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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先秦时代的文献都没有提及玺印制度，正是由于其时各国都没有规定过什么官印制度。即使由于习惯而形成不成文的制度，也会因时代不同、地域不同而出现不同的艺术风格。百花齐放的制印艺术可以从晚商、西周、春秋、战国等不同时代的艺术风格来理解，也可以从各诸侯国独具的文字、书法艺术风格来考察。再说春秋战国时代是个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反映在文化艺术方面，则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由于金文著作著录的商代晚期的三方铜玺，其中二枚能与同时代青铜器铭文符号相印证，使我们了解到商代玺印是青铜铸造的。有青铜玺印，必定有泥陶质范，亦即有泥陶质印。奴隶是商代贵族的重要财富，故需在他们的脸面上烙上印记。青铜器同样是贵族的重要财产，因此也需铸上印记，商代青铜器铭文最大宗的内容就是表示某器皿归某人所有的意思。诚如马承源所说：“商代铜器铭文的内容也较简单，一般不含重要意义。铸铭的目的在于标记器主的族氏，识别用途。……所以，这个时期的铭文，一般都铸在器物的不显著部位，如爵、斝的鋬阴，尊、瓢的外底，鼎的内壁，卣的腹底等骤视不能见的隐蔽之处。”(《中国青铜器》P. 351)这一事实说明了两个方面的意义：商代铜器铭文确实是表示私有的印记；那些铭文确实是抑印到陶模泥坯上去的，因为除了外底的其它部位是难以直接刻划成功的。周代陶器钤有玺印，正是商代青铜器铭文制作方法的继承和演变。
 商代玺印的基本特点是徽记和文字兼用，正是玺印处在初始阶段的特征。由于玺印是用泥土制成，然后进行烧结，故刻制工艺较简单。从书法艺术角度而言，其时文字诞生不久，字体的间架结构显得比较幼稚，古籀书写的线条呈两种风韵：其一，刻写时经修整，线条肥厚丰映，人为地制造锋芒和顿挫，显得比较稚嫩；其二，采用甲骨文的刻写方法，一刀一划，线条瘦筋流畅，但缺少抑扬顿挫之感。印面设计的随意性较大，文字大小随体而变，复杂者大之，简单者小之；亚形边框只是辅助性装饰，而与徽记、文字并不产生呼应的艺术效果，有些边框则在文字抑印后随意地刻画成的，显得有些多余。但总体而言，商玺虽然愚拙，仍不失风韵和趣意。商代玺印中羊、牛、蛇、鸟等动物图形徽记实为后世肖形印之篙呹。动物形状爬到了印背上，则成为钮制。
西周玺印在继承商代制印技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虽然未见实物，但从以上列举的用玺遗迹和其他铜器铭文可以推知：其制作方法基本同于商代；玺印中消失了徽记与文字混杂的现象；没有亚字形边框；文字间架结构合理，书写技艺老到；线索肥瘦适中，圆润遒劲，有些则显得坚挺老辣，十分雄健，并呈现出清劲秀丽的趋向。笔者相信今后会有西周玺印出土的。  若根据一些文章对春秋玺印的断代不误，那么我们可以了解到春秋玺印艺术风格：印面多为方形和长方形；边框与文字具有相呼应的艺术效果，主要表现为边框粗细与文字笔画粗细相同，有的印文笔画与边框相连，甚至借用边框作印文的笔划；印文多为白文；印面设计活泼，文字大小错落有致，有行距而无间距，疏密相间，密处不可走针，疏处则大块留红，四字以上的多字玺印面仍留有铜器铭文的特点；玺印文字的内容则多为官名、人名(在官名、人名前往往加有地名)，很少记事；书法艺术可以说是古籀书写中的娟秀者，当然也有苍劲雄健者。春秋玺印的用途似比商代、西周广泛些，出现了简犊用斗检封缄的制度，故出现了从土的“壐”字，土上部像用绳绑扎检简之形。总之，春秋玺印已具备了后世官印的规制。
 传世战国时代的玺印实物较丰富，其时官印可以分成白文玺和朱文玺两大类。朱文官印形制较小，有方形也有长方条形；书写工整，线条瘦筋清劲；边框有比印文线条粗者，也有同印文线条一样粗细的，而都与文字风格浑然一体，极具呼应感；由于印面四角多滚圆，有柔和感，故印家有“棉里藏针”之称，谓其边框柔软似棉，而边内文字瘦劲如针。白文印形制较朱文官印大，边框艺术效果显著，往往白边与印文浑然一体，而朱边或甚细或甚粗，当然也有朱白边一样粗细者；印文多四字或三字、二字，四字以上者较少，文字间出现“十、一、丨”的界格，与白边构成“田”、“日”等形，印面设计呈填填满、均衡布局的趋势；书法反比春秋玺粗犷，有些甚至粗犷到不合情理的程度；印文有铸造的，有些玺印尚留有浇铸口的残迹，铜质玺印文也有錾凿的‘印文往往带有“玺”字或“之玺”二字。总之，战国官印的艺术成就较高，对汉代官印制度产生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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