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如何发展传统人文思想为当今社会所用？对新时代下中国文化、中国软实力的发展与影响有积极贡献？廖可斌在《理学与文学论集》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在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互关系的讨论中，还掺入了对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及其发展命运的思考，这可能是跨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所特有的思路，它也可能是当代中国人对这一问题尤为关注、讨论起来感情色彩特别强烈的原因之一。近几百年来，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落后于西方，并因此导致整个国力衰弱，备受异族欺凌，这是凡我有血性之同胞皆痛心疾首的事实。我国自然科学落后并导致国力衰弱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就成为人们急于要弄清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需要从许多不同的层面来剖析。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相互关系这个角度，人们曾提出两种相当流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自然科学近代以来确实落后于西方，但人文科学并不落后于西方，甚至认为人文科学是中国的强项。西方人只重视科学技术，注重对物质世界的探求和索取，注重功利，而忽视了人本身的存在，中国传统文化恰恰在这一点上可以补西方文化之不足，而显示出自身的优越性。16世纪中叶，中西文化刚刚有所接触时，就有人持这种看法。19世纪中叶以后，中西文化发生全面的剧烈碰撞，这种看法曾获得许多人的认同。20世纪末，中西文化关系之争复起，这种看法又以“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等命题的形式重新亮相。另一种观点则截然相反，认为正是中国传统文化过于重视人文科学、重视人伦关系而忽视科学技术、讳言功利的弊端妨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于是或坦率或含蓄地主张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倡导功利主义。
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都似是而非。要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异并对它们的优劣作出评价，实在是难度极大的一件事情。你不仅要了解中国文化，还要了解西方文化；不仅要了解它们的现状，还必须了解它们的历史，这样才有可能作出比较中肯的分析与评价。可现在的许多人，把这件事情看得太容易了。对中国的现状也许算得上有一知半解，对外国的情况则大多只是道听途说，至多是曾经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历史则往往连最基本的常识也不具备，连最基本的经典也没有读过。其实有比较才有鉴别，如果对外国的情况并不真正了解，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历史更是茫然不知，那么他对中国现状的那点一知半解也未必靠得住。他们只知道中国有一部灾难深重的历史，却不知几乎每个西方国家都经历过黑暗的岁月；只听说过西方某位哲人曾说过某条至理名言，却不知自己的祖先中某人的智慧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敢于信口雌黄乱发议论，其态度是极为草率、不负责任的。如果我们的广大民众图简单、图刺激而乐于接受这样的观点，并用以主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那将是十分可怕的。
根据我极为粗浅的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的人文科学，不应该对中国近几百年来科学技术的落后和国力的衰弱负责。中国近几百年来确实落后了，但并非从开始就落后。在十四世纪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仅就科学技术而言，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科技的辉煌。另有学者统计，在十四世纪以前，世界上重要的发明创造和重大科技成就约有300多项，其中产生于中国的约175项，占57%以上，这些成就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在中国传统人文科学的伴随下取得的。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传统人文科学妨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上述事实又将何以解释？
另外，这种观点不仅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而且实际影响也很恶劣。首先，它容易使现当代的人把中国现代科学技术落后和国力衰弱的责任向祖先一推了事，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承认自己应承担的责任，结果是乱骂一通已无法辩护的祖宗了事，无补于问题的解决。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的口头禅是：我不如你，但我的爷爷老子比你们阔多了。现在的流行病变了，新时代的阿Q们的口头禅已换成：现在我们是落后了，但不是我不行，而是因为我爷爷或爷爷的爷爷不行，与我不相干。前者代表的可能是刚刚受到强势文化撞击时还有几分不甘心的心态，后者则体现了受强势文化压制较长时间后已变得相当沮丧和无赖的心理。这样看来，新一代阿Q比老一代阿Q们还要不济。
这种观点容易导致的另一恶果，是使人们蔑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本是它最宝贵的财富，但在上述观念影响下，人们反而把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当作负担，当做垃圾。于是疯狂的“砸乱传统”的声音充斥于耳，歇斯底里的“砸乱传统”的行为铺天盖地。等到把能砸的东西都砸得差不多了，再没有什么可砸了，人们稍稍冷静下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彼此的面容竟是如此的丑陋。回想刚刚过去的一幕，竟是那样的恐怖。旧的家当差不多都砸完了，理想中新的财富并没有自然来到，于是变得更加一贫如洗，于是破罐子破摔，于是更加恣意妄为。等到有点回心转意，回过身来，弯下腰去，含着悔恨的泪水，重新收拾补缀那些传统文化的碎片，要重新复原又谈何容易。近代以来，中国一直陷入这样一个怪圈而不能自拔：越落后就越急于摆脱过去和现在，奔向美妙的幻影中的未来，结果一脚踩空，摔得头破血流，抬起头来一看，那美妙的幻影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再往旁边一看，与其他国家相比，拉下的差距更大了，于是拖起遍体鳞伤的身躯，再来一遍。越落后越急，越急越落后。别的国家则在珍惜和保护本民族已有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基础上，不慌不忙，日积月累，愈臻繁荣富强。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绝不是它的包袱。西方发达国家都特别注重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保护，但这些并没有妨碍他们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日新月异的进展，相反两方面互相协调，相得益彰。这一事实足以给我们提供重要启示。中国传统文化也像其他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一样，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之中。中国古代文化，包括中国古代人文科学，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相适应，促进了当时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国家强盛的辉煌，我们的祖先无愧于他们那个时代，无可指责。后来历史条件变了，后人理应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珍惜保护的前提下实现创造性的转换，以适应新的历史环境的需要。但后人们太醉心于祖先创造的辉煌，反应太迟钝了，没有及时做好这一工作。再后面的后人们倒是醒悟过来了，但又急中生乱，慌不择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前面所说的，企图通过完全抛弃传统文化而建立新文化，结果也没有把这项工作做好。总之，近几百年来，特别是近一百多年来，中国落后的责任在近人和今人。我们只有正视这一点，不回避，不诿过，认真总结历史教训，好好珍惜和保护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在此基础上努力创造新文化，才有可能走上一条稳健的发展之路。
尽管我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与其他民族的古代文化相比毫不逊色，但我并不赞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中国近代人文科学过于乐观的评价。在我看来，近几百年来中国的人文科学不仅同样落后于西方，而且其落后的程度还远远超过自然科学落后的程度。其主要原因在于十四世纪以后西方的人文科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以适应新的时代的需要，而中国的人文科学没有实现这种转换，或者说至今没有完成这一转换。从不少政府部门到民众，趋向急功近利，认为人文科学乃不急之务。在某段时期，甚至有意扼杀人文科学，阉割其倡导“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命脉，迫使它变为图解权威意志、为现实服务的工具，使它面目全非，直至走到真正人文科学的反面。功利主义、专制主义甚嚣尘上，伪人文科学为虎作伥，真正的人文科学日渐式微，真正的人文精神不绝如线，国民的人文素质没有得到提升，反而大大退化（人们的自然科学素养似乎能够一直保持今胜于昔，后胜于今，但人文科学素养完全可能出现退化）。其主要标志就是人们的反省精神大大淡化，不能真实地认识自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样子，或者从来就不考虑这样的问题，认为这是多愁善感，浪费时间。没有自我反省，没有确立自我，就谈不上自尊与自律。每个人都可以说假话，做假人，欺骗自己，也欺骗他人，一旦得手，不仅不受到良心上的谴责，反而自以为得计，认为生活本来应该就是这样的，人本来就是这样的。没有自我反省，也就谈不上相互理解和沟通，彼此都说客套话，用假面具掩盖自己，猜忌隔阂日深，每个人的心理负担也日益加重。没有自我反省，没有确立自我，就没有独立自主的自我意志。人们没有独立的价值观、是非观，没有独立自主的判断力，不是按自己自觉自主自愿的原则选择与行动，而是习惯于被功利和权威驱使，从利，从势，从众。有人说好，都随声附和说好；有人说不好，又都随声附和说不好；见有人向前，也莫名其妙往前挤；见人后退，也稀里糊涂往后退；从来不问为什么要这样，我是否应该这样。
不要以为我在这里言过其实，我只需要举两个最常见最直观的例子，就可见我说的都是实话。其一，媒体上多次报道人们为了抢一把免费赠送的小伞，可以挤破栏杆，踏平草地，甚至当着自己孩子的面与人扭打成一团。许多商家提供的应急雨伞，过不久就全都有去无回。如果说一个赤贫如洗的农民赖掉成千上万的医药费，偷偷从帮他治好病的医院中溜走，属不道德，但也实有无奈的苦衷的话，那么衣冠楚楚的城里人实在不必要为一把小伞弄到这个地步。可这些人就是不想一想这样做究竟是否值得，一把小伞与自己的人格尊严及良心究竟孰轻孰重。其二，十字路口堵车了，明明已无法穿过去，但有的人见前面还有一点空隙，就拼命把车骑（开）进去，结果是堵得更死了。人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根本就不考虑这样做有何意义，会造成什么后果。他们甚至根本就没有在行动之前思考一下的习惯。在民众这种完全出于自为甚至已成自然的行为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巨大的盲目非理性力量。这样的民众再多也是乌合之众，是根本没有战斗力的。为什么印加帝国数万军队在十几个欧洲探险者面前不堪一击？为什么几亿人口的大清王朝在几千英国侵略军面前不得不签订城下之盟？武器的先进与否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国民和将士的素质，在于他们有没有思想，有没有独立自主的自我意志。
陈寅恪先生是近代以来少有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的现状有深入了解，同时又对西方的文化和历史了然于心的大学者，因此是近代以来少有的对中西历史文化比较有发言权的人之一。他曾作出这样的判断：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
现在流行的看法，是认为中国人习惯于言义而不言利，科技和经济与西方国家相比差距很大，要赶上去很不容易。至于人文科学，则不见得比西方国家落后，甚至认为这是中国的强项。陈寅恪先生的估计与此恰恰相反。他认为中国人最善于人事，也并非不善于工商，将来经济方面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倒很有可能。中国最不如西方国家的恰恰是人文科学，包括哲学、文学、艺术等。不仅过去就有差距，而且将来也很难赶上。陈寅恪先生的话是发人深省的。追溯近几百年来中国落后的原因，人文科学的落后可能是比自然科学的落后更为重要的因素。在新的世纪里，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力发展人文科学、倡导人文精神、提高国民的人文素质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大力发展自然科学、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正视我国近代以来人文科学发展滞后、国民素质不高的现实，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人民生活的幸福的高度重视人文科学，大力发展人文科学。令人欣慰的是，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并经过痛苦反思后，上述观念已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科学与人文”的话题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也与此有关。可以说，中国的人文科学已经走出低谷，开始回升。
倡导人文科学与人文精神，决不意味着要排挤自然科学和科学精神。自然科学的对立面是伪自然科学和反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对立面是伪人文科学和反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并不构成对立。倡导人文科学与倡导自然科学，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互相促进，因为真正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精神，即求真、求是的精神，是完全相通的。待到我国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真正走向繁荣时，全体国民的素质显著提高，每个人都成为有思想、有教养、有独立自主意志的个体，都具有自己的分析能力、判断能力、选择能力，都成为真理与正义的捍卫者，都成为抵制谬误与邪恶的中流砥柱，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那么，13亿中国人将汇成多么巨大的创造力，中国又何忧不繁荣富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