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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文明史上，音乐诞生时可能还没有酒。根据西方人的研究，最早的酒是5400年前的伊朗的酒。但是，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约9000年前的河南舞阳县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批精致骨笛，已具备了四声、五声、六声和七声音阶，把中国七声音阶的历史大大提前。同时，在舞阳县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还发现了生活在9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人老祖先的发酵酿酒实物，地点在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贾湖村。这不仅说明中国最早掌握了酿酒技术，将中国酿酒史往前推了近4000年（比中东人早了1600多年），而且表明，中国古人最早已经将音乐与酒融汇在日常生活中。 说不清音乐与酒谁更为远长，但是可以说音乐发展成为人类一种精神寄托时，如果没有酒参与这一精神激发的过程，音乐所代表的艺术精神可能就难以凸显出来。
图为王岳川教授。 一 中国音乐的酒神精神 综观中国几千年的音乐史，音乐和酒有很深的渊源。先秦时期，诗、乐、舞三种艺术形式合为一体，其中有很多内容直接涉及到酒，有些创作也离不开酒神精神。夏代的鼍鼓，商代饕餮纹铜鼓和石磐、编钟、编铙乐器与大型飨宴紧密相关，其中当然少不了酒。 《吕氏春秋·古乐》“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描写了远古先民进行乐舞时的场面。葛天氏是传说中的古代部落，其宗教乐舞活动由三个人拿着牛尾巴，边跳舞，边唱歌，歌辞有八段。歌辞没有流传下来，但从同书所记的《玄鸟》、《遂草木》、《奋五谷》等题目看，内容关涉图腾崇拜、神话传说、农业生产等方面的。而这些歌辞就是原始的诗歌，以诗歌、音乐、舞蹈合一的形式存在着。这些歌、舞、乐互为一体的原始乐舞负载了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的内容，我们从这些“六代乐舞”——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大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蠖》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音乐与生命的原初的深层联系。 传说伏羲氏发明琴瑟，黄帝求竹于昆仑山而作律管，舜作韶乐。古代乐器的发明，与生产活动紧密相关，如最早的弦乐器“箜篌”，大约是从捕鸟兽的弓渐渐演化而成。而《史记》记载的“击瓮叩缶，真秦之声”，则是标明了食器演化为乐器的过程。 中国文化精神充盈着音乐精神。中国音乐源远流长，中国音乐思想博大深邃。《乐经》历来就被尊为“六经”之一。相传遭遇秦火，而淹没不闻。也有人说本无其书。如清邵一懿辰《礼经通论》中认为：“乐本无经也。……故曰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之原在诗三百篇之中，乐之用在礼十七篇之中。……先儒惜乐经之亡，不知四术有乐，六经无乐，乐亡，非经亡也。”这种看法将《诗经》看作《乐经》的本原，将《礼记·乐记》看成是《乐经》的具体论述。也许可以使我们重视《诗经》和《乐记》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如果说，孔子开场了儒家音乐审美理论，孟子发展了这一理论，那么可以说，荀子则完成了这一理论。这集中体现在《荀子·乐论》中：“乐者、乐也。……升歌三终，主人献之；笙入三终，主人献之；间歌三终，合乐三终，工告乐备，遂出。二人扬觯，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乐而不流也。宾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众宾，少长以齿，终于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长而无遗也。降，说屦升坐，修爵无数。饮酒之节，朝不废朝，莫不废夕。宾出，主人拜送，节文终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乱也。贵贱明，隆杀辨，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国矣”。其中提到了酒与音乐的和谐关系。 而《礼记·乐记》则有饮宴酒与享音乐的描述：“因为酒礼．壹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备酒祸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欢也．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礼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礼以乐之．哀乐之分．皆以礼终．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着其教焉”。叶燮《原詩·內篇》（上）说：“上古之音乐，打土鼓而歌《康衢》；其后乃有丝、竹、匏、革之制；流至于今，极于《九宮南谱》，声律之妙，日异月新，若必返古而听《击壤》之歌，斯为乐乎？古者穴居而巢处，乃制为宮室，不过卫风雨耳；后世遂有璇题瑤室，土文绣而木綈锦。……故人之智慧心思，在古人始用之，又渐出之，而未穷未尽者，得后人精求之，而益用之出之。乾坤一日不息，则人之智慧心思，必无尽与穷之日。” 而西方人也注意到艺术精神与酒神的关系。尼采将音乐与酒神精神融合起来：尼采也一度十分欣赏音乐家瓦格纳，但其后不久，就日益不满瓦格纳浪漫主义音乐所表现出的现代文化的病症：做戏和煽情。这种矫情的现代文化颓废症和衰弱症，使得尼采不再把时代得到拯救的希望寄托在悲剧文化的复兴上，而是寄托在超人的“改进人类”上。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分列出日神与酒神二元对立模式：日神精神表现为梦，酒神精神表现为醉。梦和醉形成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梦是主观幻觉，醉是情感迷狂。作为对幻象世界美的体现的日神与对世界本质的直观把握的酒神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构成艺术发展的原始动力。日神精神体现在造型艺术和史诗中，酒神精神在音乐和舞蹈中得到表现，而二者的和谐统一则产生了悲剧。在尼采看来，一个艺术家或者是日神精神式的梦境艺术家，或者是酒神精神式的迷狂艺术家，或者将两种艺术精神和谐地统一于自身。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是两种根本的艺术冲动。日神精神产生、肯定和美化了个体生命，而酒神精神则毁掉和否定个体生命。更为原始的酒神精神正是通过否定“个体化原理”而对世界的生命意志的肯定，从而使人体验到复归自然界原始统一的欢悦。醉和梦是两种互斥互补的审美状态。尤其是酒神精神使之醉，使人在这种“神秘的自弃”状态中，感到生命的狂喜，忘记人生的惨痛。醉是一种情感心性放纵，是“情绪的总激发和总释放”，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生命状态，它使人领略到一种解除个体束缚，复归本真自我的神秘体验。可以说，酒神精神以破除外观的幻觉，与本体相融合而直视人生悲剧为己任，教人直面人生的痛苦而超脱人生，向往永恒，因而较之于日神精神更带有悲剧色彩，更具有形而上学性质。于是，尼采将西方酒神精神与艺术精神联系起来。 可见，中西文化的历史长河中，酒神精神与艺术精神是和谐相生的，酒与艺术合则双美，离则两伤。
二 中国音乐精神在诗歌中的呈现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由风、雅、颂三个部分组成。“风”是地方民歌，“雅”是贵族士大夫根据民歌改变的歌曲，“颂”是宗庙祭祀的歌乐。风、雅、颂都跟音乐紧密相关，可以说诗就是音乐，音乐就是诗，所以有“弦歌”之称。由孔子删定的现存《诗经》总集305首，有不少和酒相关，如《鹿鸣》、《四壮》、《皇皇者华》、《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关雎》、《葛草》、《卷耳》、《鹊巢》、《采蘩》、《采苹》，被人称之为《风雅十二首诗谱》。 《诗经》之后的第二个诗歌艺术高峰《楚辞》，其中就有很多与酒相关的诗歌，其中《九歌》、《离骚》、《天问》等著名篇章都和古代的乐歌相关。《招魂》也有很多关于酒的诗句，如“华酌既陈,有琼浆些”,“美人既醉，朱颜酡些”，“娱酒不废,沈日夜些”等等。 到了汉朝，音乐和酒联系更加广泛而紧密，“乐府诗歌”是其典型代表。乐府原来是汉代音乐机构的名称，魏晋以后人们将汉乐府收集创作的歌称之为“乐府”。汉乐府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民乐，刘勰《文心雕龙》认为：“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乐府”中有些曲名跟酒相关，如《将进酒》等。乐府歌词中直接描写饮宴赋诗的很多，包括汉大夫在民歌基础之上改写的诗歌也有很多与酒有关。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盛典的汉朝，酒与音乐亲密结缘，酒与音乐互相成为对方辉煌的一个重要理由。 三国时期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曹操的诗，基本上都是乐府歌辞。历史记载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王沈《魏书》）。他最著名的诗歌《短歌行》，开头两句就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的诗代表了三国时期很多文人、思想家对于人生、对于生命、对于酒的深刻看法。 魏末晋初的竹林七贤之一阮籍，在音乐史上非常著名，他有一首古琴曲《酒狂》非常好听，描述文人对酒与音乐的深度理解。而阮籍本人在临终之前所弹的，也是一首古琴曲。可以说，阮籍是中国诗乐史上，是把音乐和酒、把对社会的愤懑和自己的创作理念结合得很完美的一个诗人。 唐代艺术家的创作，更是离不开酒神精神的神力。“诗圣”杜甫的酒量不太大，但在其诗歌中也有大量谈音乐与酒、人生与酒的作品。他的《饮中八仙》描写的是八位唐朝因酒成名的艺术家，也是盛唐时期酒神精神的集中反映。“诗仙”李白是无酒不成诗，有“斗酒诗百篇”之说。饮中八仙之外，以酒入诗、入乐的艺术家还有很多。“诗佛”王维也喝酒。一般认为王维温文尔雅、风流倜傥，而事实上他还有“不醉不画”的习惯。诗佛王维只身终南山中，酒瘾日增，求画者经常在他酒醉后求画，屡屡得手。有一天当地太守请酒，王维又醉，被扶到客厅作画。王维说“画留墙头不留人”，脱下鞋子沾墨依墙而作。用鞋底在墙壁上噼哩叭啦拍一些圆形的东西，然后说：“熄烛借月画自来。”太守吹灭蜡烛，只见月色入室，墙上葡萄满架，美不胜收，果然是满墙活生生的葡萄。王维的“画中有诗，诗中有画”。而王维还通晓音律，他的“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更进一杯酒，他的诗和音乐就联系在一起。这首诗在唐代广为传唱，原来是一首琴歌。因为琴歌将王维的诗重复歌唱了三次，所以又被称为《阳关三叠》，这就是今天非常熟悉的一首古琴名曲。 宋代是中国音乐的辉煌时期，主要的文学形式——词，本身就起源于音乐，是可以歌唱的诗。宋词中写酒来喻人生的比比皆是。譬如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李清照的《凤凰台上忆吹箫》“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等等。所以说，在宋朝，文人和酒、酒和音乐更是分不开的。至于像姜夔等词人，更是音乐的高手。我尤其欣赏宋代的大才子苏东坡。他的综合素养非常高，有“七项全能”。我们今天有“五项全能”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第一，著名诗人，诗名满天下，有宋以来很难有出其右者；第二，著名词人，词“大江东去”、“明月几时有”等，思接千载、旷游天地之间，是有宋以来的豪放第一家；第三，著名散文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代表作《前后赤壁赋》很了不起；第四，他还是一个优秀官员，曾经担任杭州太守；第五，是一个旷世的书法家，写出了天下第三行书《寒食帖》；第六，还是一个美食家，发明了“东坡肉”“东坡酒”“东坡鱼”等很多流传至今的名菜。苏轼饮酒虽然好而不善，但他的很多作品直接以酒入诗、入歌、入乐，他的艺术精神通过酒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第七，是一个著名画家，画的丹竹闻名天下。他画画往往乘酒醉发真兴而作，黄山谷题苏轼《竹石》诗说：“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苏轼自己也说：“枯肠得酒芒角出，肺肝搓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留，写向君家雪色壁。”可以说，苏东坡酒后所画的正是其胸中郁结和心灵的写照。 元朝著名的文学形式叫元散曲，本身就是歌曲的一种形式，它与酒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很多曲牌直接以酒为名，如醉花阴、倾杯序、醉太平、醉扶归、醉中天、醉乡春、醉春风、醉高歌、醉旗儿、沉醉东风等等。可见元人既是酒中高人，也是乐中高人。 可以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文人需要酒，音乐也需要酒。音乐是一种浪漫的、带有自我超越性的艺术；音乐不是对日常生活点点滴滴的叙事，它超越日常生活而变成自己心灵的语言。广义上说，宋词元曲皆音乐也。 到了明清时期，主要的文学形式是小说，但也有不少民歌和小曲。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出现的民歌和歌词集很多，其中很多跟酒有关，不少歌名中就有酒，如《挂枝儿》中的《骂杜康》、《醉归队》、《酒风》；《白雪遗音》中的《这杯酒》、《酒》、《上阳美酒》、《醉归》、《未曾斟酒》等等。需要强调的是，明清两朝的酒与宋元以前的酒是不一样的。元朝以后高度的蒸馏酒才真正出现（也有人认为南宋就有蒸馏酒器具），所以鲁智深和武松喝的酒严格来讲都不是高度的蒸馏酒。店家说“三碗不过岗”，而武松连喝十八碗后才打老虎。如果换成今天的白酒，早就醉得不省人事了。明清以后的酒，酒度高，所以人们喝酒的时候更加文雅，更不敢张狂放肆，以至于明清以后，酒神精神慢慢浓缩，演变成文人一种内在的精神。 现代李叔同曾经写过一首《送别》，其实是根据美国奥德韦的曲子重新填词的，其中一段表达惜别之意：“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里面就说到了酒，而且这首歌曲被广为传唱。 中国的民歌中，与酒有关的例子更是枚不胜举，如蒙古族的《酒歌》,乌孜别克族的《一杯酒》,裕固族的《喝一口家乡的青裸酒》,藏族的《敬上一杯青裸酒》等等。在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中，酒与音乐、酒与歌曲的关系也非常深远，无论是塞北的蒙古酒歌，还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酒歌，既是他们好客礼节的表达，也体现了他们对于酒、对于音乐和诗歌的理解、感悟和运用。 三 酒与音乐的前世今生 在中国的音乐史上，为什么酒与音乐结缘那么多，在我看来有几个关键： 首先，酒可以激发音乐人的创作激情，使他们神思、妙曲，旋律、节奏犹如天外飘来。冼星海在创作《黄河大合唱》的时候，他创作《黄河大合唱》时提出要喝酒吃鸡。我相信他吃肉是为了聚集能量，而喝酒则是发散精神，让精神得到一种解放。我们从他咆哮的《黄河大合唱》中，从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恢弘气势中，感受到中华民族的酒神精神。也有直接以音乐的形式描写饮酒和饮酒状态的，如醉中八仙、竹林七贤等等。包括最原初的那些声振林木、响遏行云的上古歌唱家秦青，余音袅袅绕梁三日不绝的上古歌唱家韩娥。在他们的音乐中，他们的歌声中都饱含着酒的韵味。 其次，酒是中华民族很重要的文化、社交和心灵沉醉的媒介，诗歌、音乐、绘画、书法，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可能去反映酒，所以酒就成了人们的歌唱的对象：“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诗句，以及李白《将进酒》中的“与尔同销万古愁”所代表的酒文化高度，把酒与人类的生活联系起来。 在我看来，当代音乐和酒的关系仍然很深。君不见无论是KTV还是餐饮店，人们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欢颜、无酒不放歌。就我自己而言，我每次在演奏二胡的时候，喝点酒，和自己枯坐书房里、电脑前，冥思苦想不得其句的时候，两种感受完全不一样。当你喝点儿酒，所有的面具都放下，内心的不快都烟消云散，人间美好状态都浮现在眼前，这个时候犹如神助。我们的音乐，我们的歌，我们的词、我们的诗里面都有酒。宗白华先生认为，中国艺术精神就是音乐精神，如果一部书法没有节奏，如果一篇文章里没有旋律感，就不可能朗朗上口。不可以神采飞扬地朗诵的不是好文章，我们随便说一个汉赋，随便说《前后赤壁赋》，我们都可以大声地朗诵起来。 在我看来，音乐和人生、音乐和酒的关系非常密切，是中华民族不同于西方的一种精神。其实在中国古人，尤其是思想家身上，也可以看到音乐与酒的影子。我们的先师孔子“唯酒无量，不及乱”。（《论语》）强调饮酒要有酒德。孔子认为音乐在儒学礼乐体系中有很重的分量，他将音乐作为人的生命完成和内在平和的重要维度。孔子的学说并不是外在的一张皮，孔子的音乐并不是为唱歌而唱歌，孔子弹琴并不是想成为音乐家，尽管他拜访过著名的音乐家苌弘。孔子还是音乐高手，他有句名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一个人的启蒙、一个人精神的勃发是从诗歌开始的（也有人解释为《诗经》）；“立于礼”，一个人的人格从礼当中逐渐规范；但是真正的人格实现则“成于乐”，要在音乐中完成。可见孔老夫子并不是天天只讲“克己复礼”，他还懂得音乐。在他晚年时曾遭遇一次很惨的处境，厄于陈蔡七日，大家没吃没喝，就连最坚定的子路也发生了动摇，开始怀疑：“老师，您的大道为什么如此举步维艰，您在漫漫的求索道路上为什么如此艰难？”而孔子“弦歌不绝”，弹着他的琴，放声歌唱，这种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精神，就是中国音乐精神激发出来的人格魅力。所以我们说，“成于乐“就是中国音乐的基本精神。 我想通过孔子说明的是，孔子把一切的艺术形态，诗、乐都沁入他的人格，来帮助他完成“仁者爱人”的社会理想。所以酒也罢、音乐也罢，不要为喝酒而喝酒，不要为了醉而去买酒。关于音乐，“郑声淫”的教诲提醒我们，一定要知道黄钟大吕的优雅和震撼人心，而不要去唱那些靡靡之音。有人说孔子过时了，我认为没有，他对好的、雅的、不好的，不雅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他还给我们提了个醒：“吾日三省吾身”。所以，人们不要整天喝得醉醺醺的，因为孔子在2500多年前就提醒人们——“不为酒困”！ 【学者简介】 王岳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学术上主张“发现东方，文化输出，会通中西，守正创新”；提出“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当代问题，未来视野”方法论，关注中国文化身份研究，致力于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进程。坚持书法是中国文化输出第一步。长期临习汉晋唐诸帖，尤好二王和颜书，强调汉唐气象。书法广涉诸家，尤擅草书，力求得古人用笔之意并加以当代创新。书法绘画作品入选多种书法集，并被海外收藏。 王教授的音乐造诣也非常深厚，尤擅钢琴、二胡、古琴等乐器演奏，与他的“文化书法”主张一脉相通，他主张音乐应当表现艺术家的文化精神和内在气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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