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欢自酬·纸上戏——记关良

悲欢自酬·纸上戏

关良

编者按：

本期的《悲欢自酬》书摘继续为观众奉上上海中国画院老画师关良先生的生平往事。来看一看我国著名水墨人物画大师笔下，那些充满童真、盎然天趣的戏曲人物形象背后的故事——

“戏者，戏也”，一句通常中国人对戏的看法和表述。这四个方方正正的中国字似乎是如此的简单，但其中却是大有文章可做。大家都知道戏不是真的，属于左拉所说的“庄严的谎话”。但，从关汉卿、王实甫，到汤显祖、孔尚任，那些戏剧大师们却总愿抛弃功名，倾注毕生精力来做戏本，这本身就是大可玩味的。而相对于外国戏剧来说，中国戏剧的虚拟、夸张则是达到一种极致，“三五步行遍天下，六七人百万雄兵”，堪称世界之最。戏画便是在如此虚拟的基础再度虚拟（或可称二度虚拟），可见其难度之高，一般人根本不敢涉足。

画戏者古已有之，但关良却能把戏、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西方色彩观结合得严丝合缝，从而形成了一次飞越。当代中国画坛，戏画有两个里程碑，即北有叶浅予，南有关良。叶浅予刚劲，关良神秀。尤其到了中、晚年成熟期，关先生在纸上建立了一种光荣，就是戏——纸上戏。

关良（1900-1986），字良公。广东番禺人。自幼爱好绘画，尤喜绘戏剧人物。抗战后任杭州国立艺专、浙江美院西画教授；新中国建立后曾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联委员、上海史馆馆员等。著有《关良戏剧人物画册》、《关良画册》、《关良画集》等出版。

关先生号“良公”。公是中国人对有成就男子的尊称。联系到关先生早年随郭沫若参加北伐、投笔从戎，纵身跃入革命洪流；后又运用自创“钝、滞、涩、重”和“拙中带刚”的笔墨手法，开拓性地发展了中国戏剧人物画，成就斐然，人们又戏称他为“关公”。

“寥寥几笔，虎步鹰蹦。呼之欲出，如闻大钧”。这是大文豪郭沫若对良公戏画的赞誉。只要细细品味良公画作，便可咂摸出几分滋味，即他的画不是简单的模拟，机械的考具，而是一种经过思索的艺术再创造。关先生从来不会在画中“老老实实”、“不厌其繁”地描绘人物的动作、扮照、服饰等外在形象，甚至把剧情、场面也抛在一边；相反，倒是在抓取人物瞬间印象上狠下一番功夫，刻意经营，然后以高度概括、洗练的线条勾勒而成。同时，画家对“点睛”尤为考究，往往是画完之后将画悬壁数日，凝神思索，推敲再三，一旦成熟，方才落笔。正如他自己所说“眼睛不仅反映人物的神态、动态、情绪，更反映出戏剧在特定环境中的忠奸贤愚、喜怒哀乐、三教九流、七情六欲，或飞笔直戳、或横笔带拖，或方、或圆、或尖棱、或偏斜，不一而足。种种效果，不言而喻。”

关良《武剧图》1965年 35×35cm

关良《太白醉写蛮书》20世纪80年代 35×35cm

于是，雍荣华贵的杨贵妃、丰神潇洒的李太白、英武威猛的武二郎、刁蛮狡狯的阎惜娇、疯癫不已的范仲禹……他笔下的一个个人物徐徐向我们走来，显得是那样的活灵活现，生意盎然。难怪京剧大师盖叫天看了良公戏画后也不无感叹道：“关先生的画是活的，看上去很神。比如我演武松，《打店》也好，《打虎》也好，拍出来的照片往往是我演武松的一个‘亮相’——‘蹦—登—仓，’锣鼓点子敲定了，照相也照好了，架子是好看，就是有点呆乎乎的。关先生画画就不同，他不是等我‘亮相，’而是选取戏中人物所表现的动作、表情中他认为最合适的东西入画。画武松，他不等‘蹦—登—仓’，而是在‘蹦—登’还没有‘仓’的时候，就画下来了。所以看上去，这个武二郎很活，在纸上还动着呢！”

盖叫天之《武松打虎》

关良笔下的“武松打虎”形象

概括起来看，良公戏画，表象是拙，手法是简，但又决非胡涂乱抹；真正做到大胆构思，小心落笔。而且整幅画面还给人蕴籍冲和、炉火纯青的感觉，绝无一丁点烟火气。那分明是绚烂之极后的平淡，是经历人生大喜大悲之后的心痕手迹。我想，这便是为什么良公戏画表面上好像比台上真的戏要“假”，但本质上却更具神韵的缘故吧！从这个意义上讲称，关良先生为减笔大师，实至名归！

关良《鸳鸯楼》20世纪80年代 27×34cm

关良《武打人物图》20世纪80年代 35×35cm

记得罗丹说过，不要描写动作的结束，而是要着眼于动作的过程之中。在这点上，罗丹和关良这两位东西方艺术大师倒是殊途同归的。因此，如果把罗丹的作品看作是实实在在的雕塑的话，不妨把关先生的纸上戏看作是一种虚拟的雕塑，不知各位看官以为如何？(二○○三年五月二日凌晨初稿)

本文作者：

曹可凡，1963年生于上海，现为上海广播电视台新娱乐首席主持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作家协会理事等。著有《节目主持人语言艺术》、《谈话节目主持艺术》、《实说主持》、《画外话》、《悲欢自酬》等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