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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平简介 郑寿全（1824年－1911年），字钦安，即道光四年生、宣统三年卒，四川邛州人，清末著名伤寒学家。郑钦安学医于一代通儒兼名医刘止唐先生。其学术上溯《周易》《内经》，中得《伤寒》心法，下览历代医家著作，故医理医术造诣俱臻上乘。著有《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三书传世。郑氏之中心论点谓人身以元阳、元阴为立命之本，而以阳为主导，故善用姜、桂、附等大辛大热之药，治愈不少群医束手之病，被人尊称为“郑火神”。后世有尊郑氏之法的医家，被称为“火神派”。 火神派的开山鼻祖是郑寿全。清同治年间，在成都开创了“火神派”，《邛崃县志》称其为“火神派首领”，以重视阳气，善用附子、干姜等辛热药著称，人誉“郑火神”“姜附先生”，誉满川蜀。火神派是中医学中一个比较年轻的流派。学术上，火神派以《内经》为宗,“洞明阴阳之理”,“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尤其重视阳气的作用，对阳虚阴盛病证的辨识深刻而全面，擅用大剂姜附等辛热药物及扶阳方法治病，用方则多为四逆汤、白通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等,这是火神派最鲜明的特点。 郑钦安中年设帐授徒，自然桃李众多，传人不在少数。且私淑郑钦安者应该更多，举其要者录之。如吴佩衡、祝味菊、范中林、唐步祺、卢崇汉等，皆为近现代名医，其主要著作有《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伤寒质难》《吴佩衡医案》《扶阳讲义》等，具有一定影响力和临证实用性。 回顾一下，医史上除张景岳以擅用熟地而称“张熟地”，余师愚以擅用石膏而称“余石膏”以外，像火神派这样众多医家享有“某火神”“某附子”之誉者，可说绝无仅有，足证其用药风格之鲜明，历代薪传不断，影响堪称深远。 （二）学术思想 1. 强调阴证 “万病起于一元伤损”，郑钦安推重阳气，临证时首先考虑阳气损伤情况，对阳虚阴盛亦即阴证证候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全面的认识。由于阴证表现复杂多变，且常有假象，人多不识，因此郑钦安对于阴证的辨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论述方便起见，笔者按其程度由轻到重分出纯阴之象，阴盛格阳（含虚阳上浮和虚阳外越），虚阳欲脱三种证候，郑氏对其分别作了非常详细的论述，笔者将其归纳为郑氏所论“阴证三候”或称“阴证三层次”。尤其是由阳虚衍化而出现的种种变证，如阴气上僭，阴盛格阳（含真气上浮和阳虚外越），阳虚欲脱等证候的认识和论述细致入微，能勘破重重迷雾，辨伪存真，指明阴火之症，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认识，这是他学术思想中最重要、最精华的部分。成都中医学院的郭子光教授认为郑氏“于阳虚辨治所积累之独到经验，确是祖国医学中一份珍贵宝藏。”即是指此而论。下面分而论之。 1.1 详辨阴证，揭示“真机” 纯阴之象为阴证第一层次，“三阳不足之症，所现纯是阴色，为其阳不足，而阴有余也。” 哪些是判断阳虚证的“阴色”呢？在“辨认一切阳虚症法”中他指出：“阳虚病，其人必面色唇口青白无神，目暝倦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畏寒。口吐清水，饮食无味，舌青滑，或黑润青白色，浅黄润滑色，满口津夜，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二便自利。脉浮空，细微无力，自汗肢冷，爪甲青，腹痛囊缩，种种病形，皆是阳虚的真面目，用药即当扶阳抑阴” 。这种“阳虚的真面目”，郑氏常常称为“阴色”“阴象”“寒形”，是辨认阴证的主要“实据”，又称为“阳虚辨诀”。为了更有条理起见，笔者以“神色、形态、舌脉、口气、二便”各项为纲，将郑氏“阳虚辨诀”重新归纳如下： 神—目暝蜷卧，无神，声低息短，少气懒言。 色—面色唇口青白，爪甲青。 形态—身重畏寒，腹痛囊缩。 舌—舌青滑，或黑润青白色，浅黄润滑色，强调舌润滑不燥。 脉—脉浮空或细微无力。口气--即口中感觉，阳虚者必口吐清水，饮食无味，满口津夜，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 二便—阳虚者二便必自利。 在临床实践中，遇到复杂疑似、阴阳难辨的证候，在上述阳虚辨诀中，郑氏更强调从神、口气等方面来辨认"阳虚的真面目"，这是郑氏非常独到之处。 一是以神为重。凡“所现脉息、声音、面色、饮食、起居，一切无神”者，皆为阴证。例如他在辨治“谵语”一症时，就是以无神为准，“不问发热、汗出、谵语、口渴、饮冷，但见无神，便以大剂回阳饮治之，百治百生。” 二是重视口气。在“辨口气”中指出，凡“气有余(阳证)：所现气粗，气出蒸手，出言厉壮之类。气不足(阴证)：所现气微，气短，气冷，出言微细之类”。特别是要询问口渴与否，进一步还要探明是渴喜热饮还是渴喜凉饮，往往由此阴阳判决，郑氏所谓“饮冷饮滚（指滚烫热水）兮，阴阳之形踪已判”。此外，郑氏特别提出，呼出之口气是“气出蒸手” 还是“气冷”，借以辨别阴阳。有时在错综复杂、阴阳难辨之际，凭此一点就可作出判断，这是他非常独特的辨证方法。例如郑氏在判断“身冷如冰，形如死人”一症时，就是这样求证的：“病人八九日，初发热，口渴饮冷，二便不利，烦躁谵语，忽见身冷如冰，形如死人。此是热极内伏，阳气不达于外，证似纯阴。此刻审治，不可粗心，当于气口中求之，二便处求之。予经验多人，口气虽微，极其蒸手，舌根红而不青，小便短赤。急宜攻下，不可因循姑惜，切切不可妄用姜、附”。 三是脉无定体，认证为要。当脉病不符时，舍脉从病。在“辨认脉法”中，指出倘病现阴色，而脉见浮、洪、实、数等阳脉，脉病不合之际，不为脉所囿，“舍脉从病”，判为阴证，反之亦然。郑氏所谓“病”，是指证候表现。 我们可以得出郑氏判断阴证的“真机”主要是：只要舌不红绛，苔不黄燥，口不渴，不思冷水，口气不粗不热，二便不黄赤秘结，“即外现大热，身疼头痛，目肿，口疮，一切诸症，一概不究”，统统按阴证看待，这就是郑氏强调的百发百中的“用药真机”。它突出舌象、口气以及二便这几点在辨认阴证（反过来就是阳证） 时的重要意义。其中，舌淡红与否和口气反映的是机体是否有热，苔润与否反映的是津液是否耗损，这三者在辨认阴证时至为关键。从“阳虚辨诀” 到“用药真机”，使得我们辨认阴证的方法无疑更明晰更精确了。 在郑氏学说中，“用药真机”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这是他对阴证和阳证的最精辟的概括，也最便于指导临床，也是郑氏学说中最重要、最“与众不同”的观点之一，对指导我们辨认阴证有着极其重要的临床价值，也为以后辨认虚火上炎和虚阳外越所致种种假热阴火等症奠定了基础。 临床上，寒热疑似、阴阳难辨这种复杂局面，最是关键时刻，所谓识见不明，“误用即死”的紧要之处。陈修园曾谓：“良医之救人，不过能辨认此阴阳而己；庸医之杀人，不过错认此阴阳而己”。可见识别阴阳的重要性。郑钦安在这方面总结出的“阴阳实据”或“阴阳辨诀”“用药真机”，应该说是他一大贡献。 1.2 真气上浮 须识阴火 1.2.1 阴盛逼阳，真气上浮：《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曰:“阳气者,烦劳则张”,“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郑钦安发挥经旨,揭示了肾阳的生理特性:“先天之真阳,喜藏而不喜露,藏则命根永固,露则危亡立至”。“真气命根也,火种也,藏于肾中,……沉潜为顺,上浮为逆”。在此基础上,他揭示了肾阳“上浮为逆”的病机,“反复推明虚火之由”:“若虚火上冲等症,明系水盛,水盛一分,龙亦盛一分(龙即火也) ,水高一尺,龙亦高一尺,是龙之因水盛而游,非龙之不潜而反其常。故经云:阴盛者,阳必衰。即此可悟用药之必扶阳抑阴也 ……历代注家,俱未将一阳潜于水中底蕴搜出,以致后学懵然无据,滋阴降火,杀人无算,真千古流弊,医门大憾也”。这就从病机角度指明了虚阳上越的机理。同时郑氏还指出,真气上浮之证较之纯阴之象病情更为严重,“病至真气上浮,五脏六腑之阳气,已耗将尽,消灭削剥,已至于根也。经云:‘凡五脏之病,穷必归肾’,即此说也”。因此笔者将其和虚阳外越(二者均属阴盛格阳)归纳为阳虚的第二层次。换个角度,他又讲了元气随人虚处而“发泄之机”:“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阴气过盛,即能逼出元阳,元阳上奔,即随人身之脏腑经络虚处便发。如经络之虚通于目者,元气即发于目;经络之虚通于耳者,元气即发于耳;经络之虚通于巅者,元气即发于巅,此元阳发泄之机”。郑钦安将病理情况下的这种“元阳上奔”称之为“真气上浮”或“虚火上冲”,实际上亦即常说的“虚阳上越”。我们在讨论中仍沿用郑氏最常用的概念“真气上浮”。 1.2.2 假热真寒，人多不识：从证候角度讲,由于真气上浮,而见上热下寒,假热真寒之象,其上热者乃阴盛逼阳之虚火,郑钦安又称之为“阴火”,乃假热之证;其下寒者乃阴盛所致之真寒,此为病机本质。粗工不知,往往以为上热之“阴火”为火症或阴虚火旺。郑钦安用大量篇幅阐明真气上浮的假象与本质,特别指出,该证极易被误认为外感阳症和阴虚火旺,这是他最深刻的学术见解之一。他说:“真气上浮之病,往往多有与外感阳症同形,人多忽略,不知真气上浮之病大象虽具外感阳症之形,仔细推究,所现定系阴象,绝无阳症之实据可验,学者即在此处留心,不可猛浪”。“阳气过衰,阴气过盛(势必上干) ,而阴中一线之元阳,势必随阴气而上行,便有牙疼、腮肿、耳肿、喉痛之症,粗工不识,鲜不以为阴虚火旺也。不知病由君火之弱,不能消尽群阴,阴气上腾,故牙疼诸症作矣。再观于地气上腾,而为黑云遮蔽日光,雨水便降,即此可悟虚火之症,而知为阳虚阴盛无疑矣”。“乃市医一见虚火上冲等症,并不察其所以然之要,开口滋阴降火,自谓得其把握,独不思本源阴盛阳虚,今不扶其阳,而更滋其阴,实不啻雪地加霜,非医中之庸手乎?余亦每见虚火上冲等症,病人多喜饮热汤,冷物全不受者,即此更足证滋阴之误矣”。既或在今日,如此误认者恐怕也不在少数。 1.2.3 欲辨阴火，阴象为凭：那么怎样辨认真气上浮之证？关键就是根据“阴阳辨诀”、“用药真机”,从病人的“阴象”中求之,这是郑氏关于阴阳辨证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他反复强调:“大凡阳虚之人,阴气自然必盛,阴气盛必上腾,即现牙痛龈肿,口疮舌烂,齿血喉痛,大小便不利之病。不得妄以滋阴降火之法施之。 ……辨察不可不慎,总在这阴象追求,如舌青、唇青、淡白、无神之类是也”。“总在这阴象追求”,就是辨认真气上浮所现阴火的关键。在《医理真传》卷二中,郑氏例举了31条真气上浮的病症进行辨认,如“齿牙肿痛”一症,“因真阳虚而阴气上攻者,其人齿牙虽痛,面色必青白无神,舌多青滑黑润、黄润、白黄而润,津液满口,不思茶水,口中上下肉色多滞青色而不红活,或白惨黄而无红色”。其人“齿牙虽痛”,形似火症,其它舌象、神色、口气等俱为阴象,故知乃真气上浮之证。郑氏以此示范,告诫我们:“以上等情,不仅此症,一切阳虚病多见此情”。又如“病人两唇肿厚,色紫红,身大热,口渴喜热饮,午后畏寒,小便清长,大便溏泄,日二三次,脉无力者”之症,郑氏辨析:虽“两唇肿厚,色紫红,身大热”,“近似胃中实火,其实非实火也”。从“口渴喜热饮,午后畏寒,小便清长,大便溏泄”来看,乃系“中寒之情形悉具”,“阴盛逼出中宫之阳”,方见两唇红肿等阴火之象。再如午后面赤 —症,“凡午后面赤,或发烧,举世皆谓阴虚,不知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阳气日衰,不能镇纳其阴,阴邪日盛,上浮于外,况午后正阴盛时,阳气欲下潜藏于阴中,而阴盛不纳,逼阳于外,元气升多降少,故或现面赤,或现夜烧,此皆阴盛之候,若按阴虚治之,其病必剧”。总之,“阴气上腾之阴火,脉息起居一切无神,阴象全具,此乃认证关键,不可不知。” 1.2.4头面诸症，须知阴火：从肾阳“沉潜为顺,上浮为逆”的病机出发,很明显,真气上浮最容易引起的就是头面五官“阴火”诸疾,他在论述“耳目口鼻唇齿喉”病变时指出:“各部肿痛,或发热,或不发热,脉息无神,脉浮大而空,或坚劲如石,唇、口、舌青白,津液满口,喜极热汤,二便自利,间有小便赤者,此皆为气不足之症,虽现肿痛火形,皆为阴盛逼阳之的候。市医往往称为阴虚火旺,而用滋阴降火之药极多,试问,有阴虚火旺而反见津液满口,唇舌青滑,脉息无神,二便自利者乎?”由此给予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对于头面五官诸疾,一定要有阴火的概念,真气上浮的概念,不要一见红肿热痛就只想到“阴虚火旺”,或者“外感阳症”,妄用滋阴降火之法,“实不啻雪地加霜”。“务将阴阳虚实辨清,用药方不错误”。 综上所述,郑钦安关于真气上浮的理论,所积累之独到经验,确实发前人之所未发,堪称郑氏学术思想中最独到、最精华的部分,我们应该认真领会并发扬之。 2. 扶阳理论 2.1 扶阳理论渊源 郑钦安的医学思想植根于《内经》《易经》《伤寒论》之上。通过研读历代经典，郑氏了“阴阳者，天地之道也”的至理，认为阴阳犹如“水火相依而行，虽是两物，却是一团，有分之不可分，合之不胜合”之奥。《医理真传·自序》开篇即云：“医学一途，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识证。亦不难于识证，而难于别阴阳”。开宗明义，突出阴阳辨证的地位和作用。故其一生临床，均统以阴阳立门，从阴阳生化阐述医理，探求病因。郑氏在以阴阳二纲立论的前提下，又特别重视真气和元阳。根据《内经》“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认为“人身一团血肉之躯，阴也。全赖一团真气运于其中而生命”，“人之运动，全在先天一团真气鼓动耳”。真气之所以能生化不息，又有赖于元阳的蒸腾。盖“真阳乃人立命之根，生化之源，万物活动之根抵”，人生“有形之躯壳，皆是一团死机，全赖阳气这一团真气运用于中，而死机遂转成生机”。郑氏指出：“阳者阴之主也，阳气流通，阴气无滞”，“阳气不足，百病丛生”，阳主阴从的观点使其在治疗时特别注重固护真阳。既然“人之一身，全赖一团真火”，而“桂附、干姜，纯是一团烈火，火旺则阴自消，如日烈而片云无”。因此，凡元阳虚衰者，郑氏开手便以四逆辈单刀直入。即使元阳稍有不足，亦以姜附之流防范于未然，不必延至脱时而始用回阳。 2.2 扶阳理论分析 郑钦安誉仲景为“医门孔子”，“立法之祖”，其订正《伤寒论》的目的是在于千百年来，注家日多，有的随文衍译，相沿日久“并未道及伤寒宗旨”，立方一多“仲景之法遂晦而不明，不得不宣扬之也”。郑氏《伤寒恒论》一书，按法辨证，纠失补偏，独具创见。其对条文的解释，亦可归于补充前人之不足和独具新见之解两种。以下举例以说明。 2.2.1 补充前人之不足：如原文116条上段“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逆，追虚逐实，血散脉中，火气遂微，内攻有力，焦骨伤筋，血难复也。”郑论曰：“据脉微数，数主有热，故不可灸，若妄灸之，则为害不浅，故见种种病形，此是为有余之候言之，而非不足者言之。病人苟现面白唇青，舍润不渴，小便清利，脉现洪大、洪数、弦劲，此系元阳外越之候，回阳又虑不及，尚得以不可灸言之乎？余思原文加一慎字，此中隐已包括虚实两法在于中也。”郑失之论，在众多医家所注之阴虚火旺的基础上，更添元阳外越一解，使后世临床辨证不至偏颇。 原文34条“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郑氏补充：“余谓只据脉促、喘、汗，未见有热形实据，而以芩、连之品，冀其止泻，恐未必尽善。夫下利太过，中土业已大伤，此际之脉促者，正气伤也；喘者，气不归元也；汗出者，亡阳之渐也。况喘促一证，有因火而喘者，必有火邪可征；有因外寒促者，亦有寒邪可验；有因肾气痰水上逆而致者，亦有阴象痰湿可征。虚实之间，大有分别，切切不可死守陈法，为方囿也。”由此可见，郑氏对待条文的理解，均从临证角度出发，全面考虑，告戒后世不可死于句从，失之片面，当以认证为要，辨明虚实为妥。 原文208条后段“若汗多，微发热恶寒者，外未解也，其热不潮，未可与承气汤”，郑论曰：“按汗多微发热、恶寒，在久病阳虚之人见此，则为亡阳之征。若新病太阳症之人，而见此者，则为邪将去之兆，并未见潮热，是邪未入阳明，未可与承气汤。”郑氏从久病、新病两个角度解释此条文，足见其辨证之细，思维之严谨，而非墨守成规。 2.2.2 独具新见之解：原文94条“太阳病未解，脉阴阳俱停，必先振栗汗出而解。但阳脉微者必汗出而解；但阴脉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调味承气汤。”郑氏解释道“按太阳病，当未解之先，而有阴阳俱停之脉，便见振栗汗出者，是邪由战汗而解也。条中提出阳脉微者，汗之而解，阴脉微者，下之而解。余谓阳脉微者，表分之阳不足也，法宜辅正以祛之；阴脉微者，里分之阴不足也，只当温里以祛之。和得云汗之而解？下之而解？如果宜汗宜下，务要由汗下之实据方可，若只凭一脉而定为可汗可下，况脉已云微，亦非可汗可下之例，学者亦不必执原文为不可易之法也。”与各注家所言的阳脉微是指表阳被外邪郁闭而不伸，阴脉微指里气被邪实闭郁而不畅有天壤之别。可见郑氏治病谨尊辨证施治，不为旧论所困，见理独明。 又如原文158条“伤寒中风，医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数十行，谷不化，腹中雷鸣，心下痞硬而满，干呕心烦不得安。医见心下痞，谓病不尽，复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结热，但以胃中虚，客气上逆，故使硬也。甘草泻心汤主之。”郑论云：“此条既已误下，而又复下，所现之症，既称虚冷，此非结热，原文以甘草泻心汤主之，方中芩连之苦寒，而复可用乎？仲景不当处此。”对原文有疑点之处，郑氏敢独抒己见，不拘泥于陈说，且解释合理，足见其活学活用。 原文80条“伤寒，医以丸药大下之，身热不去，微烦者，栀子干姜汤主之。”依郑氏所解：“按大下非微下可比，既称大下，岂有邪下而不去之理乎？尚见身热微烦，吾恐阳从外脱，已在几希。”大下之后，损及脾肾之阳，形成虚阳外越之势，恐栀子干姜汤不为对证之法也。 3.1 强调辨证，反对拘执 仲景以六经为纲，郑钦安以阴阳为纲，判分万病仲景以六经为辨证纲领，郑钦安以阴阳两纲，判分万病。他说：“以病参究，一病有一病之虚实，一病有一病之阴阳，知此始明仲景之六经还是一经，人身之五气还是一气，三焦还是一焦，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认为“六经还是一经"，“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从六经到阴阳两纲，这显然是一个发展。“历代以来，著作者数十余家，皆含糊不清，并未将阴阳底蕴明明指出，一味在后天五行生克上论。铺张满纸，究竟人身立极一兀妙义，二气消长机关，全未说透。宗旨不明，源头不澈，故知斯道之精者寡矣"(《医理真传》)。自《内经》提出“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以来，许多医家也奢谈阴阳为纲，但真正贯彻于临床，“认证只分阴阳”，“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无出钦安之右者。为了判分阴阳两纲，郑氏总结了阴阳辨诀，进一步点化为“用药真机"，作为辨别阴阳两证的纲领，简明扼要而颇切实用，可谓前无古人。“民间中医网”的三七生先生评价说：“不读张仲景，辨证无要领；不读郑钦安，阴阳不过关。"对其“阴阳辨诀’’给予很高评价。 郑氏对三阴证的研究更全面，对阴火的认识更深刻，富有创见。一般研究《伤寒论》者，多详于三阳证，略于三阴证。然而“阳证易辨易治，阴证难识难疗。郑氏补其不逮，专以阴证设论，对阴证作了全面的阐发，强调指出三阴上逆外越的变证与假象，对阴火之证的认识、论述尤为深刻，富于开拓性，这是郑氏学说中最独到、最精华的部分。可以说，郑氏丰富、深化了对三阴症的认识，进而扩展了附子、四逆汤等温热药的运用范围，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这些可以说是对仲景学说的发展。 在附子运用方面，郑氏风格独特，超出仲景火神派最突出的用药特色就是擅用附子，主要表现在对附子的早用、广用、重用等方面，这是对仲景学说的推进和发展，也可以说是火神派与伤寒派的最大区别。仲景扶阳，病至少阴时方用四逆辈，郑钦安则一见阳虚症即投姜附，提倡早用。强调“凡见阴气上腾诸症，不必延至脱时而始用回阳，务见机于早，即以回阳镇纳诸方投之，方不致酿成脱症之候。”他说：“细思此方(四逆汤)，既能回阳，则凡世一切阳虚阴盛为病者，皆可服也。何必定要见以上病形(虚阳欲脱之两目忽肿，头痛欲裂等症)而始放胆用之，未免不知几也。夫知几者，一见是阳虚症，而即以此方，在分量轻重上斟酌，预为防之。" 仲景四逆汤主要用于回阳救逆，故在论治内伤杂病的《金匮要略》中罕用四逆汤，郑钦安则频频用于内伤“久病"之证，扩大了该方的应用范围，强调“此方功用颇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予每用此方救好多人。"此为郑氏一生最得力处，他认为“凡一切阳虚诸症，如少气、懒言、身重、恶寒、声低、息短、舌润、舌黑，二便清利，不思水饮，心悸、神昏、不语，五心潮热，喜饮热汤，便血、吐血，闭目妄语，口臭难禁，二便不禁，遗尿遗屎，手足厥逆，自汗，心慌不寐，危候千般，难以枚举，非姜附何以能胜其任而转危为安也乎?"(《伤寒恒论》)可以说，凡见阳虚，方方不离干姜附子，难怪称之为“姜附先生"了。 仲景扶阳用附子最大量是大附子一枚，温经止痛最大量是附子3枚，折合今天约为七八十克。而郑钦安、火神派诸家经常大量投用，多至一百至数百克，远远超过仲景，确实惊世骇俗，独步医林，唐步祺先生说郑钦安用四逆汤，“直可说前无古人"，言之有据。 明代薛己在继承东垣脾胃学说的基础上，进而探讨肾和命门病机，从阴阳水火不足的角度探讨脏腑虚损的病机和治疗，强调脾胃和肾命阳气对生命的主宰作用，善用甘温之品，建立了以温养补虚为特色的学术体系。其后，张景岳继承其学说，进而提出阳重于阴的观点，为温补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后世称为温补学派。由于郑钦安推重扶阳观点，善用温热药物，一些学者又将其归人温补派。不可否认，郑钦安确实吸纳了温补派的一些学术思想，但其又不同于温补派，只要对照一下火神派的主要学术观点，这一点并不难以区分。现在，我们将郑钦安与温补派代表人物张景岳的主要学术思想作一大致对比，研究两者的异同，进而得出结论。 郑钦安与张景岳都是四川人，均以《易经》《内经》为宗，通晓阴阳之说，这使二人具有共同的学术根基。在阴阳互根、水火常变等阴阳一体观方面的认识大致相同。尤其张景岳重视阳气的“宝阳论”，郑氏十分认同并予接受。例如，景岳说：“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类经附翼·大宝论》)。郑钦安则谓：“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夫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惟赖此先天一点真气耳。真气在一日，人即活一日，真气立刻亡，人亦立刻亡。”景岳说：“人是小乾坤，得阳则生，失阳则死。”郑钦安则谓：“有阳则生，无阳则死。”“人活一口气，气即阳也，火也，人非此火不生。"这方面二者的观点言论有许多共同之处，可以举出很多例证，看得出郑氏的重视阳气的思想确实与张氏如出一辙。郑钦安多次称：经云“气不足便是寒"，但众所周知，此语乃景岳所言，而非《内经》之词，从中可以看出郑氏对景岳某些观点是多么认同。从这一点上说，火神派与温补派确实有着共同的注重阳气的理论基础。 此外，在对阴证的病因病机与证候特点的认识上，两人都有相当见地，也有很多相近之处，这也是张、郑学术思想中很重要的共通之处。景岳说：“寒之为病，有寒邪犯于肌表者，有生冷伤于脾胃者，有阴寒中于脏腑者，此皆外来之寒，去所从来，则其治也，是皆人所易知者。至于本来之寒，生于无形无向之间，初无所感，莫测其因，人之病此者最多，人之知此者最少，果何谓哉。观丹溪曰：气有余便是火；余续之曰：气不足便是寒。夫今人之气有余者，能十中之几?其有或因禀受，或因丧败，以致阳气不足者，多见寒从中生，而阳衰之病无所不致。第其由来者渐，形见者微，当其未觉也，孰为之意。及其既甚也，始知治难。矧庸医多有不知，每以假热为真火，因复毙于无形无热者。又不知其几许也。故惟高明见道之士，常以阳衰根本为忧。”对阴寒之证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 在重视阳气的同时，张氏亦强调真阴的重要性，事实上可以说他是阴阳并重的二元论者。对于外感、内伤各种病症，凡见虚损，先重补阴，他说：“夫病变非一，何独重阴?"讲了一番重视真阴的大道理。他甚至说：“无水无火，皆在命门，总曰真阴之病’’(《类经附翼·真阴论》)。他提出的“治形论’’无非亦是强调真阴的重要性：“凡欲治病者必以形体为主，欲治形者必以精血为先，此实医家之大门路也”(《景岳全书·治形论》)。对虚损病人他强调以填补精血、真阴，治疗形体为主。故他最擅用的药物首推熟地，“形体之本在精血，熟地以至静之性，以至甘至厚之味，实精血形质中第一品纯厚之药。”因其善用熟地，以致人誉“张熟地"。 郑氏倡用辛热扶阳，但亦不忘阴阳互根之理，他指出：“凡服此等热药，总要服至周身、腹中发热难安时，然后与一剂滋阴，此乃全身阴邪化去，真阳已复，即与以一剂滋阴之品，以敛其所复之阳，阳得阴敛，而阳有所依，自然互根互济，而体健身轻矣。"郑氏所谓滋阴敛阳之法，与景岳阴中求阳之法，虽同从阴阳互根之理，然其思路、投药之法并不相同。景岳是融滋阴与温阳于一方；郑氏则待真阳已复之后，继用滋阴之品以敛阳气，因而用药有先后次第，自成一家。 用药方面，张景岳曾以人参、熟地、附子、大黄为药中之四维，推人参、熟地为良相，附子、大黄为良将，颇有见地。但其用药，则多重相而轻将，用药偏于甘温，擅用熟地、人参，人誉“张熟地"；郑氏则善于用将，用药偏于辛热，常用附子、干姜，推崇四逆汤，人誉“郑火神”“姜附先生”，二者各有千秋，这也是二者之间的最大不同。 景岳温补讲究阴阳相济，所谓“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而且景岳认为：“附子性悍，独任为难，必得大甘之品，如人参、熟地、炙甘草之类，皆足以制其刚而济其勇，以补倍之，无往不利矣。”所以景岳温补均是助阳药与补阴药并投，凡用附子必伍以熟地，观其补阳代表方剂右归饮、丸等俱是如此。可以说，景岳所谓温补是阴阳并补，甘温同施。 郑氏扶阳更专注于附子，推崇“热不过附子"，“补坎阳之药，以附子为主”(《医理真传》)。临床之际广用附子，重用附子，多以附子、四逆辈为主药主方，纯用辛热，极少参杂甘味滋阴之品，讲究单刀直入，与张景岳等阴阳并补观点大相径庭。他认为：“凡阳虚之人，多属气衰血盛，无论发何疾病，多缘阴邪为殃，切不可再滋其阴。若更滋其阴，则阴愈盛而阳愈消，每每酿出真阳外越之候，不可不知”(《医法圆通》)。不仅如此，他还对景岳直接提出批评，说：“仲景为立法之祖，于纯阴无阳之证，只用姜、附、草三味，即能起死回生，并不杂一养阴之品，未必仲景不知阴中求阳乎?仲景求阳，在人身坎宫中说法；景岳求阳，在药味养阴里注解。相隔天渊，无人窥破，蒙蔽有年，不忍坐视，故特申言之”(《医法圆通》)。“今人亦有知得此方者，信之不真，认之不定，即用四逆汤，而又加以参、归、熟地，羁绊附子回阳之力，亦不见效。病家等毙，医生束手，自以为用药无差，不知用药之未当甚矣"(《医理真传》)。故他用附子一般绝不与熟地等甘阴之味相伍，后世如吴佩衡、范中林诸先生均持此观点，读者参阅下章即知。 郑氏多次批评将阳八味(金匮肾气丸)、大补元煎(景岳方)视为扶阳必用之方：“二方概以熟地为君以补阴，山萸以滋阴，丹皮以泻火，用桂、附仅十中二三。试问：既曰命门无火，理宜专用桂、附以补火，何得用地、萸以滋阴，丹皮以泻火乎?此皆景岳不读仲景之书，而未明阴阳之道也"(《医法圆通》)。这些议论，可谓别开生面，发前人所未发，但此话确实言之有据，合乎情理。只是郑钦安在这里似乎犯了一个技术性错误，景岳的大补元煎中并无桂、附二药，也算一点瑕疵。 在用药上，张景岳补阳不忘补阴，桂附与熟地、人参多讲同用，视人参为补阳要药，大概方方不离熟地；郑氏扶阳则专用姜附，单刀直入，大忌阴药，视人参为补阴药，如果“用为补阳回阳，大悖经旨”，几乎方方不离附子，善后倡导一剂补阴，讲究先后次第，二者用药风格迥然有别，均不失为开一代医风的领军人物。诚然，张景岳的影响要胜过郑钦安，毕竟张景岳是一位功力深厚、著作宏富，雄视医林四百余年的名医大家。 大致可说，在应用附子等辛热药物治疗阴证时，是否夹用熟地等滋阴之品，是温补派与火神派的一个重要区别。试观火神派医家的案例，与温补派医家的用药确实截然有别，风格十分鲜明，明眼人很．容易区分开来。敬云樵在评点时强调，郑氏所谓“甘温固元，是姜、附、草，不是参、芪、术，学者不可不知也”(《医法圆通》)。可谓一语中的。 概括一下，温补派讲究温而兼补，系温兼滋补，阴阳并济；火神派温补则强调辛热扶阳，单刀直入，不夹阴药。温补派讲究脾。肾并重，火神派则更强调补肾为主，元气为本。从这一点上说，相对温补派而言，火神派可称之为“扶阳派"，不过我们还是按传统说法称之为“火神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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