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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鸟头形铜钺，高18厘米。云南呈贡天子庙滇墓群第41号墓出土。 22、上图的线描图。 23、铜斧。云南呈贡天子庙滇墓群第41号墓出土。 24、上图的线描图。 25、铜削。呈贡石碑村2号墓出土。 26、上图的线描图。 27、铜叉。云南呈贡天子庙滇墓群第41号墓出土。 28、铜勺。云南呈贡天子庙滇墓群第41号墓出土。 29、五牛贮贝器。云南呈贡天子庙滇墓群第33号墓出土。 30、上图贮贝器线描图及器身展开图。 31、铜啄。云南呈贡天子庙滇墓群第41号墓出土。 32、呈贡天子庙滇墓位置示意图。 33、呈贡天子庙41号墓出土的各类铜戈。 34、呈贡天子庙41号墓出土的各类铜戈。 35、呈贡天子庙41号墓出土的各类铜矛。 36、呈贡天子庙41号墓出土的各类铜短剑、匕首。 37、呈贡天子庙41号墓出土的各类铜啄、铜镞、铜钺、铜凿。 38、 呈贡天子庙41号墓出土的各类铜斧。 39、 呈贡天子庙41号墓出土铜盔、铜甲残片。 41、呈贡天子庙41号墓出土的铜桶。 42、呈贡天子庙41号墓出土的铜鼓鼓面拓片。有四只鸟环绕太阳飞行。这类题材从中国西北部的齐家文化时代，至商、周时代成都平原的古蜀国，直至云南中部地区的滇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它们显示了从上古时代的氐羌族人，演变为春秋战国时代至汉代的滇人的过程。 43、呈贡天子庙滇人墓地出土的各类铜扣饰。 44、玉玦。云南呈贡天子庙滇墓群第41号墓出土。 45、突缘玉镯。云南呈贡天子庙滇墓群第41号墓出土。 46、突缘玉镯。云南呈贡天子庙滇墓群第41号墓出土。 47、玉管中饰。云南呈贡天子庙滇墓群第41号墓出土。 48、绿松石、玉珠串饰。云南呈贡天子庙滇墓群第41号墓出土。 49、绿松石珠串饰。云南呈贡天子庙滇墓群第41号墓出土。 50、玛瑙玦。云南呈贡天子庙滇墓群第41号墓出土。 51、玛瑙耳珰。云南呈贡天子庙滇墓群第41号墓出土。 52、玛瑙扣。云南呈贡天子庙滇墓群第41号墓出土。 53、玛瑙耳珰形珠串饰。云南呈贡天子庙滇墓群第41号墓出土。 54、玛瑙珠串饰。云南呈贡天子庙滇墓群第41号墓出土。 55、玛瑙珠串饰。云南呈贡天子庙滇墓群第41号墓出土。 56、玛瑙管串饰。云南呈贡天子庙滇墓群第41号墓出土。 57、料珠。呈贡天子庙火葬墓出土。
二、“金马碧鸡”：神话和传说，并非仅见于云南史籍，中原之地的史书、词赋中也有记载，所反映出来的古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之情 有关“金马碧鸡”的神话，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其流传的范围如何，古今之人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古代的史书及词赋中，我们看到它不仅流传于滇池附近区域，也流传于云南省内的其他地方，而且还流传至中原地区，早在1700多年以前的古代文学作品、历史文献中就有相关的记载： 魏晋之际的词赋家左思《蜀都赋》：“金马骋光之绝影，碧鸡倏忽而耀仪”。 《汉书·地理志》及《水经注》都以为“金马碧鸡”出于禺同，有“山光景倏，民多见之”的记录。如淳注：金形，似马；碧形，似鸡。金碧及主词马鸡，形容词犹言石鼓宝鸡也。 郦道元《水经注》与《李贤注后汉书》（李善注）、《文选》引之名‘碧鸡颂’。《别传》云：“先为‘金马电发于高岗，碧鸡振翼而云披’”。 《梁书·简文帝》：“神山寺铭‘云碧鸡金马，越渎梁地’”。 《魏书·常景传》：“空枉碧鸡命，徒献金马文”。 《南诏碑》：“山对碧鸡，波环碣石，今则昆明之山，以‘金马’、‘碧鸡’为名。” 樊绰《蛮书》、杨升庵《云南山川考》：“金马山，云南府城东二十五里；碧鸡山，西南三十里，不复深考汉志矣”。 司马彪《郡国志》、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均载：“青蛉有禺同山，俗谓有‘金马碧鸡’。褒祭之以文则曰‘金精神马，缥碧之鸡’”的记载。另外，在其“地理志·越郡·青蛉县”目下注为：禺同山有“金马碧鸡”。 《汉书·郊祀志》：“或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而醮祭而致，于是遣谏大夫王褒使持节而求之”。 《新纂云南通志》第2卷第15页、第16页载：“宣帝五凤三年，遣谏大夫王褒求金马碧鸡之神”。 《汉书·王褒传》：“方士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宝，可祭致也，宣帝使褒往焉，褒于道病死，士闵惜之”。 相传，王褒虽未完成求“金马碧鸡”的使命，却留下了一篇《移金马碧鸡颂》，说“金马碧鸡，处之南荒。深溪回谷，非土非乡”，而中原却是“汉德无疆，广乎唐虞，泽配三皇，黄龙见兮，白虎仁广”，因而应“归来”，回到国都。 上述记载虽言之确凿，但对于“金马碧鸡”究竟隐匿在益州郡的什么地方，王褒何时来求，走到那里去世等均未载明。文中所述的“金马碧鸡”的性质是“神”，地点大致有二：一是在滇池附近的金马山、碧鸡山；二是在云南省大姚县会理禺同山一带。因为大姚县古时称为‘青蛉’，这个传说似乎与大姚县有关。故此，班固、郦道元、常璩等人才将其写入作品之中，但是，事实绝非如此。大家知道，作为文学作品的神话、或是作为民间口头文学的传说和故事来讲，它们固然是与历史有一定关系的，却绝对不能将它们等同起来。其中有一个不应忽视的原因是：由于云南地处云贵高原，地势高低不平，山高坡陡，江河交错，交通不便，马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自古以来“滇马”驰名全国。同时，古滇池之滨有山有水，气候温润，森林茂密，牧草丰足，宜于畜牧，飞禽走兽种类繁多。因为凤凰是神话中的神鸟，是吉祥的象征，所以有人将生活中的“碧鸡”即孔雀与神话中的凤凰来相提并论，将“滇池驹”即“滇马”当作是阿育王的“神骥”来加以讴歌也是情理中的事情，它灌注的是古代人们的理想和愿望，表达的是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之情。 三、古滇墓：呈贡天子庙古滇墓出土的青铜器向世人昭示了滇文化的辉煌，但墓主人是谁，与晋宁石寨山滇墓有无联系，却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一提到古滇墓，人们必然会想到晋宁石寨山古滇墓，因为它曾经出土过“滇王之印”。在1955年至1960年间，考古工作者先后四次对其进行发掘，清理墓葬50余座，出土各种文物4000多件，其中绝大多数为青铜器，特别是那枚蛇纽篆书金质“滇王之印”更是堪称为国宝，其历史及社会价值在于它向世人昭示：早在西汉初年，滇池附近地区曾经有一个“滇国”，并接受汉王朝的册封。由此印证了《史记·西南夷传》中“元封二年……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的记载。那么，作为与晋宁石寨山相距不远，且山水相连的呈贡天子庙古墓、小松山汉墓等，它们之间有无何种联系，是否就是史籍中所载的“庄王墓”，其墓主人是谁，对此至今尚无定论。有关的材料载作： 庄王墓，据《新纂云南通志》第2卷第22页“备览”为：《后汉书·邹国志》注“会无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冢不闭户，其中多珠，人不可取，取之不祥”。又《华阳国志·南中志》：“晋王迩时，盗发庄王墓，此滇中冢墓之始，故记之。庄王不知何名，当为至尝羌之一王。墓不曰‘滇王’而曰‘庄王’，犹爨王蒙诏，以姓显也，不能定为何王，姑附尝羌之后”。上述文字表明：“庄王墓”为“滇中冢墓之始”；“庄王不知何名，当为至尝羌之一王”；好像是蒙诏后的“爨王”，所以称“庄王”。 小松山汉墓，据1987年出版的《呈贡县志》第1页记载：1973年，小王家营小松山汉墓出土了铜提梁壶，上镌刻有“二千石大徐氏”，表明墓主身份相当于益州郡太守。 天子庙古墓群，据1986年1月出版，呈贡县人民政府编纂的《云南省呈贡县地名志》第71页“天子庙古墓”，1987年出版的《呈贡县志》第418页“天子庙滇墓”所载，并综合近年来由省、市、县文物管理部门撰写的《云南呈贡天子庙古墓群的清理》、《呈贡天子庙滇墓》、《呈贡天子庙第三次发掘简报》等考古报告得知：天子庙古墓群因在天子庙而得名。在县城北4公里，昆勐公路东侧。省、市、县文物管理部门在1974年至1997年间先后五次清理发掘了东汉时期古滇墓80座，清朝古墓30多座。其中M41、M33号墓规模最大，其余为中小奴隶主和平民小墓。特别是于1980年发掘的M41号墓，墓坑长6米、宽4米、深4米，据考证为战国时期墓葬，距今约2300年。出土文物有：杀牛祭柱铜扣、铜房子、铜虎头、五牛贮贝器、铜鼓、铜牛、铜鱼、三足铜盆、铜矛、铜啄、铜斧、圆足陶尊、直口陶罐、玉石玛瑙饰品及人牙、人骨等。依照墓葬型制及出土文物看，该墓应早于石寨山西汉末滇王墓。其墓中有早于古生式晋宁鼓的素胴、素格的铜鼓，有具殷戈风格的铜戈、“珠襦玉匣”等随葬品，却未发现铁器、铜铁合铸器以及金器，而在石寨山六号墓中，已有滇王金印、铜镜等明显的“汉式器物”。据此，初步判定这是一个既有墓主（大约40－50岁），又有杀殉（少年）的棺椁葬。墓主人的社会地位是绝对不会低于“滇王”的，也许是前几世“滇王”中的一个，只是未授印、史籍未载而已。 除此之外，在呈贡县境内已发掘的属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早期的古滇墓还有位于天子庙附近的小古城尖角地滇墓，位于县城南1．5公里的石碑村滇墓等，只是其规模、规格要比天子庙古墓群小得多、低得多，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但是，却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在西汉前，呈贡为古代‘滇国’的疆域，至西汉时，则属于‘益州郡’的区域”的史实。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等古滇中墓出土的近万件青铜器、金器、玉器等文物中，让人体会到了当时“滇国”贵族的豪华生活，看到了闪耀着“滇人”智慧的青铜文化，感受到古滇文化的灿烂和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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