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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明:一种节奏缓慢的诗(外二则) | 诗客谈诗

 草原部落酋长 2016-01-09
一种节奏缓慢的诗

我忽然想写一种节奏缓慢的诗!一种完全是由内心在说话的诗!它不同于情感说话的诗。情感说话的诗,在我看来,忽然觉得是那么的轻率、毫无意义和缺少价值。

节奏迅速,象海子临死前的诗,与我是多么的遥远,我似乎明白了我为什么觉得海子的价值不大,因为他未能触及我所认为的“永恒”。一种人生的认识与现实的态度,在海子是缺乏的,我想找到的每一句诗,每一个字都必须是从生活的海洋中提炼出来的一滴血,或一滴泪,一段梦想与一声叹息,它必然是悠长的,充满回忆、向往,深入人心与现实存在的反映,它不可能是快节奏的。

快节奏的诗是瞬间的喷涌,我现在希望的是生命内在的视野,它是一种“看”的经历,沧桑和总结,在总结中发展,开阔新的存在和启示,这些,快节奏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此刻也反对辞藻华丽的诗,那是制作。

还有浪漫的抒唱,那是人生的奢侈与浪费和泡沫。

我需要在诗中出现的是一整座实在的山,一片粗砺的石滩,一间瓦房,一盏灯,一座充满孤寂骚动和冷漠的城,一整个大陆和一个人……他们在人的生存经历中必然是切实存在的,每一物体都必须独自领略过风吹雨打,每一个词的出现都是一段生命的呈现。“让意象在一条看似毫不相干的线索上各自发光”,罗兰.巴尔特论述的现代诗创作的意义也便是此种诗歌的内在含义。

所以,一首诗是一长段生命的显示,它是生命而不是情感。

“浪漫的爱尔兰早已死去

跟随奥利德进入了坟墓”

叶芝这两句诗好就好在是一种证明,一种沧桑的总结与启示,而情感仅仅是穿在诗表面的一件衬衣。但我国的许多诗人与许多诗,却都把情感当成了人生的归宿、诗的家乡与泉源,于是,想象被推至到了极端重要的地位,而这种态度又恰恰证明了我们许多诗人的幼稚与不成熟。

这是一种障碍,一块挡路的巨石,在此,多少人将诗歌转向了发泄,一代又一代,又有多少人青春的才华一尽,便再也写不出象样的作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的诗人往往诗龄短,给人们造成只有青年时代才是诗歌年龄的错觉。这样一想,我们现代诗的前景是可怕而又可怜的,“我们的诗人还在吃奶”,冰心女士说,只有老了,我们才能看出他是不是一个真的诗人,说的多好!

一首节奏缓慢的诗,在我看来,几乎是享受上的一种奢望,因为那是一个诗人语言表达的方法与独特能力的展示,以及那不为人知的生活遭遇与态度的精湛结合,是一种让人难以回避的演出。它与人有关,与整个人类有关。在这样的演出中,我们会随着诗人的脚步一起踏过泥泞,黑夜与木桥,我们会和他一起惊奇月亮的升落,爱情的兴衰、沉思和感慨。在这样深沉的共鸣中,我们觉得我们和诗人活在了一起,和他一起笑、一起哭、不知不觉中,我们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我们增加了生命的认识与感受,我们的生活中又多了一个人。这些,全是诗歌带来的恩惠。这也便是我此刻认识到的诗歌的力量与它的任务。它是帮助人、关心人,是绝对以善为基础,以感受为出发点的一种人类存在的记录,而一首快节奏的诗,是无从完成这个任务的,一首快节奏的诗是强制的命令,是大喊大叫的征服,它情绪强烈,目的性明确,它必须不是出发于大脑与内心的。

而一首慢节奏的诗,却象是一种引领,一列火车,它带领你观赏,它目的性模糊,它不强制,它只是告诉,它只是倾吐与说话,你听到了这种告诉,你为这种说话所吸引,你走入了说话的内容之中,不知不觉的,你会发现其实你已经加入了说话的行列,并且可能已经在开始向诗人说话,通过诗人又向自己的生命问话。于是,在这种分不清彼此的共鸣回答中,一首诗,才真正的完成了。

1993年4月于杭州

务尽险绝的诗歌叙述

一种诗歌的叙述,几乎是超然的。众多的人包围着世界的核心,众多的口在时间中沉重地论说着大街、饮食、短小的欢乐以及灾难。对于实存的现实,几乎所有的灾难与喜悦,都是依附在旁人的眼里和活动中的。而最最孤寂的灾难与长久激动的欢乐,却是在诗歌的内部:

我小小的心

为世界的反复存在而长久疼痛

精神始终保留在瓷器的反光中,这种针对聂鲁达海洋地层的黑暗而被耶可布森所提出的瓷器上的反光,正是使那些从事精神生活的人得以存活的理由和家园。但现象的沉重我们却无可逃避,在沉重广大的手下,所有的理性思索都显得稚嫩、天真和文不对题。哲学始终是面向沉重,和准备在沉重中开出一条路的努力,它必定要走上对现象的思索、提问和解决的方法这样的一条有轨迹的道路上去。而诗歌的叙述却几乎是突如其来的,不能用道理来限定,它确实象一种神迹、一种神圣的降临和一种谬斯的寻找、拜托,在一种使人升腾和飞翔的光芒中,将叙述的心情和声音,通过具体的一个人,通过他在众人之中的生命将之表达和歌唱出来:

太阳,它的轴在我身上

它完整、清晰,正在叫嚷

希腊的埃利蒂斯是这样唱的。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毛泽东作为一位诗人曾写出这样在个人中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在这里,也明显地出现了一种冒险的思想,正是这种思想和叙述上的冒险,象一把尺,或者一架桥,将优秀的诗人腾起和递送到了最长久的欢乐和孤寂的灾难中,而非优秀的诗人,则被留在了对岸。

务尽险绝的思想还表现在对于沉重的态度。一种历史的沉重和辉煌对于在时间中取妥协态度或者甘于淹没的人是座宫殿。这宫殿的庄严、雄伟、它的琉璃瓦、曲折回廊会成为他的心灵之家,成为一片树叶,使他挡在眼前而无视现实的沸腾和低陷。而将时间取一种阶梯、跳板的人,未来才是他的天空。(我们早期朦胧派的许多诗人便提出过这种口号)。问题是,往往在这种态度的天空中很难见到与黑子并存的太阳、因为夜晚才出现的星星。而只有将时间视作眼前的实体,它的一分一秒都是从对人类的战斗中获胜的凯旋梯队,它遭遇到人、战胜了人,然后将人遗弃而离开,并且它的队伍漫天盖地,永无尽头。只有深知这种阵营而奋起斗争和起征服之心的人,这种明知“没有希望却仍抱有希望”的人,他的生命中才会存在一种诗意的冒险。对于政治来说,这将会出现一种为人类谋利益的思想;而对于诗的创作,则更多地将是从死亡出发,将死亡推到再生的基础上,个人发出的声音便成为整个人类所需要的声音,虚幻的上帝形象也变的有迹可寻。而四平八稳的艺术态度便销声匿迹,在这里,我们也会看到纯粹美学的软弱和死亡。代之出现的,将是人的纯粹本质、有骨头有肉的身体,是灵魂的上天入地,和一种精神在现实物体中的遭遇、矛盾、融会和穿梭,直至向着光辉澄清的那个点上的飞翔的轨迹。(有趣的是它针对着时间,却又取了时间行路的方式)。

务尽险绝的诗歌叙述,又象一个充满惊险情节的神奇故事,问题是,故事的终点是听众的满足,而务尽险绝的诗却近似一种要求,邀请和引领,它的终点是使人们看到在自身的存在中,将会有怎样的一片辉煌,是一种可能性的召唤。

“他是个完美的诗人,他为我们指出,在全世界处于危机的时刻,诗是多么有用。在这方面,他跟马雅可夫斯基相似,让诗为大多数人服务,是以力量、温情、欢乐为基础,以真实的人性为基础的。没有它,诗只能发出声音而唱不成歌。阿尔贝蒂的诗永远可以唱成歌。”以上是聂鲁达在纪念阿尔贝蒂一文中的结尾。在我看来,这里有两个概念需要澄清,即诗人和诗。聂鲁达在论述阿尔贝蒂时说了“他是个完美的诗人”,而在论说他的诗时,却说到了“有用。为...服务。力量。温情。欢乐。人性。以及真实和歌唱。”在这里,他没有说到诗歌的完美。聂鲁达一定明白,完美不是评价好诗的尺度,诗与完美无关,正如黄昏对于老年人,诗写的接近完美便等于宣布诗歌远离了生长,远离了生机勃勃的本真生命和自然。完美的诗歌写作也如同闻一多的带着锁链跳舞。在这里,冒险会被认为不成熟和实验,而务尽险绝的诗歌创作,这种创作的真正意义也会被视作远离艺术而加以摒弃。

诗歌是艺术品还是生命,这在当今大量的评论文章中也显出困惑和一片糊涂。我们的现代诗创作在读者眼中的失去标准和陷入普遍的混乱,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根源。

1990年1月于杭州

诗歌的贡献与出路

城市作为一块麦田,已经无可奈何地进入了我们的呼吸。人与大自然的斗争,与麦苗生长的盼望和痛苦,已经不可挽回地变成了人与人的斗争,与严谨的工作制度,庞大的水泥钢筋楼厦的反抗与苦闷。人类等待丰收的喜悦、饮酒跳舞的欢乐情趣,散步南山的怡然心境、月朗天青的明亮歌唱,也已变成了追逐功利、金钱、地位的担惊受怕与狂野变态的野心与孤傲中去了。

现今的痛苦是不值钱的,这正如喜悦一样,激动与兴奋更是荒诞与让人反感,每日城市中公共汽车载着人类来来往往,在我看来,就如大群蚂蚁看见一粒米饭,一块面包,一只不能飞动的苍蝇,而大举出动,匆匆忙忙地进行着搬运的工作一样.....

诗歌干什么?诗歌还能做些什么呢?

退回到孤单的宁静中吗?在一个安谧的下午独自凝望一棵树,直至默默地流下眼泪?观看一片原始风景感到心中一阵阵疼痛而口中喃喃?

人是被破坏了,被分裂与粉碎了,我甚至可以看见一只野生猴子站在山上高傲地仰着下巴望着人类而发出嗤笑。美丽而平静的老虎简直连态度也不想发表。

能怪天空无情、时间无义吗?天空、时间为什么要对人有感情、有意气?人,值得吗?

我自二十岁以来,一直象一匹蒙了眼的驴围着这些问题团团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依然没有生病(真的没病?),没有死亡,那实在是因为诗歌的存在。我把我所有的冲突、后退、徘徊、发现,甚至跪倒与逃跑,都推到诗歌的肩膀上去了,诗歌它承受下来,并且它还由此生长起来。我的《荡荡荡荡我躺在蓝天大床上》一诗,其实也就是“冲突+逃跑”的一首诗,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诗人他无路可走,甚至,无路可逃。所以,我选择了天空作为一个出路,但这也仅是一次自欺欺人的梦幻的安慰。我选择月亮作为生我的母亲,作为我唯一可以倾诉的家乡,因为她冷清、孤单,在夜空中也一个人孤零零地飘荡。(我从87年开始写的一首组诗《告别地球》,就是这样的一次含着眼泪对生活中各种意义的离别的叙述。)

但是,诗歌就只能在这样的圆圈中旋转吗?

我看到艾略特最终坐到了宗教的凳子上,他终于闭上了忧伤地沉思的眼睛。宗教给他庇护,给他休息与安宁。艾略特用诗歌这副眼睛平静地看着人世间的争斗、折磨、哭泣与哀伤,他自己便也趋向了平静,因为什么都有了解释与出处。

但是平静又仅是诗歌的贡献吗?得到解释与出处是诗歌的目的吗?

诗歌是属于人的,但人又是属于谁的呢?如果人是属于自己的,那么诗歌在自己的泥坑中必将越陷越深,直至弄的浑身肮脏、发臭,不可挽回为止。(关于这一点,可以读一读国内现在所谓的现代诗,所有的现代诗都是在污染人,把人往黑暗的泥沼地里推,极少有透出空气、阳光和生长的气息的)因为自己又是属于谁的呢?难道自己不是一只渺小丑陋的蚂蚁吗?

我们的诗歌应该不断地离开人,还是应该不断地恢复人、帮助人、升华与指引人?但是,又怎样恢复?用什么东西来帮助?往哪儿指引呢?

诗歌,它绝不仅是一个语言与技巧的创新的问题。

1988年8月20日写于杭州

梁晓明-简介

梁晓明(1963-),1963年生于上海。1981年开始写诗。有自编诗集《暗示》、《披发赤足而行》、《开篇》三集。有译古诗集《用现代诗的语言为唐诗说话》、随笔集《梁晓明在西湖》、有中篇小说《冲出来报告黑暗的消息》及一些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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