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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欧洲经济长期表现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前工业化时代的欧洲内部小分流”，1300-1800年间，欧洲内部出现有差别的经济增长，西北欧（低地国家和英格兰）在14至18世纪经济持续上升，发展为最繁荣最具活力的区域，而同时期的欧洲其他地区却出现停滞或衰落，如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等。小分流的现象被各种研究数据所证实，如De Vries的城市化数据，Buringh的书籍生产量、消费量和农业生产率，以及Van Zanden研究的议会活动指数。西北欧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小分流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如何解释小分流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 争论围绕现3种假说展开，第一种“制度变迁说”，包括社会政治制度（如议会）和人口制度（如欧洲婚姻模式）变迁；第二种是“大西洋贸易说”，主要支持者是Robert Allen（罗伯特·艾伦）；第三种是“人力资本形成说”，代表学者为Van Zanden本人。他认为Allen关于欧洲实际工资的考察是目前最综合的验证各种假说的研究。Allen的结论是：国际贸易，而非制度变化，是造成欧洲内部分流和工业革命发生的根源，政府影响和识字率都不能解释西北欧的经济成功。 这一结论与以往强调欧洲内生优势的论断大相径庭，强调内生优势的学者认为：西欧的特殊政治经济，特别是君主与议会所代表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创造了适合欧洲经济增长模式的制度环境。此说有两种版本，一种强调“光荣革命”作为专制主义和议会政府的分水岭，认为光荣革命为工业革命创造了制度环境；另一种认为早在中世纪，君主和臣民间的权力结构已经开始酝酿变化，这种制度变迁直到光荣革命才重新被人们重视。但如果按Allen的结论承认国际贸易是欧洲崛起的主因，那就意味着欧洲崛起更多依赖的是外来刺激从而弱化了欧洲内生制度优势。那么究竟是贸易影响还是内生制度造就了西欧崛起和欧洲分流？Van Zanden希望在Allen的基础之上对他的研究进行重审。通过新数据和新方法（两阶段最小平方法）建立新的模型，对制度经济学（强调政治制度的作用）和统一增长理论（注重人力资本形成）的假说重新进行验证。 Van Zanden首先对Allen的数据和变量选择进行评估，艾伦收集了55个国家的数据样本，Van Zanden将此样本扩大到至80个，新增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瑞士、葡萄牙和爱尔兰等国，同时修正相应变量工具。他指出，Allen使用安德鲁·施莱弗设计的虚拟变量（dummy variable）区别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国家，错误地把波兰识别为共和国，这导致制度变量在他的回归分析里不起作用；同时Allen对于识字率的估计有误，这导致人力资本的作用被低估；为计算农业效率而使用的农业生产率，是一个“内生的”与城市化、实际工资和人地比率联系在一起的变量，该变量在回归分析里显示正相关不具有说服力。 为修正以上错误，VanZanden教授启用新的变量，如用“人均GDP”取代Allen的“技工实际工资”来表达西欧的经济增长，用“议会活动指数”取代虚拟变量表示制度影响，用“商船尺寸”指代贸易量，用“书籍消费量”取代识字率，用“城市化率”表达结构变迁（放弃了艾伦曾经用的原始工业化率），选择“收益率”来代替“农业生产率”，他认为看似过时的收益率其实更能准确表现农业效率的进步。 在具体讨论中VanZanden对人力资本形成的要素最为重视，他强调人口模式、宗教信仰和书籍消费对人力资本产生间接或直接影响。Van Zanden教授研究中世纪北海区域的婚姻模式后发现，人口变化的意义早在中世纪就被时人认知，对人口数量的约束和对人口质量的需求带来了儿童教育投资的增加，由此也促进了人力资本的形成。同时根据Van Zanden教授的计算，宗教信仰和书籍消费通过增加人力资本，也对经济增长也有重要影响。 通过回归分析VanZanden发现：驱动GDP增长的外生因素是新教和人口变化，两者通过人力资本的形成发挥作用；其次是议会制度和圈地，议会制度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圈地运动通过对农业生产率发生影响进而促进经济；第三是不断降低的人地比率通过影响工业、贸易和经济规模发生作用；相反，Allen强调的贸易量对GDP作用却令人惊异的弱小。在Van Zanden教授看来，艾伦过分重视大西洋贸易，其实在1500年左右，除了德国和荷兰商船垄断西北欧贸易外，同时期的意大利商船正主宰地中海的市场和贸易。数据显示意大利在地中海的贸易量和西班牙、英格兰和德国在大西洋的贸易量相当，但巨大的贸易量并没有带来南欧经济的持续增长，反而在1500年后出现停滞，这说明还有其他的因素在发生作用。 Van Zanden对于人力资本形成的作用修正了以往的研究结果，如有学者曾认为在20世纪以前，识字率和教育对前工业经济增长完全没有影响，真正带来西北欧崛起的是工业技术的进步。另一个重要发现是验证了宗教对人力资本形成的作用，新教并不直接作用于人均收入而是对书籍消费量发生影响，22%的书籍消费增长都归因于新教，因此可以说宗教通过影响人力资本形成，进而促进近代早期的经济增长。而制度因素主要是议会的作用，如Van Zanden在上一篇议会制的研究中所言，议会制限制国王权力进而降低商人财富被征收的危险，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因此活跃的议会有利于技术发展和农业增长。 有别于艾伦的“西欧经济增长来源于国际贸易”，Van Zanden更加认同欧洲拥有独特内生优势，他认为西欧人均GDP增长主要是由人力资本和制度优势驱动的。 节选自《量化历史研究》（第一辑） JanLuiten Van Zanden现任荷兰乌德勒支大学全球经济史教授，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安格斯·麦迪森名誉教授和南非斯坦凌布什大学名誉教授，同时担任国际经济史学会名誉主席。2011年Van Zanden教授被皇家科学院授予“学院教授”（Akademiehoogleraar）,2003年获荷兰科学研究组织（NWO）颁发的荷兰科学界最高荣誉“斯宾诺莎奖”。Van Zanden教授关注欧亚长期经济发展，其主要著作和论文包括：《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北海区域的欧洲婚姻模式和劳动力市场分析》（The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 (EMP) and Labour Markets in the North Sea Region inthe Late Imperial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Period, with Tine de Moo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3(1)(2010),1-33）; 《通往工业革命之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1000-1800年》（The long Road to the IndustrialRevolution: The European Economy in Global Perspective 1000-1800. (2009) GlobalEconomic History Series 1, Leiden: Brill）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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