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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世界暴恐活动似乎又进入一个新的高发期。10月31日，俄罗斯一客机遭袭坠毁，机上224人全部遇难。11月13日，巴黎发生多起恐怖袭击，伤亡近500人。11月20日，马里首都巴马科再现酒店恐袭，170人遭劫持，至少27人死亡。此轮恐情的平民指向愈益明显，尤以法国13日的恐袭最为血腥震撼。在法国(欧洲)正致力于接纳中东难民并将于月底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当口，这一惨剧的发生不能不说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讽刺和考验。面对频发的暴恐袭击，在震惊和哀悼死难者之余，许多人都在思考如何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不过，有的向后转，有的朝前看。 暴恐淫威下的文明：该进化还是退化? 在13日突遭暴恐分子的冷血杀戮时，现场的巴黎民众陷入极大的恐惧。事后感知“从天而降”的悲剧，不论幸免的巴黎人，还是其他法国人、欧洲人，以及世界各地的人们，或许都免不了在暗自庆幸之余产生人人自危之感。而这正是暴恐分子(势力)的真正目的所在：不对称斗争下的恐怖效应! 然而，在恐怖高压下，人类文明前进的步伐似乎正受到牵绊。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及侵犯，至今仍不时现于人们的耳目。在长期配合政府的安全举措时，越来越多国家的人们不得不面对在诸多公共场合自由和尊严的尴尬。 暴恐袭击发生后，法国总统奥朗德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国境关闭，巴黎戒严，警察可入室搜查等反恐措施。其严厉程度已超过911事件后的美国。但是，在进一步深层反恐举措上，法国似乎又行进到抉择的十字路口。 在法国内部，自今年1月份《查理周刊》事件之后，其右倾现象便已经有所抬头：许多城市只接受信仰基督教的中东难民，许多城市取消中小学的无猪肉供餐，甚至连“白人法国”等种族主义言论也开始在一些政客中获得公开宣扬。(而此类行为所促推的穆斯林民众与西方大众的“文明的冲突”，恰恰是伊斯兰势力所迫切需要的“群众”基础。) 作为世界自由和人权“标杆”的法国，此番允许警察入室检查等反恐举措，可视为恐怖主义对法国自由文明的又一冲击。此况下，基于反恐，法国似乎有在民众自由和人权制度上后退之虞，并可能在承担国际义务(如接纳难民)的问题上向后转。 就事论事，降低全球化进程的参与，限制移民入境，减少对别国事务的干预，采用强制性民族同化政策，乃至大幅度限制国民的自由权利等举措，的确可以有效地提升一国的反恐实效，甚至可以“关起门来”一劳永逸地杜绝暴恐问题。但问题是，这是否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返祖”倒退?是否意味着国家发展的因噎废食? 其实，面对反恐难题，除了向后寻求解决办法外，还可以向前看。通过更加积极的探索，更加努力耐心的实践，在消解或弱化恐怖主义威胁的同时，确保不以牺牲人类文明的进步为代价。 “我”与“他者”：该联合还是对立? 如何向前看，首先关乎暴恐深层所涉不同民族或文明主体如何互视互动的问题。 巴黎暴恐事件，IS已公开宣布是其所为，但事件深层仍然反映了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问题。客观而言，两大文明体在历史、文化以及现实的经济政治利益上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冲突。但观察一下当前欧美国家存在的庞大的穆斯林群体，特别是欧盟近期对待中东穆斯林难民的主流做法上，可以发现矛盾和冲突并非二者的全部，二者的“仇恨”也并非不共戴天。应该说，西方和穆斯林大众还是希望和平共处的。 问题在于少数极端势力。作为不甘“沉默”的极少数，其影响力往往掩盖了多数相对“沉默”者的利益诉求和意志取向。采取极端和恐怖手段，更是当前少数派实现不对称影响力的最快捷有效的不二法门。 问题还在于，当今反恐的艰难，关键在于全球化环境中暴恐袭击对象的平民化，以及恐怖分子身份的“平民化”，令反恐力量护不胜护，防不胜防。 实践证明，直接的军事打击虽然必要，却已无法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危害。 基于此，调整反恐重心，打一场全面、持久的反恐“人民战争”则应成为未来的侧重方向。而人民反恐既需要本国民众的努力，也需要对方民众的有效配合。尤其是后者，应该成为今后国际社会努力工作的方向。 如若多从社会关系的功能入手，动员起穆斯林社会沉默的大多数，利用亲属、朋友等社会关系来就地“消灭”可能的恐怖分子，利用非专业却实际的社会监督来防控恐怖分子及其活动，则应成为未来反恐大业的基础与关键。 是以，今后世界反恐的“主攻”方向应该围绕作为穆斯林主体的温和力量来展开，“想方设法”使他们由“沉默”走向反恐、“抑恐”行动。 当然，就目前而言，相对于不同的文明体，穆斯林民众或许仍会在一些公开场合选择“站在”暴恐分子的一边，但这并非问题的根本。这种公开的“护短”行为，并不表明广大穆斯林内心真正支持恐怖分子的恐怖行为。此点，在广大穆斯林民众对最近几次恐袭的公开谴责中可以得到有力印证。而国际社会所需要、所应该努力争取的，也正是穆斯林民众对恐怖主义的这种基本态度。 而对于广大穆斯林民众而言，如果频发针对其他文明体的暴恐事件，显然于自身的长远及根本利益无益，更不利于身居西方的穆斯林民众的发展及生活。实际上，每一次针对西方暴恐袭击的发生，都会引发所在国排外主义抬头，明显毒化所在国穆斯林群体的生存及生活环境。这一点，在年初《查理周刊》暴恐袭击后的法国已经有所体现。 虽然客观而言，现阶段国际恐怖活动多为伊斯兰极端势力所为，但天然地将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文明相联系，将此次巴黎暴恐事件同逃往欧洲避难的中东穆斯林难民相联系的做法，都是偏视及短视之举，其恶果便是长期标签化下“预言”的自我实现。 因此，从各自长远利益看，在反恐问题上，不同民族或文明的主体民众进行主动的、建设性的互视互动，共同进行一场跨界的反恐“联合作战”，需成为双方认真对待的长远之策。而其中，更加均衡的利益分配，更加耐心克制的文明对话与融合，需要双方的努力坚守。 政府与社会：能否有效“联合”? 恐怖主义最大的“利益”是获得恐怖效应。杀伤无辜民众并非恐怖势力的根本目标，提升自身存在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通过恐怖效应而对相关方面产生政治压力，从而在恐怖势力所关注的问题上妥协让步，才是其最终目标。而这种恐怖效应直接取决于其传播状况。 当今各国政治的愈益民主，民众的愈益自由，传媒的愈益发达，却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这种恐怖效应的传播，从而在客观上给各国的反恐努力“帮了倒忙”。 不同于过去，反恐基本上是政府的事情。如今民众和媒体也加入到广义反恐的行列。出于同情或愤慨，借助当今快捷的网络媒介，民众和媒体往往会在第一时间将相关暴恐信息和画面传向世界各地。民众的关注、媒体的传播以及二者对政府形成的有形或无形的压力，客观上带来的则是恐怖势力所乐见的其政治影响力的扩散。在这个意义上，民众和媒体便充当了恐怖主义的“善意的帮凶”。 当然，在此并非反对民众与媒体的参与及关注，而是强调反恐的科学性，即如何将政府行动与社会努力最大限度的协调，从而能够“步调一致”，使反恐合力最大化。 在此问题上，民众和媒体需要更多的责任、理性与克制，避免为了抒发内心情感或博取新闻眼球，一味感性地突出暴恐事件的惨烈及其恐怖效应，而应自觉、理性地把握参与程度以及传播的内容及分寸，并在暴恐活动发生后最大限度地配合政府的反恐行动，能够迅速转入镇定有序的工作和生活。如此，则会形成政府与社会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最有效的联合作战。 “我们必须体现出同情心和团结一致，我们必须展现团结保持冷静，法兰西必须坚强。”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巴黎恐怖袭击发生后对全国民众如是说。 暴恐“受众”与“观众”：能否真正联合? 此次巴黎恐袭在法兰西体育场附近发生多起爆炸，当时不论是场上法德两国的足球队员，还是看台上的观众，都强烈感受了恐袭现场的“恐怖”，感受了生命的脆弱与宝贵，感受了不同人们之间的休戚与共! 从世界反恐的角度看，也必须克服诸多的短视考量。对于恐怖主义，必须真正形成“老鼠过街，人人追打”的同仇敌忾，而不应该一国成为暴恐袭击的“受众”，而其他国家只是作壁上观的“观众”。 人类社会进化到今天，恐怖主义必须成为全世界人民的真正公敌，成为能够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甚至有着各种矛盾纠葛的国家联合起来的最基本的动力。如果待以事不关己，或者幸灾乐祸，甚至趁机挖对方墙角，则既违背人类公义，也是自身缺乏长远考量的短视之举。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美国当年对“基地”组织等反苏极端势力的政策，与后来911事件之间的关联;几年前外部势力对叙利亚反政府极端组织的支持，与当今IS尾大不掉之间的关联;以及西方在911事件前对俄罗斯的车臣问题以及对中国“疆独”势力的支持，世人应仍记忆犹新。 因而，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均需要在反恐问题上“联合”起来，组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因为，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落。对于众多无辜的罹难者而言，这似乎已经成为当代暴恐袭击一个“新常态”。 结语 当代暴恐活动已呈现出三大特点：杀戮的残忍性，威胁着人类的道德底线;袭击的无辜性，使每一个世界公民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行动的隐蔽性，使单独的个体和国家不易于察觉灾难来临的时间和方向。这需要世界珍惜生命、爱好和平、推崇正义的人们联合起来：让生命价值超越偏狭利益与短视政治，让人类最基本的良知登场，让暴恐远去。 (王恩学，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张金平，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研究院副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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