仕途生涯。宋哲宗亲政后,苏东坡作为旧党的代表人物,被派往定州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兼知定州,这便开启了苏轼和定州的不解之缘。


北宋元佑八年(1093年),苏东坡被贬到定州任知府,尽管他在定州仅仅半年多的时间,但却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今天的定州一带,仍然保留着众多和苏东坡有关的古迹和传说。


定州秧歌


苏东坡在定州勤於察访民情,看到这些地方地势低洼,沼泽片片,茂密丛生的杂草掩盖着肥沃的泥土。于是他便想到盛产水稻的老家四川眉山,如来个“南稻北移”,如今流传的河北地方戏曲“定州秧歌”相传便是当年苏东坡留下的。


定州雪浪石


苏东坡在定州修建的“雪浪斋”,更是有名的一景。苏轼被贬定州任知州时,在自己的后花园偶得一石,此石黑质白脉,中涵水纹,展现出一幅若隐若现的山水画卷,犹如当时著名画家蜀人孙位、孙知微所画的石间奔流、百泉涓涌、浪花飞溅之态。苏东坡定名叫“雪浪石”。


定州东坡“双槐”(之一)


苏东坡在定州除鼓励农民改良土壤、治理荒滩外,还广为植树造林。他非常喜欢北方的大槐树。这种树木质坚实,枝叶茂盛,夏季里黄花满枝清香怡人,并且耐严寒抗风雪。苏东坡曾在定州他的“雪浪斋”院里栽种了两棵,历经千年保存至今,在今天的定州城内文庙(定州市博物馆)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两株千年古树——东坡“双槐”。


那么,即便苏东坡和定州、定窑有着如此紧密的关联,这对“子瞻”款笔觇是否就一定能被证明和苏东坡有直接关联吗?请您继续往下看。



定窑刻款和实物佐证


我们之前为朋友们所列举的第三个佐证条件便是——从可靠的窑址、遗址或者墓葬出土实物或者可靠传世实物进行比对,是否能够提供相关的佐证。


从各大博物馆的实物资料来看,从五代到北宋早期,定窑瓷器就开始有各种刻款,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


我们知道,北宋时期很多瓷器都带有官造背景,但是当时还没有诞生真正意义上的官窑,基本上以“官搭民烧”、“置官监窑”等制瓷制度为主,但这种特定背景下的官造在瓷器题款上也留下了痕迹。


参阅: 五代 定窑“官”字款荷叶形笔舔 上海博物馆藏


如今我们所能看到的定窑瓷器带题款的大都与官造有关,著名陶瓷专家冯先铭(1921~1993)先生在其论文中指出,

“带‘官’字铭文的绝大多数是盘碗,也有少量的瓶壶和罐,这些器物大多出土于五代到北宋前期墓葬之中。出土地点有辽宁省赤峯、建平、法库、北京、河北及长沙地区。河北定县出土较多,仅定县两座塔基就出土了‘官’字款瓷器达17件之多。”(

1969年,考古工作者对河北省定县静众院、净志寺两座北宋塔基进行考古发掘获得150多件定窑瓷器,成为了如今研究北宋定窑的重要标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藏品中也有带“官”字款的定窑盘、碗、罐7件。


参阅:北宋 定窑“尚药局”款暗刻龙纹圆盖盒

2017年西泠春拍  成交价:632.5万元


北宋中后期以后,定窑因瓷质精良与纹饰秀美而为宫廷大量烧制瓷器,冯先铭先生指出:“定窑宫廷用瓷与民间用瓷有明显不同,除了精选原料与精致加工之外,主要在纹饰上有严格的区分,突出的是龙凤纹饰的大量使用。”浙江省博物馆和世界各大博物馆收藏的“尚药局”、“五王府”、“尚食局”(尚食局中除少量为北宋晩期产品,其多数属金代早期产品。)等铭文定瓷,从馆藏遗存实物上也佐证了北宋后期宫廷用瓷的实况。(“六尚局贡”即尚食、尙药、尚衣、尚舍、尚辇、尚醖六局,主要掌供奉皇帝及其家属饮食、医药、服御、幄、帟、舆辇等日常生活相关诸事)


定窑瓷器传世品中有些铭文是宫廷玉工刻的。这类铭文都与宫殿建筑有关,如“奉华”、“凤华”、“慈福”、“聚秀”、“禁苑”、“德寿”等等。定窑白瓷刻“奉华”铭文的有三件,上海博物馆收藏有折腰盘及小碗各一件,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标本。“奉华”字铭还见之于汝窑青瓷器物上,台湾故宫博物院汝窑藏品中有出戟尊、瓶、瓜棱注碗及碟四件器物都刻有“奉华”二字。


大英博物馆还藏有一件定窑盘,落了极为特殊的“定州公用”款,1977年发掘的南朝鲜海域新安沉船,打捞出两件元代泉窑瓷器之中有两件盘底刻有“使司府公用”字样,“使司帅府”是“使司都元帅府”的简称,瓷盘是供这个机构使用的。所以,“定州公用”款或为定州官衙所使用。而联系到当时苏东坡在定州任知府,因此,他为自己定制定窑文房器,也算合情合理。


既然“子瞻”款存在是就是苏东坡所定制的可能性,那么或许还有朋友要问,在宋代各大名窑中,是否还存在其他在瓷器上刻人名的实例呢?结论是有!


有一件标本残件,1998年3月出土于杭州一中操场附近的工地废土中,同处出的还有定窑“奉华大库”、“殿辛”、“陈押

班”等后刻款,曾刊载在上博《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图版202,高4.2cm,长11.5cm,宽8cm,足径

6.3cm,外底窑前刻划“子温”二字,“子温”铭文经初步查证,很可能是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和梁红玉的长子韩彦直(字子温)。


同时,还发现过一件南宋龙泉窑“子文”款立件底残片,长7.5cm,宽6.5cm,外底后刻“子文”二字发现于杭州安乐桥附近建筑工地废土中,“子文”铭文是谁的字号,至今仍然没有定论。


而最近有朋友在河北省博物院的河北古代名窑标本展上,还有特别重大的发现!

特展上有一件定窑盘的残件,竟然在盘底同样刻上了“子瞻”二字!而且如果对照中鸿信的这一对笔觇,我们竟然能够发现款识几乎如出一辙,很可能出自同一窑工之手!根据河北省博物院工作人员的介绍,这块残片出土于定州文庙附近的基建工地,而要知道,文庙一代在宋代正是定州府衙所在地,我们前面所特别提到的苏轼种下的“东坡双槐”便就在今天的文庙!在这里发现“子瞻”款的定窑盘,和苏东坡的关联,自然就更大了!


因此,我们说,从可靠的窑址、遗址或者墓葬出土实物或者可靠传世实物进行比对,笔觇上的“子瞻”款和苏东坡有关联的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不小!



其他佐证


我们将这一对定窑小件称之为笔觇,事实上,“笔觇”这个词并非是宋代才有,而是出现在明中后期,我们不止一次为朋友们介绍过的文徵明曾孙文震亨(1585—1645)所著的《长物志》,《长物志》卷七“器具”中有“笔觇”条目,


笔觇,定窑、龙泉小浅碟俱佳,水晶、琉璃诸式,俱不雅,有玉碾片叶为之者,尤俗。

——明 文震亨《长物志》


《长物志》所留下的历史信息也得到了实物的佐证,这种文房“笔觇”大约最早便出现在北宋时期,苏东坡作为一代大文豪,对于文房用具极尽讲究,可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东坡“元佑六年”款抄手砚拓片


杭州余杭博物馆收藏的东坡“元佑六年”款抄手砚可为一例。砚台两侧刻有纪事铭文:“元佑六年十月二十日,余自金陵归蜀道中,见渔者携一砚售人,余异而询之,囗囗得于海滨,石质温润可爱,付迈以为书室之助。”砚底用篆体刻“雪堂”二字。 朱彧《萍州可谈》说:“苏子瞻谪黄州,居州之东坡,作雪堂。”据有专家考证,雪堂为东坡会客之所,迈为其长子苏迈。砚台经故宫博物院朱家溍先生鉴定,定为馆藏国家一级文物。


同时,在如今存世的苏轼书画或者文房用品中,落“子瞻”款的也非孤例。如《跋石氏画苑》:“君厚画苑,处不充箧笥,出不汗牛马,明窗净几,有坐臥之安,高堂素壁,无卷舒之劳,而人物禽鱼之变态,山川草木之奇姿,粲然前陈,亦好事者之一适也。元(佑)二年二月八日平叔借观子瞻书。”另有《跋醉导师图并子厚跋》言:“仆素不喜酒,亦甚执杯持耳翁也,子瞻。”,


参阅:(传) 北宋苏轼 从星砚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同时,台北故宫博物馆所藏一件苏轼从星砚,砚文中也有“子瞻”印章的刻款。


由于篇幅关系,有关这对子瞻款的笔觇还有更多的可论述考证之处,今天就无法一一展开了,平心而论,由于苏东坡所在的时期距离我们已过去千年,即便我们作了这些尝试性的考证,这对笔觇是否就一定是当年苏东坡在定州任上为自己定制或者使用的文房用具,我们仍然难以百分百的下定论,还是请有兴趣的朋友自己去预展现场上手观摩研究吧,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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