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26大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摆脱了生、老、病、死的宿命

20世纪，英国史学家汤恩比在他的著作《历史研究》一书中，舍弃了以民族或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而是以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二十六个文明为单位，运用“挑战与响应”的理论来说明，每一种文明就像人一样，都要经历生、老、病、死的过程。在他的研究中，中国的文明是唯一的例外，其他二十五个文明都不能免于从崛起到覆亡的宿命。

汉末以来天下动荡四百馀年，当时儒学没办法提供人们安心立命的素材，以致来自印度的佛教可以乘虚而入，而根源于本土的道教则以老子的“无”来对接佛教的“空”，与佛教分庭抗礼，儒学则不断地被边缘化。

在唐代韩愈、李翱以及北宋诸位先贤，特别是朱熹努力下，以孔孟思想为基础，吸收佛道两家的长处，凸显《大学》《中庸》《程氏易传》补足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罕言性命与天道的缺憾，发展出新儒学，而使中华文明奇迹般地有了新的生命张力。

汤恩比指出，本来中国文明在秦汉以后也将逐渐走向覆亡的厄运，但因为中国文明成功地吸收、融合了来自印度的大乘佛教而避免走向覆亡的厄运，这在全人类史上可说是唯一的例外。他极为推崇中华民族对内的凝聚力和对外的包容力，认为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教能够融为一体，实在是文明史上的奇迹。

早在17、18世纪之交，中华文明就被当时欧洲知识界的进步分子像莱布尼兹、吴尔夫、伏尔泰、魁奈、席勒等人，作为启蒙运动学习、仿效的对象，一个没有天主教会的中国，同样可以建立一个十分文明的礼俗、典章与文物制度。而在20世纪70年代，亚洲出现四小龙，也就是台湾、香港、新加坡与韩国，这四个国家和地区凭借着自己的勤劳奋斗，并没有像其他工业先进国家借着侵略别国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这种新兴的东亚工业模式，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被认为跟这个地区深受儒家文明的熏陶、重视家庭价值、崇尚勤劳节俭以及注重子女教育等密不可分。

由此可见，当代的国人要重新认识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价值，实为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不二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