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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智超:陈垣致伯希和函

 孺子牛512 2015-12-27

曾江按:本文已经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但是在网上搜索不到。这是前阵参加一次会议,遇见陈智超先生,听见他谈及有陈垣致伯希和函,觉得很有价值,因此约稿发表在本报。现转发在本博客,供大家参考。

陈垣致伯希和函

陈智超

 

巴黎吉美博物馆藏有一批中国学者致伯希和函,现正由中华书局王楠女士整理中。这是其中的一通,全文如下:

 

伯希和先生史席:承赠大著十五册,至为感谢。又九册,已於五月卅一日转交王国维先生。但交王先生之第三日,即闻其沉渊而死。未识其所著《鞑靼考》已寄尊处否?至为可惜。

承询李问渔所著之《徐光启传》,即《徐文定公集》卷首之《徐文定行实》;又丁志麟所著之《杨廷筠传》,即附於《代疑篇》末之《杨淇园行实》。前已检寄各一部,乞为查收。

又顾颉刚所著之《古史辨》,亦已检寄。

杨廷筠所著书,《千顷堂书目》内,尚见有数种,但原书尚未寻得。尊处所得之杨廷筠事实,能赐示尤感。

《元史译文证补》所称关于也里可温之北固山下残碑,即《至顺镇江志》之《大兴国寺碑》,想尊处已见之也。

阿尼哥子孙事迹,在他人文集中,尚未有发见。

巴黎图书馆所藏之《名理探十伦》,能用照像法照出否?需费几何,便乞示知为盼。

鄙人近著有《足本西游录校注》,印成后将请教。专此,谨颂

著安!   陈垣敬上。七月十二日。

 

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法国人,20世纪上半叶西方最杰出的汉学家之一。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一方面,他在19061908年,运用不正当的手段,从我国敦煌掠走大批珍贵文物;另一方面,他多年来又同众多中国学者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学术交流。

陈垣(字援庵,1880-1971),广东新会人。自1917年发表第一篇史学论著《元也里可温考》以后,很快取得世界级学者的地位,在上世纪20年代与王国维齐名。

这封信虽然没有署明年代,但从信中提到王国维之死可以断定,它作于1927712日。

此信内涵丰富,是一份重要的学术史文献。

第一,它反映了伯希和与王国维、陈垣之间密切的学术交往。伯希和题赠的著作单行本,还有少数留存。

第二,它反映了伯希和当时关注的某些问题。他注意到了顾颉刚的《古史辨》。他关注徐光启、杨廷筠的有关文献,而他们都是明末信奉天主教的士大夫,与李之藻并称“教中三杰”。他询问洪钧《元史译文证补》所引镇江北固山下的“元也里可温残碑”,陈垣在《元也里可温考》第三版中已对此问题作了解答。阿尼哥则是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提到的来自尼波罗国的中国书法家,《元史》有传。这些问题可以同伯希和在此前后的一些论著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第三,它也反映了陈垣当时所关注的某些问题。《名理探》是明末耶稣会传教士傅汎际与李之藻合译的逻辑学著作。1926年,陈垣将所得钞本交由公教大学(辅仁大学前身)辅仁社影印传世。《名理探》原译本十卷,但影印本只有五卷,所以当他得知巴黎图书馆藏有《名理探》之《十伦》篇时,请伯希和代为拍摄。耶律楚材《西游录》,在中国国内已无刻本存留,1927年,在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发现了足本《西游录》的抄本,陈垣作了《足本西游录校注》,准备出版后赠与伯希和。但此书在他生前一直没有机会出版,现已收入2010年出版的《陈垣全集》中。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陈垣调整了某些写信习惯,加了句逗,分段很细,并且在人名、书名旁加了专名线,显然是考虑到对方是外国人。

从这封信可以看到,伯希和、陈垣两人的交往不自1927年始。1924年春,陈垣就曾应伯希和之请,派人专门到福州乌石山寻觅所传宋代摩尼教石碑。在此以后,两人交往继续。这里应该特别提出两件事来加以介绍。

1922年(民国十一年)陈垣兼任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馆长,曾用三个月时间,编成馆藏敦煌写经目录。这批经卷虽然有八千轴之多,但已是劫余之物。1929年他又对这份目录进行修订,由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31年初出版。他将这部目录书定名为《敦煌劫余录》,并在序言中点名批评了伯希和,说“(光绪)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国人始大骇悟”。又说:“佛经以外之写本,多已为捷足者所先得。”有朋友劝他,伯希和还可能来中国,两人还会见面,“劫余”二字是否太刺激,最好换一个提法。陈垣说,“劫余”二字还不能充分表达我们的愤慨之思,题目不能改。

果然,1932年底,伯希和再次来华,并同包括陈垣在内的中国学术界有多次交往。他当然看到了《敦煌劫余录》,他对陈垣的态度是怎样的呢?他不止一次在胡适在场的公开场合上,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当有人问伯希和:“当今中国的历史学界,你以为谁是最高的权威?”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以为应推陈垣先生。”

学术无国界,学者有祖国。学者应该有开阔的国际视野,不论本国的还是外国的优秀学术成就,都应该借鉴吸收。在涉及到国家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学者应该旗帜鲜明,坚持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爱国立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对方的尊重。如何正确处理这两方面的关系,从陈垣先生与伯希和的交往中,我们可以得到启发。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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