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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生存与命运的大书 ——读格罗斯曼《生存与命运》
陶林
书读得多了，就会在内心中有确切的区分：每本书对不同的人而言都肩负着不同的使命。此言听来像一句漂亮的废话，因为书本身就有不同类的么，有小说诗歌，有教科书，有宣传册子，有知识工具书等等——当然，我并非是指书籍在第一眼看来的类型分别，而是说生命和灵魂的意义，比方作家莫言说他在荒寂无书可读的年代里，把一本《新华字典》给读烂了，读成了文学启蒙的杰作；再比方说爱迪生早年曾经饱读一部法拉第的传记，并把它看成指导一生的《圣经》。 人的一生中，不会有为上帝为你预先开好书单，也无从知道自己会遭遇一部怎样的书，它会在你不经意的阅读中将怎样改变你。这种变化，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基因突变，能够突然地把一个人从惯常的思维和陈见中抛出来，进入到连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境地。不过，随着阅读量的几何级数增长，这种能够造成我心灵突变的书越来越少了。 最近，中信出版社给我寄来了年内新出版的前苏联作家格罗斯曼的《生存与命运》，一部厚达900页的长篇小说作品。在打开邮包的时候，我还猜度是这么沉的一部是什么样书，然而，在打开邮包的一刹那，我知道自己又遭遇到一部能够深深影响我内心的经典了。 有关《生存与命运》这部书以及作者格罗斯曼遭遇，有心的读者上网搜索一下，都很容易查到。曾经在梁文道先生的视频节目里听他介绍过这部书：书，曾经是苏联的禁书，作者本人也曾受到不公正待遇。不过，这对于熟悉俄罗斯—苏联文学的读者而言，绝不是阅读的理由。类似格罗斯曼遭遇的俄苏文学大师可以开出一列长长的名单，且他绝非境况最坏的那个。 由于非文学专业出身、且长期担任记者，格罗斯曼的写作很清爽简洁，多用白描的语言和直白的叙事，没有诗人帕斯捷尔纳克那样优美、空灵、所诉如泣的文笔，或者像普拉东诺夫的《基坑》那样荒诞不经，更不似写作《大师与玛格丽特》的布尔加科夫那样出神入化、匪夷所思却同时能令灵魂震撼。显然，作为经典，在“文学性”方面似乎打了点折扣。就思想性与批判性的深刻性，似乎也不如索尔仁尼琴。甚至就故事所写作的诸如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惨烈，战争生活的艰辛，在肖洛霍夫、邦达列夫、爱伦堡等大批作家笔下，也能受到充分感染。格罗斯曼并不独特。 可是《生存与命运》还是深深吸引了我，源自那种纯粹于人灵魂共通的、巨大的悲悯感。这种悲悯感，无法用宗教般呼告性的语言写出。只能在《生存与命运》七十五万字叙述的点滴中慢慢渗透，每个字如同穿凿冰山的一滴水，当叙述完成了，那种抱有陈见的冰山则完全消融了，变成泛滥内心且宽容万千的大海。这是作家心态的“移魂”，我很乐意在阅读中慢慢领受到格罗斯曼心境的变迁，我中无我，无我而我，纯粹地叩问“生存与命运”。 小说《生存与命运》记录了卷入到“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几乎所有人“生存与命运”，从斯大林希特勒到各自的元帅、方面军司令、军长、师长直至普通一兵，写到了坦克手、飞行员、炮兵、步兵、后勤甚至红军政委与党卫军头目，写到前线的难民，大后方的国民，纳粹集中营里的囚俘，也写到“契卡”劳改营里的“清洗对象”，写到了普通的俄国人，也写到了普通的德国人。如此密密匝匝的人群，各有侧重地活在小说的叙事里，为“战争”这唯一的主角而绞杀。倘若依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标准来看，这部小说真的很标准，甚至还是“主旋律”的。 由于接触到的思想资源有限，格罗斯曼主观上并没有力图剖析“极权主义起源”的意欲，而是，用他自己明白的话来陈述，他更想狠狠地批判的，是“官僚主义”。他曾经是《红星报》的记者，虽然是第一位进入到解放了的纳粹集中营记者，但他并没切身进过“古拉格”劳改营；虽然他不似西蒙诺夫这样极尽龙宠，但“党和人民”并没有像对待曼德尔斯坦姆、索尔仁尼琴等人那样狠狠对待过他。格罗斯曼内心中曾有过的最大不平静，就是犹太人在德苏两国共有的悲惨命运，可是由于斯大林不提倡，他也并没有认真追究过。像索尔仁尼琴那样为“群岛”里的冤魂控诉，对“苏联”的彻底否定，绝不是格罗斯曼的立场。 小说中有经典“批判性”的段落，是一位纳粹党卫军上校约谈集中营里的老布尔什维克，大致说其希特勒纳粹德国和斯大林苏联实质是一样的——但就历史而言，这是没有说服力。毕竟苏联志在建设一个新世界（实验的成败是另外一回事），它“清洗”掉的人远比志在“毁灭全部旧世界”的纳粹之灾要少得多。小说里也有果戈里式的讽刺，不受待见的核物理学家维克多·斯特拉姆因为斯大林的一句问候获得了“钦差大臣”般的荣耀，都只能算作者对“官僚主义”的批判。 在我看来，对于写作一本大书，作家的政治态度越不鲜明越好。无论历史有怎样的是是非非，人的大部分生活是在是非之外存在，具体而微的，不过是一天天领受临到自己头上的命运。“国家社会主义”和“苏维埃社会主义”、侵略与反侵略之间的大战，命运均匀地摊到每个人头上，大家都难捱。纵然西方评论界盛赞《生存与命运》是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实质上两者区别还是巨大的。《战争与和平》是托翁鼎盛之年的力作，时时能感受到这位大师恃才炫技的灿烂。而早中年的格罗斯曼只是个称职的记者，并不是个才华横溢的大师。一直以来，他心很小，很谨小慎微。《生存与命运》也只是他努力在“解冻”的风潮下，对自己的一次革新与调整，然而却成了一次高贵的天鹅绝唱。 这个似乎后半生郁郁不得志的作家，写作之时，心中压根就没有揣着那本写了很多法语、很有贵族味的《战争与和平》。格罗斯曼写了一辈子“主旋律”小说，到了晚景，他无法忘怀那些一个个曾经在他眼前笑谈、交流、谈论姑娘、说政治笑话、骂伟大领袖的鲜活生命。他们不是为某个“意义”、“主义”这类政治词汇活着，只是为“生存”而活着，为生存的自由而活，左右着他们的，并非超人的“意志”、抗争的“悲剧”这些美学词汇，而仅仅是冥冥中的“命运”。这其实是我们生生死死绝大多数人共同承担的东西，我们的生存，与我们的命运。 可以想见，格罗斯曼在打字机上一个字一个字敲打这部巨著时，不断跳到他眼前的，一定是那一个个有血有肉、有音容有笑貌的脸。他们与格罗斯曼相遇、交谈、道别，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庞大的历史当中。他们生存过，战斗过，受苦过，努力过，挣扎过，恨过，爱过，大多数人无声无息地死亡。有得被集中营的毒气残忍地杀害，有的被轰炸机和火炮撕裂，有的“被自己”人清洗、逮捕、拷打，有得被俘虏、为一口活命的食物而挣扎，有的却把自己的食物送给被俘的纳粹军人，有的为了做一次妈妈而甘心走向焚尸炉…… 如此之多的人，却只有一个人——格罗斯曼能够讲述他们。因此，可以想见，写作中的格罗斯曼是多么地丰富，多么地开阔，他努力坦陈自己的所见所闻、真情实感和真心实意，用笨拙的白描，写了这部厚厚的小说。他不需要自己太多意见，也没有感受某种未来的召唤，去做到“像某某某”那样“伟大与经典”，只是想赢得那些经历过共同命运的人一起共鸣。只消不轻易辜负死者与存者的期待，唤起他们记忆，赢得读者的赞许，与每一个生存与命运中的人相比，基于历史的争论和批判都是苍白，悲悯如海：人们都是如此身不由己，何苦还要互相残害！ 尽管巴尔扎克说“一部小说就是一部民族秘史”，但实际上，能担得起如此重任的书籍少之又少。这涉及到一部小说产生的成本问题，每本书貌似都有纸张和油墨组成，显而易见，每本书的含金量大不一样。这跟写作者的才气毫无关系，还要看他能够历经的生存与命运的厚度，以及经历沧桑过后他内心中依旧饱含的热诚。 作为一次深度的追忆，《生存与命运》展示了一个并不够“文学”的作家所能达到的灵魂极致。20世纪中后期的小说越来越聪明、结构机巧、才华横溢，但聪明的极致，也容易遮蔽叙事艺术的其他要素，譬如诚恳、悲天悯人与海纳百川等等。这一点，是心中没有“现代”、“后现代”小说坐标的格罗斯曼得以至今为我们捧读的魅力所系。 长久以来，我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是如此热爱阅读俄罗斯文学，或许隐隐中有种同命相怜的悲悯感。这种感受，觉不是针对某事某地，某段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等等。不是那么地具体，形而下的，而是一种油然的，对两大国家，两大民族共同命运轨迹的悲悯。沉重，苦难重重，强权与真理，自由与平等，触碰到哪一块都是心痛。痛不仅在此，其实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更致命的，是那种宿命的循环感，旧痛未消弭，新痛似乎又隐隐欲发。正如新晋的诺贝尔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女士所说的：“常常有人问我问什么总写悲剧？因为这是我们的生活。” 观察俄罗斯的“民主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有个奇怪且宿命的趋同，就是改着改着，社会在文化进步方向上愿力和动力似乎都冷淡了，俄罗斯青年变成作家佩列文形容的“百事一代”，粗鄙、疏远文化、拒绝阅读，中国青年中反智反文化的趋向大致类似。《生存与命运》的出版与轰动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事情，为了了解它在今日俄罗斯的影响，我还特意联系到身在俄罗斯读文学的朋友，让她去调查一下身边俄罗斯文学系的同学的看法，结果是当代俄罗斯青年其实对之知之甚少。这不禁不令人唏嘘。 在我看来，读好书使人慈悲，如果哪位读者想了解人类灵魂深处那“博爱众生”的情愫如何不自禁产生的，那么百部佛经不如这一部小说，不妨读一读格罗斯曼的这部《生存与命运》。 作者：陶林 《生存与命运》前苏联瓦西里·格罗斯曼著 严永兴、郑海凌译 中信出版社2015年10月1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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