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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不朽 将今日之三峡与古代三峡从视觉中加以比较，人们便会发现同样也应验了“有所得必有所失”这句古老哲言。是的，长江三峡多了一些现代色彩：现代交通工具，现代建筑设施，现代开发工程；长江三峡失去的可能更多：失去了原始之自然，失去满目葱笼的植被，失去了奇花异木与珍禽怪兽，失去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平衡……在长江三峡一步步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它所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我们仿佛聆听到大自然的哀叹和悲鸣…… 在人类演进的漫长历程中，常常出现一些令人省思的现象，例如在岐路上走了很远以后又折头重走老路，现代人“回归自然”的呐喊也许就是最好的佐证。说实话，笔者的知识与认识也才从那岐路上折回头来，只是在进入“天命之年”后才开始关注长江三峡的自然生态，长江三峡的植被。我同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一样，在这方面觉悟得很晚。实际上人类也是在不断遭受大自然的无情惩罚，才逐渐意识到曾经给予自然生态的无情损伤与破坏。因果报应使人类觉醒。 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表明：生命起源于水、起源于海洋。最先从海洋登陆的是植物，尔后才是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相继登陆。所以现代学者认为：“人类生存概括到底依赖于植被。组成植被的单元是植物群落。植物群落是一种机能系统……有它们自己特有的群落学规律。”“自然植被中保存有多种多样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种类或遗传材料，因而被称为基因库。”由于植被是自然环境的最敏感的要素……因此植被研究为我们提供揭示自然规律的重要手段。”(吴征镒主编：《中国植被》)实际上当今对植被的研究已远非是林学家们的偏爱，而是多学科共同关注的课题、植被所揭示的涉及天文、气象、地理、水文、生物、动物、农业、医药、宗教、图腾崇拜……乃至人类起源和文明演进等广泛领域。 中国是用文字记载植被知识最早的国家。尽管是片言只字的偶而透露，其保存的珍贵记载足以证明我们祖先的智慧与实践经验。这些缺乏系统性的片断载述，我们大都是在先秦时代的典籍和文字作品中读到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功不可没。产生于黄河流域的诗歌总集《诗经》和产生于长江流域的《楚辞》中保存了很多植被知识和植物种类的记载。例如《诗经》中“山有枢，隰有榆”这两句诗，便是对生长在山上的刺榆和生长在湿地的榆树不同生态环境的仔细观察。人们常说，文学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其实，文学也是大自然的一面镜子。我们从其中解读社会、解读历史，也同时解读自然、解读生态。 令人遗憾的是，先秦典籍史料中有关三峡地区植物的生态分布记载少得可怜，我们欲窥视古三峡的植物世界，主要借助于屈原诗歌中所涉的植物描述。屈原是一位政治思想家、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当然不会专门研究三峡的植被群落。但十分耐人寻味的是，屈原对草木一往情深，在他的作品出现了大量地香草花木的描写。屈赋中这一浓重的植物文化现象，早已引起自汉以来历代学者的注重与研究。汉·王逸《楚辞章句》云：“《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他认为这是屈原依照《诗经》所采用的比兴艺术手法；宋·朱熹的《楚辞集注》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认为屈原是“寓情草木，托意男女”’“比，则香草恶物之类也；兴，则托物兴词。”有的学者甚至用“美人、香草、性”来阐释屈赋的文化内涵。当代台湾学者邱宜文先生提出新见：“‘香草美人’，是《楚辞》的主要素材；香草之缤纷，美人之求索，营造了《楚辞》瑰丽的辞采，与回肠荡气之浪漫氛围，南方文学能与《诗经》相抗的代表风格也由此树立。”(1) 笔者认为：屈赋中的植物文化现象决不是偶然的，更不能简单地用比、兴艺术手法的需要来解释，而是客观事物——三峡的自然生态、三峡的民俗风情、三峡的文化基因……等通过作家头脑反映到文学作品的必然产物。究其深层的文化内涵，则是屈原把二峡地区先民自然崇拜(植物崇拜)带进了他的诗歌作品之中，因受三峡地区浓厚巫文化氛围的熏陶与影响，而将许多同巫术仪式有密切关系的植物涂抹上神秘的感情色彩，乃至将一些香草嘉木加以人格化而歌之颂之。可以说，屈原作品中所涉及的大量植物描写，为我们真实而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古代三峡地区丰富多彩的植物世界，也为我们研究古代三峡地区的植物和植物生态提供了最珍贵的资料。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屈赋中所涉及的草木植物。在草本植物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当属统称之为“兰”的植物，古今学者都注意到屈赋中多咏兰的现象，并视其为一大特色，在楚辞研究方面颇有成果的张祟琛先生，其专著中有《楚辞之“兰”辨析》一篇。文中首先对楚辞中之“兰”作过专门的具体的统计：“《楚辞》中‘兰’字凡42见。其中《离骚》10见，《九歌》11见，《九章》2见，《招魂》6见……若以类分之，则‘秋兰’3见，‘兰芷’7见，‘椒兰’2见……都25类。”(2)应该指出的是，战国时代的屈原对“兰”的概念与现代人是不相同的。因那时对植物没有科学的分类，屈原所咏之“兰”恐怕大多不是现代植物学上的兰科植物，有的“兰”显而易见的是现代菊科中之泽兰、佩兰、木兰科中之木兰。王逸《楚辞章句》注“兰”为“香草”；洪兴祖《楚辞补注》在《离骚》“纫秋兰以为佩”下引《汉书注》：“兰，即今泽兰也。”又引《本草注》：兰草、泽兰，二物同名。”晋·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认为《诗经》中之“简”与《楚辞》中之“兰”为香草：“简，即兰，香草也……《楚辞》曰‘纫秋兰’，子曰‘兰当为王者香草’，皆是也。”所谓香草，必须花、叶皆香，而兰花仅花草而茎叶无香气，故张祟琛先生断定：“知古之所谓‘兰’的系兰草或泽兰无疑。”则兰草应即今菊科泽兰属中之‘佩兰’。”《九歌》中“疏石兰兮为芳”、“被石兰兮带杜衡”之“石兰”，有释为石苇，但石苇无香气，有解为石斛，似也可信。但吴仁杰《离骚草木疏》注云：“石兰即山兰也。”又引李时珍《本草纲目》：“山兰，即兰草之生山中者。”两说皆有望文生义之感。其实，山兰即现代列入兰科之山兰属植物，三峡地区产有长叶山兰、小山兰两种。杜衡，马兜铃科植物，亦称、“南细辛”，三峡民间称之为“马蹄香”，因其叶形如马蹄，全草散发出一种异香。《离骚》中“结幽兰而延佇”、“谓幽兰其不可佩”之幽兰”，学者多以为是生长在幽谷中兰花。姜亮夫先生《楚辞通故》解云：“今谓之幽兰当是六朝宋人至李时珍所定之兰花，与译兰、兰蕙等之为兰草者异。” 屈原曾亲手“滋兰”“树蕙”，《离骚》：“余既滋兰之九婉今，又树蕙之百亩。”笔者从上下句对仗来分析，“兰”、“蕙”当是两种不同植物：“兰”可能是兰科植物之兰花，如现今所称之春兰；“蕙”当是菊科泽兰属佩兰之类，蕙亦称蕙草，民间称为“薰草”，薰烧时其香气可以驱虫。屈赋中兰出现频率之高确实是耐人寻味的。依笔者之拙见：这种特别现象反映了一种历史的真实——战国时代三峡(特别是西陵峡地区)植被的真实面貌。那时峡东一带的山地、峡谷、丛林、泽畔……就已是菊科植物、兰科植物适宜生长和繁茂之地。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验证这一推想。 其一，屈原的故里留存的遗迹和民间传说：在屈原诞生地的西陵峡南岸，有一条婉蜒流淌进峡江的山溪，名叫九畹溪。溪水环绕着青秀的芝兰山流出，九畹溪畔有着数十亩山区难得的温润肥沃的黑土地。自从楚怀王听信谗言，将屈原从“左徒”降为只管教昭、屈、景三姓王族子弟的“三间大夫”以后，他便在芝兰山下设立学堂教育三姓子弟，讲学之余便率领他们上芝兰山上采集兰花、兰草、蕙草、白芷、杜衡等山野间的芳花、香草，把它们种植在九畹溪畔……九畹溪和芝兰山因此而得名，并一直流传至今。现九畹溪一带都划归秭归县芝兰乡人民政府管辖。星移斗转，两千多年过去，但芝兰乡和屈原故里的百姓们仍然喜爱栽种兰花草，这古老的习俗流传至今，寄托了屈原故乡人民对屈原的深深怀念。 其二、三峡地区现代的自然生态与植被演变。沧海桑田，江山变易。历经两千多年之沧桑变迁，三峡地区的生态与植被状况确已今非昔比。由于气候、灾害、生物和人类的活动，特别是人类大规模的生产、建设、资源开发的影响，使峡江两岸的自然生态、植物群落遭受到严重的破坏，造成山荒岭秃，水土大量流失，致使植被原来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边缘山区外，沿江两侧难以找到原始的植被类型，许多植物特别是珍稀物种处于濒危状态。但地貌形态、土壤、气候等相对变化较小，深山峡谷中仍保留了一些小面积的较好的生态环境，使得许多古老植物得以传承与繁衍。据“七五”计划期间中国科学院、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等科研单位承担的攻关课题对三峡的植物区系、珍稀特有植物、资源植物和植物现状的全面考察的结果，屈赋中所咏之主要素材——香草，至今仍蓬勃繁衍在峡山峡水之间。兰科植物尚存有27属的种，其中兰属有蕙兰、春兰、兔耳兰3种，山兰属有长叶山兰、小山兰2种，还有列入《中国植物红皮书——稀有濒危植物》的“独花兰”，菊科植物尚存的更是一个庞大的家族，计有63属190种之多。其中泽兰属有泽兰、华泽兰、异叶兰、佩兰等4种。 触景怀旧，见物思人，我偶然想起两句古诗：“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些依旧笑春风的芳花香草，当然不曾记忆它们曾幸运的得到中国第一位伟大诗人的垂青，但它们的圣洁、华美、芳香品格……却溶凝进光辉的诗篇而流传百世、名垂千古！ 屈赋中大量歌咏的还有一种叫做“荃”、“荪”的草本植物。《离骚》：“荃不察余之个情兮”、“荃蕙化而为茅”；《湘君》“荪桡兮兰旌”；《湘夫人》：“荪壁兮紫坛”；《少词命》：“荪何以兮愁苦”、“荪独宜兮民正”……其名皆不见于现代植物学名，经古今学者深入参证，已揭开其神秘面纱，知其为天南星科菖蒲属之菖蒲或石菖蒲。王逸《楚辞章句》注曰：“荪，一作荃。”“荃，香草，以喻君也。”现代《辞海》亦采用此说，释“荃”：即荪，香草名。”宋·吴仁杰《离骚草木疏》引用俗话说：“香草之类，大率多异名。所谓兰荪，荪即今昌蒲是也。”也有学者认为：“荪”即“溪荪”亦即石菖蒲是也。”宋代文学家苏轼有《石菖蒲赞》，热情赞颂石菖蒲“忍寒苦、安淡泊，与清泉白石为伍”之品格。屈赋中所涉之草本植物多属香草之类，除上述种种之外。尚有“留夷”(芍药)、“揭车”(一种香草)、“胡绳”(一种蔓生香草，笔者疑为今之延胡索)、蔓茅(古代一种用作占卜之灵草)、“杜若”(鸭跖草科植物，俗称竹叶莲)，以及茅菊、荷等等，屈原可谓观察尽三峡地区山野水泽之花草芬芳，寓深情于其中而歌之颂之。 屈原在其作品中吟咏的不仅仅是香草，他在《离骚》中曾作过这样的自我表白：“观察草木，唯草木之零落”。若我们也观察两千多年前流传至今的屈赋章句，便可发现屈原既钟情于香草，也寓情于花木，他对三峡地区富有特色的形象的芳香植物，都有着敏锐的观察，都有着很深很深的情感。我们再来探讨一下他在作品吟咏的木草植物。 “木兰”：《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之木兰，为木兰科之植物木莲。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引《本草》云：“木兰皮似桂面而香，状如楠树，高数仞”。李时珍《本草纲目》云：“其香如兰。其花如莲”，故又名“木莲”。木兰枝叶俱疏。其花内白外紫，亦有四季开者，深山生者尤大，可以为舟。按《白乐天集》云：“木莲生巴峡山谷间，民间呼为黄心树……”可见屈原所咏确系三峡故乡本土所生长之植物。笔者近读报纸报道：三峡生长之木莲被植物学家命名为“巴东木莲”，为国家二类保护植物，是一种濒临绝迹的珍稀树种，现仅存有三株，生长在巴东县绿葱坡思阳桥的溪边悬崖上。巴东县政协副主席、高级农艺师汪鹏先生费7年心血，对其进行人工繁殖，至1999年冬巴东成活16株，使现代人得以重睹屈原咏古老植物之风采。 “申椒”：《离骚》：“杂申椒与菌桂”“驰椒丘且焉止息”。此椒当是芸香科植物无疑。“椒丘”，有学者释为“生长椒木的小山”，有学者理解为“高而尖削的山丘”，似以前说可信。“申椒”，学者亦有不同解说，《楚辞章句》：“申，重也。椒，草木也。其芳小，重之乃香。”宋’朱熹《楚辞集注》：椒，木实之香者。申，或地名，或其名美耳。”现代有楚辞译注者，竟直接注云：“申地的椒。”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查三峡古今地名未见“申”字，而花椒确实现今重庆以东峡江一带特有之芳香木实，是食品中常用的佐料，朝天椒(辣椒中尖、辣者)组合成独具地方特色的麻辣风味。想必屈原在家乡度过的岁月中，也曾品尝过这麻辣风味，因而使之入诗。 “菌桂”：《六臣注文选》：“椒、桂皆香木。”朱烹《楚辞集注》：“桂，木名。《本草》云：花白蕊黄，正圆如竹。”有学者释为木犀科桂树，误也。考也。考查菌桂与申椒连用及其特征，当是樟科所属之肉桂。现代《楚辞》释云：“肉桂，亦称‘玉桂’、‘牡桂’、‘菌桂’……樟科。常绿乔木……树皮含挥发油，极香。中医学上以树皮入药……嫩枝称作桂皮，常与花椒、胡椒、辣椒等为伍组合成盐卤食物佐料，既可增添香味，又有益健康。 “薛荔”：《离骚》：“贯薜荔之落蕊”，《山鬼》：“被薛荔今带女罗”。《楚辞章句》：“薜荔，香草也，缘木而生。蕊，实也。”对植物不甚精通的王逸误以为薛荔是草本植物。以致朱熹也沿用其说。其实，据现代植物学之分类，薜荔为桑科常绿藤本，亦称“木莲”，“鬼馒头”。其茎、叶、果皆可作药用。薜荔果实皮青个大，夏初成熟时富含乳汁，峡江民众常用作清凉可口之“凉粉”食之”。 “葛”：《九歌·山鬼》：“石磊大兮葛蔓蔓”。为豆科之藤本植物，藤粗长而木质化，根块肥大。富含淀粉，人中药，亦可加工食用。三峡之山区多产之，山民们称之为葛藤或葛根。旧时代山区粮食贫乏，多有挖葛根磨粉充饥；现在则加工成葛粉销售创收，营养丰富而颇受消费者喜爱。葛藤可加工成藤索和手杖。葛，是大自然给予山民们的馈赠。 “辛夷”：《九歌·山鬼》：“辛夷车今结桂旗”。《湘夫人》：“辛夷楣兮药房”。古代学者多注为“香草”，非也。辛夷为乔木中之香木，又名“木笔”属木兰科木兰属植物，与木兰、厚朴、木莲等同科同属植物大同小异。李时珍《本草纲目》载云：“辛夷经苞红焰，亦有白色者，人呼为玉兰。”《本草纲木》云：“辛夷花未开时，苞上有毛尖，长如毛，有桃红、紫色二种。”在三峡一带高山地区多有生长和栽培，因其在立春之后即早早开花，民间又称之为“迎春花”。 屈赋中所咏之木本植物，尚有桔、松、柏、桂等，不再赘述。至于神话传说中之“扶桑”、“若木”，笔者将在另文中探讨。 以上对屈原作品中所咏所涉之草木作了一番概略介绍。其目的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述说屈原对故乡三峡草木的一往情深。自然界之草木，只是他表达思想情感的一种载体，或者说是一种艺术意象。一些研究屈赋的学者，多承袭汉·王逸“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之说，现在看来难免失之浅薄。现代学者已有人对屈赋所反映的植物文化之渊源及深层意蕴探讨，读后受益匪浅。笔者受其启发，也试图探索这些纷坛香草木中蓄藏的深远丰厚之历史、民族、文化内涵。 可以说，屈原诗歌作品中浓重的植物文化现象，是古代三峡地区自然生态、历史演进等客观实际的真实反映，与三峡的原始文化有着深刻的渊源的关系，是氏族社会的遗风在屈原思想及作品中之自然折射与自然传承。根据古史记载结合楚辞研究学者所取得的成果，似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解读其中之奥秘。 (一)探其本源，可以追溯到原始氏族社会时期三峡先民的自然崇拜、植物崇拜。历史学家推断我国的原始氏族社会起于旧石器时代之晚期，而解体于新石器时代的末期。现代考古发现，二峡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存更是不胜枚举。这说明古代三峡地区曾经历一个蓬勃发展的氏族社会。被命名为“大溪文化”的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遗址，正是其历史象征。屈原所处的时代虽已是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但氏族社会的遗风遗俗根深蒂固地代代传承，对原始自然的神秘感仍留存深刻的印象，古人对周围自然环境中之草木所具有的祀神悦神、驱邪祛毒、治病健身神奇力量，由于不可理解而产生敬畏乃至崇拜，这是人类蒙昧期共有的现象。人类与植物之间有一种物质联系，人类的生活所需也多取材于植物，所以人对植物的崇拜，也可以说是对植物之精神回报。 三峡地区先民的植物崇拜，不仅大量遗存于屈原的作品之中，在已发掘的战国时代墓葬出土的文物中我们也见到了许多植物崇拜的遗存。在江陵马山一号墓出土有21件丝织品刺绣品，其花纹除几何纹、动物纹、人物纹外，还有许多精美的植物纹。据张正明先生研究：“植物纹多用花卉，偶而也用树木纹。”一幅名为《三头风》的刺绣品上，两只风鸟一左一右的头顶上皆生长着屈原钟情吟咏的兰花，盛开的兰花一朵朵向下垂吊着，长长的蔓枝上叶片对衬，由左右环绕着凤鸟……把楚人崇拜的动、植花图腾巧妙地组合在一起，不少楚墓中都发现有木雕的“镇墓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在江陵马山砖厂一土坑穴墓中，还发现有一件罕见的“木避邪”。它是在树根自然形状上雕刻虎、龙身和蛇足，维妙维肖……有人认为这是两干多前楚人的一件杰作，是中国根雕艺术之祖。其实，这草这木又何尚不是楚人植物崇拜之历史见证? (二)古三峡是巫人聚居之地，也是巫风炽盛之地。植物文化与巫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宛若一对孪生姐妹。巫师们之神通广大，主要是依靠手中掌握的两种武器：一个是祝辞咒语，用作心灵安慰和心理治疗。一个是植物药物，用作迎神驱邪治病疗伤。在举行巫术仪式的整个过程中，无一不仰仗于草木之功能。首先，“斋戒冰浴”、“浴兰汤兮沐芳”，要用兰、蕙、芷……这些地草洁身；而后祈祷上天，要熏烧香草木，以示虔诚，接着用“椒酒”、“桂朵”、“精米”……以迎神、悦神；有问卜者，采茅草为其卜之；有求安康者，巫以桃木为杖为其除凶降邪，以菖蒲作剑为其祛毒消疫……“古之巫书”的《山海经》中，有巫师在山上采药的记载：“有巫山者，西有黄鸟。帝药，八斋。”(《大荒南经》)“有云雨之山，有木名曰栾，禹攻云雨，有亦石焉生栾，黄本亦枝青叶，群帝焉取药。”(《大荒南经》)文中之“帝”即是巫的化身。还有许多草木药用功能的记载，如《中山经》载云：“半石之山。其上有草焉，生而秀，其高大丈余，赤叶叶华，华而不实，其名曰嘉荣，服之不霆。”(郭璞注：“不畏雷霆也。”)“讲山。其上……多拓，多柏。有木焉，名曰帝屋，叶状如寂，反伤赤实，可以御凶。”《西山经》载：“竹山，有草焉，其名曰黄灌，其状如樗，其叶如蒜，白华而赤实，其状如赭，浴之已疥，又可以已月付。”(郭璞注：“治肘肿也。”)“昆仑之丘……有木焉，其状如棠，黄华赤实，其味如李而无核，名曰沙棠，可以御水，食之使人不溺。”这说明古之巫者皆兼而为医。 植物之效用因巫师之发现与使用，使古人从巫术力量中想象草木所具有的神奇力量。将许多草木予以“神”化，并因神化而具有超越自然之神力。原本平淡无奇的茅草，因巫用于卜而关于尊为“灵草”，遍地皆生的疏麻，因主宰人类生命之神“大司命”用作送离居而誉为“神麻”；因奠祭神灵时用桂花和花椒浸泡过的水，被当作琼浆玉液而称之为“椒浆”、“桂浆”；松、柏，桔这些看似并无神力的树木，也因给夏人、殷人、楚人带来好运而作为“社木”祀之……可见在人类文明演进的萌芽期，巫文化与植物文化是相伴相生、相辅相成的。 (三)香草香木用于祀神的宗教性的典礼活动，使其与神结缘而在人们心目中神化。古今学者大多认同《九歌》是祀神乐章。在《九歌》里，祭祀用的肉要用蕙草肴蒸、并用兰草垫底(“蕙肴蒸兮兰藉”)；“湘夫人”出行与“湘君”约会时，要乘用桂木造的“桂舟”，舟上要用石菖蒲作“荪挠”，用兰草编织“兰旌”加以装饰；“山鬼”的着装全是芳香的草蔓：“被薜荔兮带女罗”(“女萝”俗称“蕙丝子”)；乘坐的辛夷树造的香草、车上用杜衡作车盖，梗着用桂枝编织的“桂旌”，手中握着“芳馨”的花草去约见情人……许多植物因在祀神中之作用升华为神物。 将芳草香花用作祭把，逐渐演变成一种制度。朱熹《楚辞集注》云：“春祠以兰，秋祠以菊。”一些植物也纷纷走进楚地民间的许多传统风俗节日，成书于公元六世纪的《荆楚岁时记》对此作了很珍贵的记载：“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长幼悉正衣冠，依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先以杨枝插门，随杨枝所指，仍以酒脯饮食”。“五月五日，四民并踏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避毒气”。“仲冬之月，采摘霜芜菁、葵待杂草干之”。……时至今日，三峡民间端午节悬艾、插蒲剑之旧俗未改，可见风俗之源远流长。 (四)植物中一些草木具有除疾治病、健身益寿的功能，也是造成古人对植物崇拜的一个很重要因素，芳香之植物多为草药，按中医理论，香能行气、开窍、化痰；外用能杀虫辟瘴驱邪炼成膏脂可以美容，作食物佐料可使品味诱人。 以屈原多次吟咏之兰草为例。《本草经》列兰草于“上品”’其功能是“利水道，杀虫毒，辟不祥，久服益气轻身不老，通神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称兰草“为妇人要药”，且谓“此草浸油涂发，去风垢，令香润。”张崇琛先生对楚人崇兰有精辟的见解：“楚骚之多咏“兰”，既因兰为南楚所习见，又因兰乃健身之良药，并进而升华为楚人崇拜之图腾及王族之象征。”再如菖蒲，也被《本草经》列为“上品”，谓：“菖蒲，味辛温，主风寒温痹，咳逆上气，开心孔，补五脏，通九窍，明耳目，出声音。久服轻身，不忘不迷，延年。”东晋道家、医学家葛洪所著《抱朴子》中，有数例久食菖蒲“不饥不老”、“冬袒不寒”、“长生”的记载。传说他曾在西陵峡口的磨基山上结庐炼丹，并常进峡中采食菖蒲。《道藏经》有《菖蒲传》一卷，称菖蒲为“水草之精英，神仙之灵药。”古人所说难免夸张，但却道出了当时人们的崇拜之情。 《离骚》吟曰：“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早在两千多年前，屈原就知道饮果木露、食菊花而健身益寿，而现代我国果露产品的开发则刚刚起步。由此看来，屈原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珍贵的遗产，也是丰富的物质资源；探讨与研究屈赋中所蕴含植物文化，是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经济建设的需要。 “路漫漫其修远今，吾将上下而求索。” 注释： (1)邱宜文：《从‘九歌’之草木试论香草与巫术》，《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5期 (2)张崇琛：《楚辞文化探微》新华出版社1993年 (3)张正明：《楚辞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主要参考书目 (1)陈伟烈等著：《三峡库区的植物与复合农业生态系统》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2)吴征镒主编：《中国植被》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3)张崇琛：《楚辞文化探微·楚辞植物文化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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