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牛盖铜筩  八人缚牛铜扣饰  巫师纹铜鼎 （市博物馆供图）  天子庙古墓群41号墓。记者杨艳辉/摄 滇池人文地理 环滇考古记3 规模 共140多座古墓葬，数千件战国至西汉时期文物。41号墓出土五牛盖铜筩、巫师纹铜鼎、铜鼓属国宝级“滇文化”稀世珍品。 意义 在云南青铜文化的发展序列中，唯独缺少了战国中叶这一环，而天子庙古墓群的出现无疑正好补上了这一空白。 推断 41号墓的主人生前在滇族的贵族中拥有政治、经济、军事统率权，以他为首，在滇池东岸北部建立了早期的国家。 疑团 有学者提出：战国时期楚国越人庄蹻就是41号墓主，但墓葬出现时间比庄蹻入滇早了近100年。天子庙墓葬群中最神秘的41号墓墓主究竟是谁？ 如果没有天子庙的发掘，呈贡的过去将会是一个谜。连同着这片土地上曾经存在过的那个名叫“滇”的古老王国，也会因此而失去追根溯源的最佳契机。 如果说石寨山王族墓地的发现建立了滇文化研究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方向，那么，这片位于呈贡县斗南镇小古城村东北约1500米的庙宇故址，作为石寨山文化的早期类型，对构筑滇文化的年代序列，揭示滇文化的性质、起源均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间因一直没有发现过青铜时代墓葬，而被云南考古界认为是“滇文化的缺环地带”的滇池东畔，也因此得以扬眉吐气。 自1975年2月起，因着周边140多座古墓葬的庞大数量和数千件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出土文物，来自于考古界和史学界的灼热目光便无法再从这里移走：其第二次发掘过程中发现的41号墓被誉为“是迄今为止昆明地区发现的滇墓中年代最古老，规格最高，保存最为完好的特大型竖穴土坑木椁墓”，从中出土的五牛盖铜筩、巫师纹铜鼎、铜鼓等3件国宝级“滇文化”稀世珍品，一跃成为古代滇池地区奴隶社会的农耕文化、原始崇拜以及文化交流的重要代表性实物。 更有甚者，从中推断出41号墓的神秘墓主就是古滇国最早的一代滇王。 惊喜 来自废品收购站的线索 1975年2月以前的天子庙，像所有稍有些年代的老建筑一样，除了那些偶尔流淌在口口相传中的久远传说和故事之外，剩下的，便是安静沉寂地伫立在呈贡县龙街区小古城乡境内，习惯无人问津。 这里依山傍水，风景秀丽，交通方便：北距昆明市15公里，南至呈贡县城3公里，西临滇池2公里，东靠高约10米的黄土山；附近有古马料河通过，还有贯穿滇南的昆洛公路北来南去穿梭不止。但在多年的风雨后，彼时的天子庙仅剩下两殿，一厢房和一堵围墙。庙子被农民改作翻砂厂，围墙内成了养猪场。 仅有庙内一块立于清光绪十一年的《重修景帝宫功德碑》隐约透露着这里将来的非同凡响，碑上的文字简单阐述了天子庙的由来：汉代以来，为纪念先帝，当地人曾在此地建造过景帝宫。其后斗转星移，庙宇几经兵燹，至明代时重修后，改名为土主庙。清末，呈贡斗南村一位农民起义首领化炳文，组织周围十余县的群众反清，打着恢复景帝宫旗号，以捐功德为名，广泛进行起义动员，庙宇更名为天子庙至今。 此时，谁也不知道，这座庙宇的地下竟隐藏着一段让昆明骄傲、矜持的神秘历史。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由于当时的生产队在天子庙附近改土造田及周围群众挖土平地，致使地下埋藏的一些青铜器被掘出土。1975年2月，彼时任职于呈贡县文化馆的胡绍锦在呈贡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废品收购站里发现了一批青铜器，“主要是铜斧一类的兵器，我一看觉得这批东西不简单，马上就跟收购人员打听这批青铜器的来历，他告诉我是从天子庙收来的。” 根据废品收购站所提供的线索，胡绍锦对天子庙进行了实地勘查，并且从中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大秘密——这里有连片的滇墓！ 惊喜不已的胡绍锦立即将这一情况向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进行了汇报。很快，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便派来了考古队员，联合胡绍锦所在的呈贡县文化馆对天子庙进行了初步发掘，在其北侧围墙的外侧和后殿殿墙外西侧处发掘出9座古滇时期的墓葬。经过初步研究，考古工作者最终确定此处为滇文化青铜墓地。 自此，这一埋藏了2000多年的巨大秘密终于得以重见天日。  呈贡天子庙古墓群遗址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记者杨艳辉/摄  天子庙古墓群遗址在灰色小房子里。记者杨艳辉/摄  双钺形铜戈 闻名于世的41号墓 “多年来，周围的老百姓不断在庙址内挖土平场，致使许多古墓圹口暴露，有的遭到不同程度破坏，有的被铲平，随葬品被任意损毁，私自盗卖。1979年10月，小古城村的村民又在围墙内修建猪厩，我们闻讯后赶到现场，发现部分滇墓已经遭到破坏。于是，在呈报上级批准后，我们开始在修建猪场的800平方米范围内进行抢救性发掘。”此时已调入新成立的昆明文物管理委员会的胡绍锦，被任命为天子庙考古工作队领队，又一次进入了天子庙。“发掘从1979年12月4日开始，至次年1月22日止，历时近五十天，共发掘滇墓44座，其中，以4l号墓的规模最大，出土器物比较丰富。而其他都是中、小型墓，出土器物并不多。” 经过科学测定，这44座墓葬中有2座属于战国中期，12座属于战国晚期，另外的30座属于西汉早期。出土随葬品500余件，按质地可分为青铜器、陶器、漆器、玉石、玛瑙，以青铜器居多，有戈、矛、剑、斧、钺、啄、戚、锤、甲、镞、犁、锄、镰、凿、削、卷刃器、工字形器、卷经轴、勺、枕、鼎、筒、鼓、镯、扣饰等，陶器有尊、纺轮、罐，玉石玛瑙主要为小型装饰物，另外还有数以千计的海贝以及难以计数的细微的绿松石圆片。 “在清理这些墓葬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个墓坑相当大，这个墓坑位于天子庙东面10多米处，墓坑长6.3米，宽4米，距地表深4米，属于大型竖穴土坑木椁墓。木椁呈长方扁箱形，用半剖开的云南松木垒砌，由盖板、壁板、底板构成，并回填了五花土层、积石层，木椁上下和四周分别填塞着厚度达5到15厘米的青膏泥，墓坑的四壁光滑。明显曾经过打磨，做工相当严整。主要出土各类随葬器物310多件。玉石玛瑙器绿松石珠数以万计，全部按照‘珠襦玉匣’随葬制度有序摆放分布在椁盖板和椁底板上，很有规律。可以说，整个墓葬的等级非常高。”胡绍锦介绍，这一墓坑的墓口面积相当于同一墓地中、小墓葬的4到10倍，而其随葬品数量占到了全部墓葬出土文物量的60％以上，是迄今为止昆明地区目前发现的滇墓中年代最古老，规格最高，保存最为完好的特大型竖穴土坑木椁墓。 这一墓坑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天子庙41号墓。 影响 补全云南青铜文化序列 更令人惊奇的是，41号墓出土的随葬品不乏精美之作。其中，尤以代表权利及地位象征的巫师纹青铜鼎、铜鼓以及五牛盖铜筩最为精美绝伦。“青铜鼎口径50厘米、底径38厘米、通高32厘米，因鼎的三只足均铸有一巫师形象而得名，这么大口径的青铜鼎和铜鼓同时在一墓葬中出土，在云南省青铜文化中非常罕见。”而五牛盖铜筩则分为盖、筩身、足三部分，盖为圆形，与筩身子母口相扣合，盖面中央铸鼓形圆台，台上焊接一立主牛，形态较大，盖周有首尾相连围绕主牛而设的形体稍小些的四牛，筩身通体饰有阴线刻纹饰，以写实的手法表现出羽人竞渡、水鸟停歇、封牛闲散的主题画面，所刻画的人物、动物均是栩栩如生，形态各异。“发掘到盖板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那些文物的排列非常有序，等清理到了椁室，里面墓穴的排列分做了头厢、边厢，什么东西摆放都是有规律的。在棺材头这个地方，就发现并排放着五牛盖铜筩和另外两个带盖筩；而在棺材足部，列放着铜鼓、巫师纹铜鼎。当时，我们就认定这个东西（巫师纹青铜鼎）是整个滇文化里独一无二的，是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鼎是青铜时代中原地区汉文化的典型器物。它出现在两千多年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表明悠久的中原文化对滇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意义十分重大。” 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放射性碳-14测定和年轮校正，证实天子庙41号墓的椁木年代距今2290±70年，其兵器的柲木距今2280±130年。“通过与其他滇文化墓葬资料进行比较，我们认为，天子庙41号墓的断代不可提得过早，也不会太晚，年代大体定在战国中期偏晚是可信的。” 这一发现宣告了天子庙的非同凡响。 因为在彼时，云南青铜文化的发展序列中，唯独缺少了战国中叶这一环，而天子庙古墓群的出现无疑正好补上了这一环。自此，围绕41号墓，学术界开始对天子庙古墓群所反映出的古代滇池东岸北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社会结构等进行广泛的研究和探讨，并认为41号墓的主人生前在滇族的贵族中拥有政治、经济、军事统率权，以他为首，在滇池东岸北部建立了早期的国家。 推断 41号墓主人建最早滇国 “天子庙滇墓，特别是41号墓对研究古代滇族墓葬形制和文物埋葬制度有着不可取代的典型意义。41号墓青铜筩、青铜鼓共置一穴，这是世界最古老的青铜器组合，进一步证明云南正是铜鼓的起源地。”胡绍锦介绍，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越南方面就开始宣扬“铜鼓起源于越南东山文化”的观点，认为凡是有铜鼓的地方，甚至凡是有木棉花的地方，都曾属于其的管辖范围。“而天子庙青铜鼓的出土，无疑是对这种谬论的最好反击！” “从随葬有大型青铜农具可以看出，当时的古滇国农业比较发达，生产工具已经专业化，出现了初步的社会分工，有冶炼、制陶、铸造、纺织、琢磨等项工艺；从41号墓出土的随葬品占整个天子庙墓葬群出土文物量的60%以上。可以看出，在古滇族内部已有明显的阶级分化，出现了奴隶主和奴隶两个对立的阶级。社会贫富分化悬殊，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41号墓随葬的大量兵器，表明墓主人生前是滇池地区很大的奴隶主，在‘滇族’的贵族阶级中占据高位，掌握着相当大的军事统率权。而与41号墓属同一时期的33号墓出土的青铜贮贝器，在33号墓中出土的五牛盖贮贝器上，阴刻‘滇文化’中罕见的士兵巡逻形象，也印证了战国时期滇池地区已经存在保卫奴隶制度的正规军队；此外，4l号墓坑一隅发现的殉葬成人及儿童，剽牛场面倒于柱前的殉奴，也揭露了这个古‘滇族’社会最本质的特征——即当时在滇池北部，以41号墓墓主人为首的一批大贵族已经建立了一个早期的国家。” 1980年1月底，天子庙第二次发掘工作暂时告一段落，但关于天子庙的故事却远未结束。 “在为研究古滇国的历史变迁提供极其重要线索的同时，天子庙滇墓群也留下了一堆尚未解答的问题和无休止的争论。”胡绍锦认为，天子庙墓葬与整个滇池区域其他滇墓所反映出来的文化面貌大体相同，是当地土著民族创造的同一类型文化，即石寨山文化。但作为一种早期文化，天子庙的青铜文化也有着与众不同的特色。“比如，随葬大批陶器的现象。更突出的是，有的文物精品犹如奇葩，在古老的滇文化园地中昙花一现，转瞬即逝，在后来滇墓中销声匿迹。尤其是具有明显中原文化风格的巫师纹铜鼎，具有浓厚岭南百越文化色彩的五牛盖铜筩和造型十分奇特的双钺形铜戈，可能都不是已知的滇文化所能包容。那么，产生在兵革不休的战国时期的天子庙文化，与内陆及周围各文化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深远联系，它的出现与绚丽的石寨山文化是否有着承前启后的关系？这些都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而这些疑团之上，都萦绕着同一个巨大的问号：天子庙墓葬群中最神秘的41号墓墓主究竟是谁？ 疑团 庄蹻是不是最早滇王 2003年4月，原云南政协报主编、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学者黄懿陆在《庄蹻王滇新考》、《庄蹻王滇二千二百八十年祭》、《庄墓葬在呈贡天子庙又考》等论文中提出：庄蹻为战国时期楚国越人，公元前276年，庄蹻遵照楚顷襄王的指示率领越人军队出使西征，一路过关斩将，夺取了被秦国占领的“巴蜀、黔中郡”等地，攻克夜郎，进入滇池地区，并在滇池地区建立政权中心，其都邑就建在现今呈贡县境内。“庄蹻死后葬于呈贡天子庙，其墓葬就是考古部门1979年在该地发掘出的M41墓；古滇国曾发生过迁都事件，庄蹻之孙将都邑迁往现今晋宁县境内……” 黄懿陆的这些观点，无疑是在天子庙这片早已不平静的湖面之上再度投下了一枚巨石。一时间，41号墓究竟是不是庄蹻之墓成为学术界和坊间热议的话题。 “如果此说能够成立，那么天子庙滇墓群在研究西南边疆青铜时代奴隶社会发展史方面，将有着十分重大的史学价值。但很遗憾的是，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能站得住脚。”胡绍锦认为，根据现有的出土文物推断，我们只能得出“41号墓坑的主人极有可能就是最早的滇王”这一较为确定的结论，而无法确定这位滇王就是庄蹻。“首先，从年代上来分析，史学界公认庄蹻入滇的时间‘或在公元前276年’，也就是说距今应在距今2288年前后，而41号墓经过放射性碳-14测定和年轮校正，保守的断代应该在距今2392年前后，也就是说41号墓出现时间整整比庄蹻入滇早了近100年。” 其次，41号墓虽然具有明显的楚墓特色，受百越文化的影响也很大，“但所有出土的310多件文物中，并没有任何一件能够确认代表庄蹻身份的典型器物。此外，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庄蹻这个人，庄蹻王滇究竟存在与否，这些问题在史学界和考古界一直都还存在较大分歧和疑问，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确认。因此，我并不认为41号墓是所谓的庄蹻墓。” “早在1981年，我省一位主要领导人就指示过要把天子庙墓地建成田野博物馆。如今30年已经过去，博物馆一事依然毫无动静，不能不说令人遗憾。”在胡绍锦看来，作为目前昆明地区保存最完好的特大型竖穴土坑木椁墓，天子庙滇墓遗址已经初步具备了建立博物馆的客观条件，“包括石寨山、李家山等在内的遗址在发掘完成后都已经回填，也就是说现在已经无法寻找到确切的遗址地点了，只有41号墓坑在发掘时就预想到了今后的保护，至今仍然完整地保留了当初发掘现场时的状况。所以，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把天子庙滇墓遗址建成一座博物馆，让更多的人了解天子庙、认识天子庙、研究天子庙！”（昆明日报 首席记者杨璐） 特别鸣谢：昆明市博物馆研究员胡绍锦、昆明市博物馆副馆长李晓帆 参考文献：《天子庙滇墓》、《呈贡天子庙滇墓》、《庄蹻王滇新考》、《庄蹻王滇二千二百八十年祭》、《庄墓葬在呈贡天子庙又考》等 互动 “文化城”开栏以来，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大力支持。不少读者踊跃投稿，在对我们工作给予肯定的同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及建议。现选登如下： 晋宁读者汤云明：《昆明日报》已经好几年没有副刊栏目了，现在推出的副刊“文化城”非常吸引人。希望“文化城”推出文学方面的版块。 富民读者：《昆明日报》副刊很好看，但体量少了些，希望今后能做成整版。 网友星亚摄影：虽然没有经典的故事，但回忆一下年轻时的事也是快乐的。拙文一篇算是支持这一栏目吧。 往事 顺城拾轶 传说先辈曾居住在昆明城。在一个阴雨蒙蒙的深夜，先祖似曾做梦听到有人喊：“搬家呵，迁徙呵！公鸡喔喔叫，白茫茫海水要见到……”先祖预感有灾难降临，慌慌忙忙沿着顺城街摸黑出逃。当逃至普吉山半腰，天已渐亮。城里一片浓烟，西山脚下白茫茫一片海水……先祖只好过着“追鹿子，扑鹿子”的生活流落到大山里。 不知过了多少代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爷辈们对顺城街有了一种难解之缘。每年三、五次挑鸡上昆明卖鸡住店都进顺城街。顺城街买鸡的人特别多，有的是自己买回家，有的则是买后再转卖给饭馆老板当“二倒”手。爷辈们卖的鸡是“禄劝壮鸡”，这种鸡不仅个体大，且肉质细嫩，味道鲜美，在顺城街备受欢迎。 卖了鸡就住在顺城街的仁安店，店里可住百多人，两人一张床。老板人称“三掌柜”，“三掌柜”待人挺客气，日本飞机轰炸昆明城时，“三掌柜”就身穿保安服，组织店客躲避狂轰滥炸；店里有一汪姓师傅打扫清洁卫生，十分勤快；另有小幺为店客称米煮饭有秩有序，颇受房客喜欢。另外，有一家叫“亮季”的杂货铺，其杂货颇受乡下人欢迎。 爷辈们卖鸡住店图的是能买一些布料回家，顺城街有大道生布、宝华祥布、裕兴核布，其中大道生布中的生蓝布质量尤其突出，挑鸡客们喜欢多挑几次鸡，攒钱买大道生蓝布，据说这种布折合乡下一斗五六升大米。 在极其困难的抗战时期，顺城街作为一个重要的“回收”、“供给”交易站，在物资难于转化或无处转化的特殊情况下，成了重要的土特与日常生活用品小市场。追寻生命家园，顺城故事难忘。作者：鲁宗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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