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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语文教学体系
从来没有哪一个学科像语文学科这样复杂，也从来没有哪一个学科如语文学科这般简单。
说它复杂是因为语文作为基础教育最大的学科，有关它的“性质”至今尚未取得共识；说它简单，原因是一个“性质”不清的学科，没有逻辑起点，却照样在教育的洪流中自足自立，这又简直形同儿戏。
于漪说：“在语文教育观念体系中最为核心的是性质观，它统帅语文教育的全局，决定语文教育的发展方向，由此而引发出目的观、功能观、承传观、教材观、教法观、质量观、测试观、体制观等等一系列观念。”
分歧归分歧，不管是哪一派，都会把“语文性质”作为课程目标、教学目的、教学方法的原则和根据，从语文的“性质”出发，建立语文课程体系，确立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
遗憾的是语文的性质不清，属性不明。没有根基，如何构建语文教学的大厦？因而，这些年，有关语文工具性、人文性的大讨论，一直没有停息。
“工具论”主张语文教学以语言知识训练为中心，其结果是导致语文教学越来越技术化，语文负载越来越窄化，语文形销骨立；“人文性”作为对“工具性”的反驳，主张语文教学中要注重人文精神和人文思想的熏陶，其结果是语文逐渐被泛化，原先的咬文嚼字，文本解读和品味涵咏，逐渐被丢弃，语文成了空中楼阁。
2001年颁行的《语文课程标准》说：“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工具性和人文性能否统一？如能统一，它们内在的必然联系何在？统一之后走向何方？如果不能统一，工具性和人文性究竟是何种关系？我们又该如何梳理这种关系，指引我们的教学？
有人认为，新课标的表述不过由过去的一个性质增加到现在的两个性质，所谓统一，只是主观地、外在地、简单地相加。这样的规定是有限的规定，这样的统一是主观的统一，不过是一种假象。表现在课堂教学中，两种错误倾向的课堂依然占据着课堂教学的主体。
一种是工具性的信守者，认为语文就是纯粹的语文，不负载其他的追求，注重双基的夯实，语文应用能力的培养，使得语文成为面目可憎的功利载体；一种是人文性的拥趸，注重作品的人文性、思想性，认为语文不过是一个人文涵养的载体，文本的价值被轻视，沦入架空分析的泥潭。
其实，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基本上是一个伪问题。工具性和人文性的争执转移了视线，将真正需要研究的问题掩盖起来，比如语文知识的问题。即使工具论者，也没有清理哪些知识是真知识，哪些知识是伪知识，这些知识来源于何处，其合法性依据是什么，如何传授等等。而人文论者则往往片面强调语文教育的人文属性，但是对人文属性与语文教育的关系，又缺乏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五花八门的人文追求，因为缺少学理上的依据，只能是穿靴戴帽，穿凿附会。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试图重建一种新的语文教学体系，视点——质点——远点，以破解当前语文教学的两大弊端。
一、视点
何为视点？视点是文本阅读的切入点，这一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类似于文章关节点、动情点、升华点，或者是矛盾的纠结处，抓住这一点突破，常常能够切中肯綮，事半功倍。
视点不属于道，道是理念，是对方法和工具的使用，是价值理性。视点属于技术层面，属于方法、工具，但有必要把它上升为工具理性；没有道统领的视点，不是工具理性，只是工具。
好的视点给人的感受是：“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然而，寻找到真正的视点殊为不易，不仅需要眼光，需要功力，还需要一点灵感。
执教《合欢树》，我寻找到视点：以合欢树为连接点，抓住不同的对象和合欢树的关联，层层深入，探究文本的深刻内涵。先看母亲，
1．文章前半部分是怎样写母亲的？（母亲各个阶段的特点，变化，变化的原因。）
2．母亲与合欢树有什么样的关系？在母亲的眼里，合欢树代表着什么？
3．母亲去世后，我和合欢树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在我的眼里，合欢树代表着什么？
4．那个孩子和合欢树又有怎样的关系？在孩子身上，合欢树代表着什么？
5．我们的合欢树？（读完文章之后，合欢树对我们的生命有着怎样的意义。）
执教《今生今世的证据》，我则以“寻找文章脉络句”结构课堂，学生很快找出四句话：
1.这些都是我今生今世的证据啊。
2.我走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曾经的生活有一天，会需要证明。
3.即使有它们，一个人内心的生存谁又能见证?
4.当家园废失，我知道所有回家的脚步都已踏踏实实地迈上了虚无之途。
在把握脉络的基础上，深入其中的关键词，外在的证据有哪些？证据能够证明什么？内心的生存谁能见证？最后，很自然地得出结论：
外在的生存，是物质的存在，有村庄作见证；内心的生存，是精神的世界，有家乡做依凭；当村庄改变、家园废失，我们的双脚必将踏踏实实的走向虚无之途。
原来，文章不是在探讨故乡和村庄，而是借探讨故乡和村庄探讨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二、质点
何为质点？质点有本质、高质、纯质之意，是教师寻找到视点之后所要抵达文本价值的核心高地。
语文学习对象具有整体性、丰富性、隐秘性的特点，而课堂教学的内容又具有单一性、局部性、明晰性，这两者之间构成了矛盾。对文本中包含的全部价值信息予以关注和教学，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必须对其有所选择，有所舍弃，包括一些极其重要的内容。
而当前的语文教学明显对教学内容的选择关注不够，没有把研究文本的核心价值内容放在首要位置。王荣生老师一针见血的指出，当前语文教学的问题，不是怎么教的问题，而是教什么的问题。
在一篇课文存在许多教学价值点的情况下，教学设计不仅应该关注文本的核心价值，更要抓住“语文核心价值”。重点挖掘课文中隐含的语文学习价值，甚至要关注到不同学生的特点，选择不同的文本的核心价值。重点训练学生对语言的感受能力和表达能力，重点完成语文课应该完成的教学目标，而适当弱化文本中可能隐含的其他教育价值，尽量把“语文课”上成真正的“语文”课。
我在上《威尼斯商人》时，没有把莎士比亚作品的语言赏析作为核心价值内容，也没有把这部经典喜剧当作喜剧来赏析，更没有带着学生品味夏洛克作为四大吝啬鬼的形象来鉴赏，我只是引导学生提问：
夏洛克如此吝啬，为什么不要20倍的赔偿，非要一磅肉？根据合同中的契约，夏洛克要求一磅肉是否合理？究竟是什么使得一个吝啬鬼变成了一个复仇的恶魔？
通过文本的深入解读，我们发现莎士比亚身上的傲慢和偏见，伟大的莎士比亚成了欧洲反犹大军中积极的一员。
夏洛克是犹太人，当时社会规定他们不允许拥有不动产，他们居无定所，只能在生意和高利贷中获得安全感。金钱是他们安身立命的东西，这就是这些人吝啬的由来。
但这些高利贷者自然与常常借贷的商业资本家产生矛盾，这背后既有商业资本与封建性的高利贷之间的矛盾，更有很深的种族歧视。
夏洛克是种族歧视的受害人，他根据契约合理合法的要求报复，不过是被压迫者的反抗。在完全没有话语权的社会，夏洛克勇敢地站了起来，宁肯遭受损失，也要追求公正，敢于报复。他代表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民族，尽管他是一个吝啬的商人，但他的坚持和不软弱，对于现代的观众有一种不可言说魅力。仅从这一点上来说，夏洛克的精神是高尚而又庄重的，完全值得我们尊重。
三、远点
质点之后，怎么样？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很多优秀老师在这里很遗憾地停住了脚步，很多优质课到这里戛然而止。其实，我们还可以往前再走一步，看一看质点背后还有什么。
我们以前错误在于把语文等同于教材，认为语文知识与能力是外在于学生，先在于学习过程的，教学就是把已经存在的语文知识巧妙地灌输给学生或者让学生主动接受。然而建构主义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言语—精神是它自主建构的过程，教学则是为个体的自主建构创设一个场，形成一次次的对话，通过对话与反思，通过个人的自组织，既进行价值引导，又注重个体建构，在此二极的相互作用下，完成学生个体的言语－精神的持续建构。
在这种承认复杂与不确定性，关注个体的观点中，语文，就是个体生命通过语言文字来把握这个世界――历史的世界，社会的世界，人心的世界；就是一颗鲜活的灵魂，面对整个世界，进入用文字记录的一切人类尊严，用文字记录他心中的世界和心灵本身。这是一个无比复杂的事实，一个永远不可能重复的事实，它将被不断地描述，永无止境。
因此，语文的探求，在质点之后，必须要有一个远点，类似于柏格森哲学中的绵延，这种绵延既是文本的自然延伸，也是生命的自然成长。
作家通过文本语文传达出对人性最本质的思考，文化土壤中的一丝胚芽，思想火花的偶一闪耀，抑或是文本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母题，寻找到同一样的结构模本，探究作家的意识和集体无意识。
远点第一个要义是要深入到作品的文化土壤中，辨别深层的结构和集体意识和无意识。
从单篇文本阅读来看，我在执教《一个人的遭遇》时，从学生问题来以学定教，寻找到了三个台阶，拾阶而上：
第一步：战争对所有的普通人都构成伤害。
第二步：战争构成的心灵创伤，永远无法愈合。
第三步：纵然自己伤痕累累，却依然要给战争中的孩子筑起人道主义的大厦。
在这三步之后，课堂学习达到了质点，师生总结出索科洛夫绝望中有希望、眼泪中有坚强、谎言中有大爱、苦难中有人道主义光辉。
按理说，到这里文本的阅读和探究可以结束了。但我继续深入，探究文本的远点。
“一个人的遭遇，也是一个群体的遭遇，一个民族的遭遇。一个人的性格，也是一个群体的性格，一个民族的性格。我们不妨研究来自俄罗斯这个民族的性格。”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话：“我唯一害怕的是我配不上我所承受的苦难。”俄罗斯这个民族总能从苦难中汲取力量，这是索科洛夫的性格的渊源所在。
提供两个材料：
莫斯科阅兵： 1941年11月7日，苏联举行红场阅兵。没有任何通知，从西伯利亚赶来参战的苏联红军从列宁墓前经过，直接开赴前线。英《新闻纪事报》说：“通往莫斯科的要冲鏖战正酣，而莫斯科却组织了一年一度的传统阅兵，这是英勇和无畏的榜样。”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德军包围斯大林格勒300多天，市民冻死饿死78万人。但他们宁肯冻死也不砍掉一棵树，剧院照常灯火通明，学校照常上课……在这场意志的较量中，德军完败。
学生在看了这两则材料，深入理解了索科洛夫身上的性格，完全打上了这个民族性格的烙印，尽管他们经历了天灾人祸，一次次成为孤儿，但他们不屈不饶的民族血性，以及悲悯情怀，让人感动。这就是北极熊。既充满着血性，经历在大地寒冷，但也在寒冷中保留着一丝温情。
深入挖掘了索科洛夫的性格形成的土壤和根源，把索科洛夫的行为和思想扎根于俄罗斯民族深厚的民族气质中，王老师觉得还不够，进而在两种文化的比较中，反思我们中华文化的缺陷。
战争也给我们这个民族也曾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二战中，我们失去了3000多万优秀儿女，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认真反思过战争。我们没有一部堪称伟大的战争作品，没有塑造出一个堪称典型的战争形象。但是，最让我失望至极的是，我们的战争作品中少了一些人性的光辉，少了一些人道主义关怀。尤其是对待孩子。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那个钟表匠收拾好摊子，回家拿起了武器，穿好风衣，准备去战斗。他的10岁的儿子喊道：“爸爸，我也要去。”钟表匠告诉自己的儿子：“孩子，有人要战斗，有人要等待。”这就是一个男人，一个爸爸的立场。
然而，我们呢？
我们让13岁的少年英雄王二小掩护乡亲们撤退，并且把敌人引进包围圈，结果王二小被敌人刺刀刺死，摔死在巨石上。王二小，哪里是王二小，简直就是王小二。
我们的儿童，不叫儿童，叫儿童团，他们都拿起了红缨枪，承担最危险的任务。
海娃的爸爸则让海娃送鸡毛信，如果被鬼子发现了，就说是放羊的。海娃九死一生。
人家的战争是让女人和孩子走开。我们则是让儿童冲在最前方，一旦被发现，遭罪的就是儿童，让儿童面对世界上最穷凶极恶的鬼子，这是怎样的惨痛者和悲哀者？
如今，我们又在重拍《小兵张嘎》，极力渲染张嘎的英气和嘎气，而敌人自然又是愚蠢的，荒诞的，不堪一击的。但我们却被这样愚蠢的鬼子侵略了八年。我们总是把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这是我们真正的悲哀。
最后，让学生带着问题离开课堂，我又推荐了两部伟大的作品。一部是苏联经典小说《第四十一个》；一部是奥斯卡获奖影片《英国病人》。
在《英国病人》中一段反战的话之后，结束课堂。
我们都将死去，我们将与爱的人和不同种族的人一起充实而热烈的死去。我们咽下彼此的味道；交换彼此的身躯，浮游于爱河之上；恐惧时我们躲藏起来，正如这凄凉的洞穴。我要所有这些都镌刻在我的身体上。我们才是真实的国家，并非画在地图上的边界所示的，以掌权者命名的国家。我知道你定会回来抱着我，屹立风中。那就是我所要的――与你漫步在如此的土地上，与朋友们，在一个没有地图的地球上。
远点的第二个要义就是单元的整合，尤其是一个个母题的深入解读，并以此为支点，建立起一个个微型的课程。比如苏教版的《家园板块》，我就把它整合成一个微型课程。
《想北平》，一个老北京对故乡的深切情感。因为战争拉开距离，这种感情更为强烈。
《我心归去》，是作者在国外考察期间的一种强烈感受。国外蓝天碧海，森林城堡，犹如童话；自己的家乡浮粪四溢，肮脏不堪；但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我心依然归去。因为互相驯养过，滴过汗，流过泪，故乡才是自己的独一无二。
《乡土情结》，目光转向定居他乡的海外游子。他们身上所打下乡土情结的童年烙印，不会因时间和空间而改变，乡土情结因此上升故国情结。
《前方》，转向哲学思考，无论人在哪里，哪怕是呆在家里，人本质上都在路上。人是被抛在路上的一种生物。前方是什么，怀着这种期望和绝望，人负重前行，这是人的宿命，也是人的使命。
《今生今世的证据》，则从存在主义哲学的层面来思考：我们来过这个世界吗？谁能够给出证明？我们住过的村庄，村庄会改变，物会改变，记忆会模糊，会消失，人也会消失，连存在本身也会消失。所以，这种寻找充满绝望，我们双脚必将踏踏实实走上虚无之途。但当我们窥见了美与痛，并把他书写出来，反而成就了永恒。
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经由思转为诗的时候，我们就获得了存在的价值和意识。刘亮程的《今生今世的证据》注定比刘亮程活得更加长久。
再举一个例子。对于《像山那样思考》专题单元，我又进行了远点整合。
“谛听天籁”是自然纯美的展示；“感悟自然”，是人生感慨的抒发；“湖山沉思”是生态恶化的忧思。这一人文系统，既是学生人文涵养的必需，也是学生精神生命成长的要旨。
江南冬景中“散步”的达夫
郁达夫一贯主张“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的自传”，他的小说如此，散文和诗歌更是如此。《江南的冬景》中，多次提到“散步”。这是诗人郁达夫的一个重要意象。无论是“晨霜如粉的清晨、风和日暖的午后、烟雨微茫的垂暮、白雪纷飞的夜晚”，作者都以“散步”这个意象来统领，经由这个意象折射出背后的色彩和情调。 “散步”，总是在天气晴朗、不冷不热的时候；总是在心境平和、悠闲自如的时候；总是在幽静晴朗的，空气清醒的场所；总是在享受生活，享受宁静的温馨时候。
“散步”，有一种生的“情趣”，有一种美的“姿态”，有一种活的“神气”。正好烛照出诗人在“江南的冬景”下所体验到的悠闲、温馨、快乐之感，以及“得失俱亡，死生不问”的洒脱胸襟和隐逸意趣。
西地平线下“仰视”的高建群
高建群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作家。他说，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有一种大人类情节。在西域行走的高建群，渴望把历史每一个断章中那惊世骇俗的一面展现给现代人看。
西地平线上，惊心动魄的三次落日，就是高建群馈赠给我们的礼物。但重要的不是落日，是“我”，具有大人类情节的“我”，在落日下产生的历史感、庄严感、神圣感和悲剧感，以及在这样一种“天地大美”之下，更为沉重的悲怆感和潸然泪下的世界情怀。
赤壁中“说服”自己的苏轼
苏轼的人生有四大宝。其一是儒家，其二是道家，其三是佛家，其四是史家。
《赤壁赋》中，苏轼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自我追问，完成了自我的救赎。这四大宝也展现得淋漓尽致。
其一是儒家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操守，贬谪之中，苏轼依然“望美人兮天一方”，忠君之心不改。
其次是道家的自然而然的达观和超脱。《赤壁赋》是苏轼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把儒家的道德文章和道家的清静超脱融贯在一起，完成了自己的人格塑造。苏轼不需要躲避官场，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对他来说均是“外部世界”，他最后的归宿只能是自己的“内心世界”，“此心安处即吾乡”，“也无风雨也无晴”。
大凡诗人要超脱世俗的重压，常常有两个好去处，一个是看你能否与大自然融合，在自然中望峰息心，窥谷忘反。一个是在广阔的历史之中，能否找到知音，了然彻悟。这是一种大彻大悟的历史观。
但要彻底的觉悟，非得达到佛的境界不可。佛者，觉也。如何觉？佛不度人，人须自度。如何自度？无非就是在山水中得到陶醉，在历史中找到因果。
西山中寻找“自我镜像”的柳宗元
在长期流放过程中，柳宗元有时不甘屈服，力图有所作为；有时又悲观愤懑，寻求精神上的解脱。
很多人认为柳宗元永州流放期间，只是寄情山水，排遣郁闷。其实，寄情山水，绝不是柳宗元对闲适生活的一种追求，而是他真实痛苦的一种反映。
柳宗元是在山水中，寻找自我镜像。
那么美好的西山，何以被遗忘，被遗弃，被冷落，被轻蔑？不就是因为“西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而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柳宗元，何以累累若丧家之犬，不容于当世？不就是因为柳宗元的特立独行，人格高迈？西山的遭遇就是柳宗元的遭遇，在和西山的惺惺相惜中，柳宗元的孤傲，决绝，不管不顾，还有内心的痛苦，以及“恒惴栗”的感受，突然得到了缓解、释放，最终“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
瓦尔登湖的“一滴”梭罗
神的一滴，为什么是神的一滴？
它不是世俗的，不沾染灰尘，因而是洁净的；它是神圣的，高洁的，因而又是神奇的；它只有那么一滴，因而又是珍贵的，稀罕的。它是神的一滴清泉，晶莹透亮，净化我们污浊的心灵；它是神的一滴美酒，芳醇四溢，历久弥香，对照出我们内心的荒芜和贫瘠。它是神的一滴眼泪，是对环境恶化的一种忧思，一种辛酸，一种悲悯。
梭罗明显受到中国道教的影响。他热爱自然，主张“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等同于道家的“天人合一”；他厌恶奢侈，提倡简朴，又与老庄主张的减少贪欲、返朴归真的观念相吻合；他崇尚个人自由，反对政府剥夺个人的权利又正与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同出一辙。梭罗，是一个纯粹的自然主义者，他用自身的实践建立起了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在与瓦尔登湖亲密相处的日子里，“慵懒、虚掷、挥霍”都成了褒义词。
“像山一样思考”的利奥波德
像山一样思考，为什么像山一样思考？山的思考有什么特点？有哪些重要的意义？
因为，“这个世界的启示在荒野。”像山一样思考，意味着人类中心论的倒塌，大地伦理观的确立。山是沉稳的，厚重的，深沉的，隐秘的，长久的，它经历了它该经历的一切，只有自然才真正的了解自然，只有山才能真正了解一只狼的嚎叫。山是自然中最可靠的部分，他的思考一定是自然的，本真的，生态的。
在利奥波德看来，大地不是僵死的，而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活生生的存在物。人类和大自然是平等的。任何一个行为，一件事情，当它有助于保护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时，它就是正确的，反之，它就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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