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为社会而设的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这是老子对天道与人道的理解，与其说是一种理解，不如说是一种对历史的概括认识，道家盖出于史官，道家之学，本乎人事而察于天道，那中间的道理都是欲穷天人之际的。 从天道人道的这种本性出发，自然会生出无为而治的主张。因为人道如此势利熏心，人的作为自然多在损不足而奉有余上做功夫。封建的宗子惟城，专制的郡县封疆，豪强的鲸吞兼并，巨富的横征暴敛……凡此种种，在历史上如家常便饭的把戏，几乎无一不是损不足而奉有余，使不足更加匮乏，使有余更加富足的。像这样的“为”，只是一味拉大贫富之间的距离，进一步加深社会分化，对一个社会的健康走向来说，这样的“为”有不如无。 道家对人为的消极态度，便本自它对人道的消极看法，二者是密切联系的。但是，不管人道如何不堪，人是不能通过消极的无为来走向自由的，人可以摆脱政治，但不大可能彻底摆脱社会生活，道家给人提示的无所待的前景，或将在人的心灵中止息，却根本无法在人的现实中依存，餐风饮露，既违背生命的规则，也不合社会的秉性。人只能即色即空，难以缘空制色。不与万法为侣的人根本不是人，这才是人的宿命，也是道家的死结。 老子骑牛出关，但今天我们知道，关外也有人情人世，由中亚而阿拉伯、北非、欧陆，越洋而西尚有印第安人的世界，这天地间哪有纯净的天和安详的地？鸡犬之声相闻，人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把这种小国寡民当成无为而治的依据和基础。殊不知在鸡犬之声相闻的间距内，竟然老死不相往来，只有世仇才能做到。本意是要让人素朴地超然于有为，却把有为强化到彼此中仇的程度才能做到，这也算是对老子无为寡民之说的一种反讽吧？ 孔子说“我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便是看到了这一点。后世道家常讥笑孔子不识天道，但是在对自身的有限性之认识上，道家又何尝能见到孔子的深刻与稳健？人是不能与鸟兽同群的，鸟巢禅师固然与鸟兽同群，但他终究还是要对人说法。协作使人摆脱了自然乌聚，走向社会分工，人对人的依存再难化解，这不是用简单的反文明反进步的极端主张能够逆转的。在这一点上，孔子的入世精神正体现一种坚强的态度。 即便人们单方面与社会断绝来往，社会也不会轻易把他排除在外的。即如陶渊明，虽然自称心远地自偏，但田父有好怀，自然也是红尘中的一种瓜葛牵绊，便是水穷云气的桃花源，说到底也是人和人之间搭建的一个平台，也是一个社会模式而已。只是在其间盘桓数日的渔父有如何能见得桃花源的社会结构是如何协调如何运作的呢？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设若一个人去别人家做客，前后只有三日，他又怎能了解那一家的难念经呢？ 前些年曾经有过一个出国的人，回来吹嘘外国人人际关系如何单纯，言外之意中国人只知道窝里斗，把人际关系变成一种内耗。这论调本没什么奇怪，无非是新文化以来批判国民性的滥俗翻版。我只是觉得奇怪，像他那样出国不到三个月，按说根本就无从了解国外的人际关系之概貌，何谈国外人际关系单纯与否呢？我们随便翻开一本巴尔扎克、狄更斯、马克吐温、陀思妥耶夫斯基、杜拉斯、森村诚一等人的书，就可以看得出来，国外的人际关系一点儿都不单纯。单纯的只是那些一相情愿的势利之心而已。 诚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人际关系、社会结构乃至社会关系的性质，可能有诸多不同之处，但这不同之处都只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对个人而言，却没有太多的意义。即便一个法国人和一个中国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也不能说明那个社会更复杂，事实上社会的复杂程度的差别对个人来说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现代社会，除了像塔西提岛那样的初民结构之外，其他地方的社会复杂程度，都绝非任何个人力量能够协调整合的。我们的力量举不起一百斤重的东西，同样我们的力量也举不起五百斤重的东西，那对于我们的力举来说。这两件东西又有什么区别呢？ 社会性是人的基本属性，但不能算是第一属性，人的第一属性依然是生物性，但人成其为人在于其社会性，形成社会是人的一种后天本能，时至今日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自然趋势。对文化来讲，社会性应该算是第一属性。考察文化事物，特别是公众性质的文化事物，我们不得不从社会性这个立足点入手。 文化发展，使社会结构趋于复杂，最初的渔猎结构，进化为后来的耕作养殖纺织结构，在进化到更繁琐细致的社会分工。社会结构趋向越来越复杂，到今天地球已经被人看成一个村子的时候，社会的复杂性已经远非一个个人能够独立整合的。社会的这种不断分化，要求人们拿出相当的才智精力，来协调整合社会关系，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政治。体现政治意志协调管理社会事务，是社会趋于稳定的团体，即是政府。 我想，这个表述也许更能够体现现代社会的政府含义。社会是人在进化过程中制造出的一个强大的异己力量，每个人都不大可能是狮子等猛兽的对手，但在社会面前，狮子等猛兽却不堪一击，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但是有一天，社会强大到不仅可以遏制狮子的威胁，甚至可以把狮子关在笼子里供人观赏了，人却发现自己对社会也无能为力了，人正在被自己创造的社会深刻地异化着。虚其心实其腹的自由主义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没能真正实现，欺压良善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自由主义却屡屡在历史上公演。 回头看一部两千年的政治史，差不多就是政治能否适应社会稳定需要的历史。当政治用自己的手段，推动和激化社会两极分化，公然操弄损不足奉有余的勾当的时候，政治就会破产，社会就会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达到新的平衡。每到此时，就必然经历大的震荡，社会生产力遭致严重破坏，旧有的社会关系解体，但这种社会震荡却不能形成新型的社会关系，于是新的社会平衡其实也只能是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社会进入新一轮的循环，直到政治又从损有余而补不足的革命转入损不足而奉有余的反动，社会开始进入下一轮自我整合、这也许可以算是中华民族一部政治社会史。 古代中国的所有政治变革，都无一不指向限制豪强兼并，稳定社会公平。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政治动荡，几乎无一不伴随着土地所有关系被颠覆，无一不伴随着兼并的扩大化和贫富难以遏制的两极化。这就意味着，政治已经不能解决社会问题，不仅如此，政治还可能转而造成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每到这种时候，就是中国社会“改朝换代”之际。 政治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的。人不能脱离社会，老子可以骑着一个牛出关远去，但总不能每个人都骑着一头牛逃难一样跟着老子一同出关远去。老子撇下了这个社会，投入另一个未知的社会，但这个社会还要继续维持下去，孔子还要在这里“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就是现实。于是人跨过了无为而治，有了真正的政治。 对社会来说，政治意味着一种组织能力，意味着一种效率。它符合社会稳定的需要的时候，效率就高，同样它效率高的时候，通常都能支持社会稳定；同样，它与社会稳定的需要相冲突的时候，效率就低下，同样它效率低下的时候，通常都会危害社会稳定。这倒不是中国一国国情如此，寰宇之内普天之下莫不如此。 近年来，一些清高者耻言政治，以为政治之肮脏即便听上只言片语都会玷污了自己纯洁的文化耳朵。岂不是政治正是社会事务的主要凭恃，而社会事务恰恰是文化的主要内容。一个文化耳朵，耻于听到政治的声音，就像一个只能以鸡肉为生的人却绝不肯听人说起鸡蛋一样，若非一番做作，就是满腹茫然懵懂，实不知根本所系，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事实上，政治是为社会而设的，人的文化已经不能摆脱社会这个平台，政治就成了人的宿命。这其实真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因为到现在为止政治智慧也很难跨过记吃不记打的门槛。政治只能在损有余而补不足与损不足而奉有余的两极中震荡摇摆。人的解放不能凭制度，就像人的自由不能仰仗政治一样。与社会相比，政治总濒临反动边缘。因此政治只要不太坏已经谢天谢地，谁会去期望政治好到风调雨顺连凤凰也飞来凑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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