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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于万历皇帝的说法由来已久。大家之所以有此观点，缘于万历皇帝30年怠政，表现有所谓的六不做，就是“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 朱翊钧做了48年皇帝，有近30年没有上过朝，不少大臣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因为从上班到退休，没有见过他一面。
与万历懒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朝的开创者朱元璋，可是一个实打实的工作狂。据统计，朱元璋统治的洪武时期，洪武十七年一个八天时段，仅仅八天，内外诸司送到皇宫里的奏章，就有一千件之巨。每件奏章里，有讲一件事的，也有讲两三件事的，共计有三千多件事。八天处理一千个报告、三千件事。
但我们翻阅明朝的历史就会发现，万历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如果他真的很懒，还能坐这么久的皇帝吗？那么万历进30年不上朝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 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的博弈中，我们不难看出：万历虽仅一人，但他是皇帝，拥有很大的权力；文官集团虽人数众多，但单个权力不大，且未必团结一心。只不过，当他们在与皇帝的斗争中为了维护集团和各自的切身利益，能暂时拧成一股绳共同发力。
这样的一种政治环境，让万历皇帝很是无奈。尤其是他在位期间，透过东林党争和国本之争两件大事，已经发现君主想做点事情，就会被文官不厌其烦进行阻挠阻挡，故而他不得不萌生一种“君愿不能遂，还要受人摆布”的悲观情绪，逐渐丧失了年少时候对治国的热情、对社稷的关注。于是乎，在与文官不断抗争却常常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干脆选择了“无声的抗议”做法，那就是了不再上朝。
二、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对当时现状的一种逃避。 万历时期社会此刻已经一塌糊涂，文臣多贪婪，武将多怕死。所谓的“东林七君子”，其实是腐儒误国。试想，身为一介皇帝，九五之尊，看似贵不可言，大权在握，却令不能行、禁不能止，连个心腹干将都没有，成为了真正的“寡人”一个，又能奈现状如何？若与天下士子为敌，神宗不仅没那个气概，也没那般能力。唯有“眼不见心不烦”，选择逃避的方式，尚且可过得安生些。
三、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对奢侈生活的一种沉迷。 据史书记载，神宗帝确实也是位酒色之徒。说好酒，他在17岁时，曾因为醉酒杖责冯保的义子，差点被慈圣太后废掉帝位。对好色，他在万历十年（1582）的三月，就曾效仿其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不仅如此，他甚至还玩起同性恋的勾当，即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起了小太监。当时宫中有10个长得很俊的太监，就是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
四、过于宽仁的言官制度。 明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颇讲言论自由的封建王朝。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们可以放开了提意见，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后宫琐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尽管说来，不要害怕得罪皇帝。明代再残暴的君主也不愿背上“昏君”、“杀谏官”的骂名，实在气极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言官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顿而已。
明代言官普遍的作风是，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关心的并非所论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重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捞取政治资本。
崇祯时期，明朝危机重重，明代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袁崇焕照样被“骂”，直至被凌迟处死后，骂声还在继续。清军入关后，南明小王朝还有几十万军队，还有半壁江山，但那些言官不是专心对付来势汹汹的敌人，还在继续“骂”，继续“内讧”，到了这个程度，明朝只有灭亡的份了。
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疏》，几乎就是对万历皇帝指着鼻子破口大骂，这以后，给万历皇帝上书进行无端谩骂的官员更是络绎不绝，对这种群狼式的围攻、暴风雨式的谩骂，皇帝没了脾气，只能装聋子不理睬。雒于仁还有一个革职的处分，后来者，则干脆什么处分都没有。万历皇帝选择了沉默，选择了躲避，选择了“六不做”，任由他们去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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