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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皇帝为何28年都不上朝?

 谷雨666 2016-01-04



明朝的万历皇帝曾连续28年不上朝,创造了中国皇帝的纪录。


万历皇帝为什么不上朝?万历皇帝连续28年不上朝对国家造成了什么影响?


28年期间万历皇帝不上朝,但实际上,这期间中国无论对内还是对外的战争均获得全胜。


万历皇帝是何时起不上朝的?据载,万历十四年后,神宗就开始连续不上朝。


自万历十六年后,常朝也经常看不到神宗身影。万历十七年元旦后,神宗以日食为由免去元旦朝贺,此后每年元旦神宗再也不视朝。


神宗整日在深宫中不理政事(但并非不关注国家大事,毕竟他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长达48年),沉浸在花天酒地中。每年不仅进行选美,还好营建,经常大兴土木,他廿一岁时就开始筹建自己的陵园。


总结历朝历代沸沸扬扬的不同见解,归纳古今中外纷纷扰扰的各类评价,对万历皇帝何以不上朝的原因,不外乎主要是三种(报复说、逃避说、吸毒说)。


导致万历皇帝长期不上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综合性的,不能单纯归结为某一类,而是诸多因素掺杂其中相互起作用的结果。



其一,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


在神宗看来,皇帝既要亲政,大臣们就应当无为;皇帝既要无为,大臣们就更应当谦逊地表示顺服。


可是,皇帝这个万人之上的权威,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成为封建体制乃至封建时代的一大悲剧。


而万历皇帝又生逢末世,更难以摆脱这种体制的扼杀,徒添其悲剧的色彩。当时,皇帝再也不像人们曾经认为的那样,是封建社会最高权力的拥有者,而是受到众多因素制衡,尤其是受到文官集团的许多制约。


一般讲,明朝的政治体制和权力制衡,已与以往朝代有很大不同,自秦朝以来的皇权与相权之间矛盾在明朝已基本结束,文官制度却日益成熟,势力日益稳固,同时也更趋保守。


所以,中央的权力争夺,已从皇帝和宰相之间,变成皇帝和庞大文官集团之间的纷争。


从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的博弈中,我们不难看出:万历虽仅一人,但他是皇帝,拥有很大的权力;文官集团虽人数众多,但单个权力不大,且未必团结一心。


只不过,当他们在与皇帝的斗争中为了维护集团和各自的切身利益,能暂时拧成一股绳共同发力。


这样的一种政治环境,让万历皇帝很是无奈。尤其是他在位期间,透过东林党争和国本之争两件大事,已经发现君主想做点事情,就会被文官不厌其烦进行阻挠阻挡,故而他不得不萌生一种'君愿不能遂,还要受人摆布'的悲观情绪,逐渐丧失了年少时候对治国的热情、对社稷的关注。


于是乎,在与文官不断抗争却常常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干脆选择了'无声的抗议'做法,那就是了不再上朝。



其二,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对当时现状的一种逃避。


黄仁宇在其撰写的《万历十五年》文末中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


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从这段文字里,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现状,那就是明朝社会此刻已经一塌糊涂,文臣多贪婪,武将多怕死。


所谓的'东林七君子',其实是腐儒误国。试想,身为一介皇帝,九五之尊,看似贵不可言,大权在握,却令不能行、禁不能止,连个心腹干将都没有,成为了真正的'寡人'一个,又能奈现状如何?


若与天下士子为敌,神宗不仅没那个气概,也没那般能力。唯有'眼不见心不烦',选择逃避的方式,尚且可过得安生些。



其三,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对言官制度的一种抵抗。


明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颇讲言论自由的封建王朝。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们可以放开了提意见,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后宫琐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尽管说来,不要害怕得罪皇帝。


明代再残暴的君主也不愿背上'昏君'、'杀谏官'的骂名,实在气极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言官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顿而已。


正因如此,明代言官普遍的作风是,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


关心的并非所论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重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捞取政治资本。


所以,那个时候,不仅皇帝常常被骂,就连明朝各位名臣,也没有一位能够不挨言官'骂',如海瑞、杨涟、左光斗、张璁、夏言、徐阶、高拱、张居正、申时行等等,都深受其苦。


其实,那些喜欢骂人的言官,也不断会被人骂。在一个以'骂'人为荣耀、被'骂'为正常的年代,只打口水仗,不做实在事,就暗藏悲剧在其中了。


明亡于万历皇帝的说法由来已久。《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


清高宗乾隆在《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则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评价,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主要是源于缘于万历皇帝30年怠政,表现在其所谓的六不做,就是'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上。


按说,万历执政前10年,是明朝中后期一个辉煌瞬间,文治武功都十分出色,他为何突然要'六不做'呢?细细分析,若说被言官骂成如此,并不为过。


自从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疏》,几乎就是对万历皇帝指着鼻子破口大骂,把万历皇帝描绘成一个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 总而言之五毒俱全的、一无是处的皇帝,而受到了革职为民的处分后,给万历皇帝上书进行无端谩骂的官员更是络绎不绝,对这种群狼式的围攻、暴风雨式的谩骂,皇帝没了脾气,只能装聋子不理睬。


到后来,万历皇帝见怪不怪了,就选择了沉默,选择了躲避,选择了'六不做',任由言官去骂吧。


本来敢于谏言、勇于谏言、善于谏言,是件好事,尽人臣之责,是关心社稷,是件好事,但无端放纵,奖罚不明,逐步扭曲了言官进谏的本意,最终反倒严重干扰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就本末倒置了,反为不美。这很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其四,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对奢侈生活的一种沉迷。


据史书记载,神宗帝确实也是位酒色之徒。


说好酒,他在17岁时,曾因为醉酒杖责冯保的义子,差点被慈圣太后废掉帝位。


对好色,他在万历十年(1582)的三月,就曾效仿其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不仅如此,他甚至还玩起同性恋的勾当,即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起了小太监。当时宫中有10个长得很俊的太监,就是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


酒色的过度,使神宗的身体极为虚弱。


万历十四年(1586),24岁的神宗传谕内阁,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


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神宗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万历三十年(1602),神宗曾因为病情加剧,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从这些现象看来,神宗的身体状况实是每况愈下。因此,神宗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


更为令人惊讶的是,万历皇帝还可能在吸毒。当时,鸦片在中国原本是一种药,从唐朝开始,四川就种罂粟产鸦片,叫做阿芙蓉。


直到明朝初期,鸦片仍然仅是一种贵重的药品。但到了明朝中期,鸦片由药品变成了春药。


想那明朝中后期的一些皇帝,常以淫乱为乐,一旦发现鸦片有壮阳作用,焉能轻易放过?曾有消息称,'数百年后的1958年,定陵被挖掘,科学家对万历皇帝的尸体进行化验时,发现他的骨头中含有吗啡成分,这是万历皇帝食用鸦片的铁证。'


这种说法未能找到史料,故在此只能说是存在可能。


故有学者指出,万历皇帝30年不上朝,借口是头晕眼花,其实主要原因是纵欲过度,再加上鸦片毒瘾所致。虽不完全苟同,但也认为这种说法不无一定道理。


综上所述,通过我们从四个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性的看法: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并非某一种因素独立所致,而是综合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是各因素所起的作用大小不同罢了。


历史那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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