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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华生认为，土地流转，在我来看是没有前途的。一亩地流转800—1000块的租金，这怎么可能流转到留在农村的家庭手里，一年的产出净收益才300—500元，所以，流转的结果不可能是留守的农民手里。 '现在我们想搞创新，想提高人力资本，几千万农民工子弟都是留守儿童，在农村里没人管，他怎么可能成为人力资本？包括待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在北京上不了学，全部到河北农村去上学，怎么可能有高的人力资本，搞什么创新？现在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在城镇化上。要花钱解决户籍问题，要让农民工的家属在就业城市住下来，已经得了利的利益集团，包括政府，要把那块拿出来。不然的话，唱是唱，做是做。'2014年12月14日，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华生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如此表示。
华生指出，农村现代化的前提，就是农村的人口要出来，这是全球的规律。因为中国跟西方不一样，人多地少，耕地有18亿亩，再过若干年是15亿人，留10%的人在农村也是1亿多人，平均每个人也就是十来亩地。很显然要想改变农村的面貌，靠农民都在农村肯定是不行的，收入太少。 而现在人口的城市化率才35%，把农民工都算成城市人口才是达到51%。'发展到今天还想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还想做大的经济强国，35%的城市人口，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会没有巨大的经济失调呢？怎么会没有购买力的问题呢？'这就面临着三四亿农民工及家属怎么办的问题。现在就是要花钱解决户籍的问题，要让农民工的家属在就业城市住下来。否则中国经济连续若干年7%的增长根本是维持不了的，因为经济结构是高度扭曲的，而最大的扭曲就在这个地方。 华生还批评现在提倡的很多政策都是有问题的，包括目前的土地流转方式在他来看是没有前途的。'一亩地流转800-1000块的租金，这怎么可能流转到留在农村的家庭手里，一年的产出净收益才300、500，所以，流转的结果不可能是留守的农民手里。' 他认为，如果政府不想真正解决农民工和农民工家属的问题，即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目标--他们最想要的问题--未必得到。 华生：城镇化的问题，这些年非常热，跟我们处在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下是有关系的。最近刚刚召开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所谓进入新常态，从过去的高速增长，今后要进入一个相对中速的增长，国外甚至有人认为，再过几年中国就会落到印度后面去。整个大的背景，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没有一定的增长，显然要想迈过中等收入阶段，这个时间还很长。特别是，如果遇到俄罗斯这样的情况，内部遇到困难，遇到国际上的封锁，卢布一下跌回去50%，它的人均国民收入用GDP衡量掉了一半，这样所谓的陷阱还得爬，光这个掉一半就得爬若干年。 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很大的，我个人觉得城镇化的问题这些年，虽然说的很热，但是真正要做的事情还没怎么做。所谓城镇化就是农民工进城，所有的城镇化，主要的部分都不是为四亿农民工做工作，要想城镇化，最主要的是这四亿人怎么办的问题，因为这四亿人显然住不起城市的商品房。所以，这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
戴小京：谢谢。郭董事长提到信息化可以为城市治理，特别是社会治理，可能会提供一个重要的支撑。我现在想请问华院长，刚才李铁主任谈到治理方式是否要转变的问题，当然在这个治理当中，有政府的角色，有市场的角色，有社会的参与，就你来看，中国现在城市治理主要应该在哪些方面取得突破？ 华生：我倒想跳出城市治理的问题，看了经济工作会议以后，明年尽管经济增长速度降低一些，比如到7%，可能还会做的很辛苦，很不容易，就像今年结结巴巴，明年可能更艰难，因为基数更多了。实际上现在中国的问题要说清楚也是很清楚的，农业要现代化，别说现代化了，一家种几亩地农民富起来是不可能的。问题是一家不要说种一百亩地了，一家种几十亩地，90%的农民得进城，因为中国跟西方不一样，人多地少，18亿亩耕地，再过若干年就是15亿人，就是留10%的人在农村也是1亿多人，平均每个人也就是十来亩地。所以，很显然要想改变农村的面貌，靠农民都在农村肯定是不行的，那个挣的太少。因此，农村现代化的前提，就是农村的人口要出来，这是全球的规律。而且现在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最大的是中国，像韩国、台湾都是我们这样的情况，只有我们长期维持差三倍以上。中国问题要破局的话，最关键的是农村人要出来。 农村人出来就是所谓的城镇化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根本不是城镇化要有历史的耐心，这是我个人的观点。现在按照人口的城市化才35%，发展到今天还想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还想做大的经济强国，35%的城市人口，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会没有巨大的经济失调呢，怎么会没有购买力的问题呢？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以30%几的城市人口来支撑这么大的局面，不可能有这个需求，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购买力。我们的51%是把农民工都算成城市人才出来的，现在最紧迫的任务，实际上是先不要说你做的比别人好，你先做成一个正常的国家，到今天人均收入已经是六、七千美元了，城市化至少应该是60%。这是一个普遍的情况。 这就面临着三四亿农民工跟他的家属怎么办的问题，现在我们想搞创新，想提高人力资本，我们有几千万的农民工的子弟都是留守儿童，在农村里没人管，他怎么可能成为人力资本，包括待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在北京上不了学，全部到河北农村去上学，怎么可能有高的人力资本，搞什么创新？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经济的问题，核心问题在城镇化上。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个城镇化不好搞，能赚钱的都被人拿走了，现在是要花钱，要解决户籍的问题，要解决农民工的家属在就业城市住下来，核心问题就是要花钱。已经得了利的利益集团，包括政府，要把那块拿出来，不然的话，唱是唱，做是做。如果没有这个，中国经济连续若干年7%的增长，根本是维持不了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经济结构是高度扭曲的，而最大的扭曲就在这个地方。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现在提倡的很多政策都是有问题的，包括土地流转，这种流转方式，在我来看是没有前途的。一亩地流转800-1000块的租金，这怎么可能流转到留在农村的家庭手里，一年的产出净收益才300、500，所以，流转的结果不可能是留守的农民手里。所以，整个问题是很大的。经济增长越来越费劲，想要的东西没有，是跟整个大局的判断有差错是有关系的。
戴小京：一个多小时的讨论，几位嘉宾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谈论城镇化和城市治理的问题。可以说已经触碰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的各个方面，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房地产的大佬已经在下面等着了，我们不可能再有太多的时间继续深入。因为我们这节开始的比较晚，最后给每位嘉宾一分钟的时间，做一个最后的阐述。 华生：没什么说的，还是刚才的观点，如果政府不想真正解决农民工和农民工家属的问题，即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经济增长目标，他们最想要的问题未必得到。（来源：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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