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的三首珍贵的佚诗

 

 

 

戚继光的三首珍贵的佚诗

 　曲树程 蔡玉臻

　　今传清光绪刊本戚继光诗文集《止止堂集》五卷，内《横槊稿》上、中、下三卷，上卷为诗集，共收诗211首(内《露坐观飞虫扑灯赋》一篇未计)，诗集后附录了从《盘山志》和戚继光的儿子戚祚国等所纂《戚少保年谱耆编》中辑出的诗25首，总计236首。《年谱》中还记有戚继光万历十年四月《游铁冶涌泉湖》和同年七月《游翠峰寺》诗二首被漏辑。以戚继光的文学才华和敏捷诗思，他的诗作肯定不止此数。据戚继光逝世前为家庙“孝思祠”修成而作的一篇祝文中追述，他晚年调任广东总兵官后无所事事，乃“复取《纪效新书》仇校，梓于军幕之中；及所撰《止止堂集》等书，亦得删拔其四五。”这被删拔的近半数的作品中，无疑包括着诗歌。它们当时或留传在世，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大部分散失不存了。个别篇章，幸得在某些史志古籍中保存下来。笔者辑得三首，甚感珍贵，谨录示于此，以飨读者。这三首佚诗，无论对了解戚继光的生平思想，还是对研究戚继光的诗歌艺术，都是很有价值的。

　　一、《部兵戍蓟》

　　叱马过幽州，横行北海头。

　　朔风喧露鼓，飞电激蛇矛。

　　奋臂千山振，英声百战留。

　　天威扬万里，不必侈封侯。  

　此诗手稿照片，现藏蓬莱档案馆，原是从一堆废旧档籍中发现的，不知来自何处。既是照片，可知近代曾流传过，现在经过摹写放大，悬展于蓬莱水城新修之太平楼厅壁。原稿诗末附注：“戊申九秋奉天使巡狩过幽州道上句”，下有“戚继光”落款及印章。诗题原无，系笔者拟加。

　　   戚继光十七岁袭职登州卫指挥佥事，二十一岁即奉命“部六郡良家子践更蓟门”(《年谱》)。蓟门，与诗中所称之幽州，皆指蓟州镇。明政府为防备蒙古族鞑靼铁骑的入侵骚扰，在北方设置了九个边防重镇，蓟州镇是其中之一，它直接卫护京师，位极重要。为加强防卫，除本镇兵外，每年从山东等地选调精良士兵轮番戍守，“部六郡良家子”意即指此。卫指挥佥事职位在卫指挥使、卫指挥同知之下，分管后方练兵屯田之事，原无资格任此重要职务，戚继光受任此职，是因为上级看中了他三年来在佥事任上表现出来的优异政绩和军事才能。实际是代理的性质，所以《年谱》用了“践更”的字眼。由于代理得非常称职，五年后二十六岁的戚继光升任都指挥佥事，负责整个山东沿海备倭事务。此诗注明“戊申”，为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正是诗人二十一岁首次都兵戍蓟。这时戚继光的思想心态精神面貌，正如他自己后来回忆所述：“自觉二十岁上下，务索做好官，猛于进取，而他利害劳顿皆不屑计也。”(《止止堂集·愚愚稿上》)正是这种“猛于进取”思想的灌注，形成了此诗飙举凌厉、不可遏抑的气势。特别值得赞赏的是诗末二句：“天威扬万里，不必侈封侯”！只求国威远扬、震服胡虏而不去侈论封爵奖赏，这种置国家利益于个人名利之上的仕宦观念，对于一个初入仕途的青年将领来说，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年谱》自嘉靖二十七年至三十一年，每年皆有“春正月戍蓟门”的记载，这说明戚继光部兵戍蓟是连续五年每年一次，而不是一去五年不返。但是一年一次的戍期是多长，《年谱》却未说明，只在嘉靖三十年记有“是夏五月撤防”一事。据此，王业献《戚继光》(中华书局1959年版)一书，断为“每年春去夏回”。戚继光的挚友汪道昆为戚继光作的《墓志铭》中有“部六郡良家子入戊春秋”之语，故蒋大椿《戚继光》(载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云为“每年一度，春去秋回”两书所云相差一个季度。看来是个小问题，但对理解戚继光这个时期的诗歌，落实诗句的含意颇为重要。谢承仁《戚继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虞裴明《戚继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等书皆略言每年一次。现在我们看到戚继光自己注明“戊申九秋”，结合《年谱》、《墓志》所记，那么可以断定戚继光蓟门之戍是每年正月出发，秋末返回，在外三个季度，这样连续五年。其间嘉靖三十年夏季五月返里，是因为母亲病危。父亲已经去世，戚继光作为长子，不管公务怎么重要也必须回家。他在家住了两个多月，至八月母亲去世，他料理完丧事，又回到蓟门，故有著名的《辛亥年戍边有感》之作。然则诗中名句“每经霜露候，报国眼常明”生动表明，诗人其时正在边防前线。我们可以想象出他那荷戈伫马、全神贯注、百倍警惕地注视着前方的威武形象。

　　二、《蓟门雨霁》

　　阳光隐现塞天昏，一半山容带雨痕。

　　新水乱浸黄草岸，残烟淡衬绿杨村。

　　胡收野马休南牧，汉有雄师在北门。

　　筹国莫矜无战伐，闻看游骑猎秋屯。   

　  此诗辑自清道光重修《蓬莱县志》。戚继光的戎马一生中有两个时期戍守蓟州，一是二十一至二十五岁期间以登州卫指挥佥事之职一年一度值戍；二是四十岁至五十六岁期间以总理练兵事务和总兵官的身份专职镇守。诗既收人《蓬莱县志》，则可断定作于登州戍蓟时期。

　　   诗前四句扣题写雨霁之景。后四旬书怀言志，向伺机南侵的鞑靼胡虏发出警告，提醒当国者莫要满足于边境的暂时安宁，要时刻警惕敌人人侵的动向。“胡收野马休南牧，汉有雄师在北门”二句，慷慨豪迈，富有气魄。诗中雨霁景象的凄凉暗淡，隐含着诗人预感边患随时可能发生的忧虑。据《年谱》嘉靖二十九年春正月记述，时年二十三岁的戚继光“频年戍蓟，习蓟事，甚悉幸旦夕无北寇患耳。”鉴于“蓟为都城唇齿”而防卫不力，他特地向朝廷进献了《备俺答策》。俺答是当时鞑靼诸部势力最强的一个首领。《备俺答策》的具体内容我们今天虽不能详知，但可肯定是针对蓟镇积弊而提出的切实可行的边防措施。可惜“当道奇其才而不能用”。本年秋九月，果然发生了“庚戍之变”，蒙古骑兵一举冲进了长城古北口。结合《年谱》上述所记，我们会更加深刻理解此诗的现实意义和诗人爱国主义的远谋卓识。

　　戚继光精于七律，今存240余首诗中，七律几乎占了一半，戚诗慷慨悲壮的爱国主义佳篇名作也多是七律。值得注意的是，这首七律却不完全出自他的独创，而是脱胎于唐代诗人雍陶的《塞路初晴》。雍诗原为：“晚红斜日塞天昏，一半山川带雨痕。新水乱侵青草路，残烟犹傍绿杨村。胡人羊马休南牧，汉将旌旗在北门。行子喜闻无战伐，闲看游骑猎秋原。”仔细阅读比较，不难看出二诗之不同，主要表现于尾联所揭示的诗的意旨。雍诗“游骑”是指守边将士，全诗旨在表现诗人看到边境安宁无战、将士闲暇射猎情景的喜悦。戚诗一反其意，以“游骑”指鞑靼骑兵。北方游牧部族每于秋高马肥之时举行大规模的射猎，以为战争前的军事演习，“游骑猎秋屯”正是当时筹国者所面临的严峻可忧的现实。同样的边塞雨霁之景，由于诗人所处的政治背景不同，诗的情调意旨迥异。戚诗借用雍诗而“夺胎换骨”翻新出奇，显然具有更高的思想境界和特殊的政治警示作用，是雍诗无法比拟的。律诗的创作，通常要在尾联把诗的意旨含蓄委婉地揭示出来，从而画龙点睛，造就全诗的思想灵魂和艺术生命。戚继光的律诗普遍具有这一特点：而这首佚诗，就是在这一点上摆脱了蹈袭之嫌，成为戚继光自己的诗。联想起毛泽东同志生前“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卜算子·咏梅》词，成为文学创作“古为今用”的范例；富有创新意识的戚继光，他早期的这首七律，似乎也可看作是借鉴古人的一个成功的尝试。

　　三、《题万年宫壁》

　　一剑横空星斗寒，甫随平虏复征蛮。

　　他年觅取封侯印，愿向君王换此山。 

　　万年宫即武夷宫，在福建崇安县武夷山之九曲溪口，大王峰麓。始建于唐朝天宝年间，历代增修，至明代规模臻于宏伟。隆庆元年(1567)十二月，在抗倭战争中建立了盖世功勋的戚继光，奉命离开战斗了十二个春秋的南方战场，北上防边，镇守蓟州。路经武夷山，游万年宫，题此诗于宫壁。诗辑自《武夷山志》。

　　其时长期为患东南沿海的倭虏，在戚继光和谭纶、俞大猷等爱国将领的联合抗击下，基本上已经扫平，而北方时称“土蛮”的鞑靼诸部气焰却日愈猖獗。戚家军尚未得到喘息，诗人的战剑血迹未干，便又奉命北上。“甫随平虏复征蛮”，如实记录了这一南北驱驰、马不停蹄、人未下鞍的转战过程。

　　    “他年觅取封侯印，愿向君王换此山”，第一次明白宣示了诗人功成身退的思想。功成身退，首先是功业有成，然后急流勇退，离开已经得到或即将得到的荣华富贵。它有避世隐逸、全身远祸的成分，但其前提和主体是为国家人民作出贡献，勇于超脱世俗名利之累。它应该属于古代爱国主义思想范畴，今天为其正名，不妨称作历史上一种清醒的、明智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最早的典型可追溯到春秋时期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复国、功成而去的范蠡，后世正直有为之士多所效慕和继承。戚继光生逢国家多难之秋，他怀抱着“孤忠”、“国愤”，踏上了杀敌报国的战斗行列。功业未成，猛于进取，他豪迈自信地高唱着：“天威扬万里，不必侈封侯”，“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韬钤深处》，那时还谈不上功成身退的问题。在与倭寇出生人死的战斗中，戚继光显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立下了卓异的战功；同时，他也感受到政界的互相倾轧，文臣的掣肘疑忌，武将的处境艰难；渐渐地滋生了功成身退的思想。“平身却遣群鸥笑，一片孤忠两鬓斑”(《关岭寺有感》)、“不因国愤冲双鬓，便与支公老翠微”(《宿阿育王寺》)、“何时投传来东海，便向蓬莱一卜居”(《援闽过平阳》)，写在战斗间隙里的这些诗句，便是这种思想的隐约流露。对于这次奉命北上，戚继光一方面对破虏安边满怀自信，认为是再一次大显身手、建功立业的时机到来；另一方面他也清醒虑及，蓟镇地傍京师，直接受朝廷挟制，所作所为难免不受到更多的猜忌谤议，前途将不是会一帆风顺的，他在奉命后所上《请兵破虏四事疏》中就明讲过“掣肘多而便宜难，议论多而责效速”的忧虑。他怀着这种思想矛盾游万年宫，观赏武夷山的幽美景色，于是，久蕴心底的功成身退思想，便凝结成幽默形象的诗句，脱口宣示出来。

　　   戚继光到蓟镇后，不出所虑，他的请兵破虏、“直捣祁连”的壮志宏图，受到各方面的阻挠限制，始终未能实现。幸有张居正等正直朝臣支持信任，使他能在有限的条件下，致志于修墙、筑台、练兵，努力作出成绩和贡献。即使遭谗蒙忌，久功不封，也依然秉持“孤忠”，自白自慰：“但从使者传封事，莫问将军问赐貂”(《登山海关之观海楼》)，自比为红颜贞女，“不怨夫婿未封侯，愿持妇德如金瓯”。(《人关述》)，把忠贞报国放在首位。这说明了，渴求建功宴业，始终作为戚继光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而功成身退思想实际上并没给予他消极的影响。甚至晚年“功高获谤”，被变相贬谪到广东时，他一边慨叹：“粤路脸峨君莫问，天街更有路多歧”、“君恩自是优功狗，世事浑如看纸鸢”(《在告暂憩小金山》)，一边仍然抒怀自励：“一片丹心风浪里，心怀击楫敢忘忧”(《端阳观龙舟有作》)，仍然思求报效祖国，而没有忧愁欲死，抬不起头，直不起腰。

　　   戚继光到广东后，终于实现了功成身退，他看透了在此实在无所作为，与其坐享俸禄，不如心安理得回乡过清贫生活。于是以年老多病为由，毅然决定退休。两次上疏，终于获准，时年五十八岁。在他到家后向儿子们作的一番训话中，对自己的一生和晚年这一处世态度作了总结：

　　   吾自束发从戎，间关百战，幸有尺寸之功，得以珥貂纡玉，位师保，至盛甚矣。然往往摈于巳氏嚄唶，出入生死，齿奇龁万状，乃今功成身退，得保首领于墉下，此其以善息矣。尔小子其克承之！(《年谱》卷十二)

　　戚继光官至总兵官、左督都，加封太子太保兼少保衔，达到了明代武官所能取得的最高职衔，虽无封爵，可也算是“觅取封侯印”了。他没有换取武夷山，而是满载着平倭、镇蓟的奇功伟绩和广大人民的歌颂敬仰，坦然回到山明水秀的蓬莱阁下，得以问心无愧地终老此生，确可称为“善息”。与同时代许多武将的遭遇结局相比，我们应该为戚继光的“善息”欣慰庆幸。

　　(原载《戚继光研究——戚继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曲树程，烟台市教育学院教授。蔡玉臻，蓬莱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