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幽王：荒唐不堪的西周末代王

修和 2016-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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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末年，西部周族经过数代人前仆后继的不懈努力，其势力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成为商朝在西部最大的侯国。揣度商王对周族的发展壮大，其心理状态一定是矛盾复杂的。他一方面希望周族强大，能够抵御戎狄的侵扰；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周族的强大，会对商朝的统治构成威胁。这种矛盾心理到了文丁统治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是时也，周族到了古公亶父的儿子季历在位。由于季历讨伐戎狄有功，商王文丁一面任命季历为“牧师”，并且把他的一位大臣的女儿许配给季历；另一方面，文丁又趁机杀掉了季历。在中国男人的观念世界里，被认为不共戴天之仇者，莫外乎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文丁杀掉季历的不义行为，让季历的儿子姬昌都看在了眼里，仇恨的种子从此埋在姬昌的心里，继而扎根、发芽，为周族和商朝矛盾的日趋恶化埋下了最大的伏笔。姬昌发誓灭商，并以之为平生最大的事业而不懈努力，最终让商朝付出覆灭的代价，绝不是偶然的。

姬昌，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周文王。

然而，商朝毕竟是经营了五百多年的一个王朝，一举灭掉，谈何容易？周文王在灭商的运筹帷幄中，是充分调动了他的政治智慧的。他在治理西岐过程中，步武后稷、公刘之业，则法先祖古公亶父、父亲季历，倡导笃仁、敬老、慈少、礼贤下士的社会风气，使岐山脚下周族领地内的社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据说他在位五十年，励精图治，兀兀穷年，积善行仁，政化大行，深受人民的爱戴和其他诸侯国的尊敬。他的这些做法，和商纣王荒淫无道、嫉贤妒能、草菅人命、横征暴敛的做法适成鲜明的对比。由于姬昌对商纣王的倒行逆施深致不满，纣王的宠臣崇侯虎便向纣王进谗言，把姬昌囚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县）。姬昌的大臣早知纣王的软肋，便把有莘氏的美女以及许多珍宝献给纣王，只知贪图享乐的纣王大喜过望，说：“只要有莘氏的美女就足够了。”随即释放了姬昌。出狱后的姬昌对商朝彻底绝望，决心以灭商为己任。他一面向纣王献地，请求免除酷刑，取得信任，一面访贤任能，壮大国力。有一次，他出猎在渭水河边巧遇年已垂老、怀才不遇的姜尚在水边钓鱼。文王同他谈话，相互谈得很投机，文王了解姜尚确有真才，便让姜尚与他同车而归，立为军师，共同筹划灭商大计。据《尚书大传》说，周文王在位的最后七年干了六件大事，第一年调解虞芮两国纠纷。虞（山西平陆县）芮（山西芮城）都是商王朝西方属国。按道理说，两国因为地界发生纠纷，应该找商王裁决。可是他们没有找商王，而是慕周文王之名，前来请求裁断。虞、芮两国到了周国后，但见“耕者让其畔，行者让路”，“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携”，“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一派君子之风。两相对比，内心羞愧，回国之后虞芮两国都主动将所争之地做为闲田处理，纠纷从此解决。第二年出兵伐犬戎，战败西戎诸夷，灭了几个小国。第三年攻打密须（今甘肃灵台县），解除了北边和西边后顾之忧。第四年“西伯戡黎（今山西黎城县）”，第五年伐邗（今河南沁阳县）。戡黎、伐邗实际上是构成了对商都朝歌的直接威胁。第六年灭崇国（今西安市户县境内）。将周的都城由岐山周原东迁渭水平原，建立沣京（今陕西长安区沣河西岸）。接着又向南扩展势力到长江、汉江、汝水流域，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形势。《论语·泰伯》讲的这句话，即说明岐周实际已控制了大半个天下，而殷商已处于极端孤立的境地。就在这大功即将告成之际，姬昌却因病不幸死去。《尚书·无逸》和《吕氏春秋·制乐》都说他享国50年，称王前立国43年。死后葬于毕（今西安市长安区与咸阳之间渭水南北两岸区域）。周文王死后，把灭商的重任交给了他的儿子姬发。

周文王在中国历史上是道德的化身，在老百姓心目中是一位名君圣人。由于他把政治和道德结合得非常完美，使得后世的儒家把他当成“内圣外王”的典范加以推崇，也被后世历代政治家所称颂敬仰。古人普遍有崇古心理，效法古圣先贤、学习夏商周“三代”，是长期以来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孔子就特别推崇周礼，崇拜周文王。他提倡“克己复礼”，就是要克制自己，使得自己的言行符合于周礼。孔子称周文王为“三代之英”，感慨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表达了强烈的崇敬之情。孟子也极为崇敬周文王，他说周文王这样的圣人500年才出一个。孔孟之后，历代以恢复周礼为己任的人就更是不计其数了。毋庸讳言，由于商周时期距离现在年代太过遥远，记载那时的文献资料又残缺、稀少，后世人们对周文王的了解只能是一鳞半爪的，不可能全面详尽，对周礼的了解也是同样的道理。经过漫长岁月的积淀和洗礼，不管是美化了的周文王，还是理想化了的周礼，都深深地打上了中华民族质朴善良的烙印，即便是作为人们对清明君主、清明政治的一种向往，也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文王和周礼影响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

大诗人杜甫曾对三国蜀相诸葛亮之死发出过“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浩叹，其实，比诸葛亮早一千余年的周文王之死，何尝不是这样的境况。周文王为翦商大业鞠躬尽瘁，做足了准备，却不料在大功即将告成之际，一病不起，与世长辞。由于长子伯邑考早死，周文王的二儿子姬发，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兴周灭商的重任。姬发是周文王和妃子太姒所生的儿子。《诗经．大雅﹒大明》明确记叙了周文王从洽水之阳（即今陕西合阳洽川）迎娶太姒的情景。太姒不仅天生姝丽，而且聪明贤淑，相夫教子，尊上恤下，深得人心。姬发从小在母亲的呵护下健康成长。稍长，即追随父亲，切身体会到父亲创业的艰难，目睹了商纣王的荒淫和残暴，决心和父亲一道，替天行道，翦灭商朝。周文王死后，姬发继承父亲遗志，在姜尚等贤臣的辅佐下，于公元前11世纪消灭了商朝，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西周王朝。在灭商的战斗中，周武王姬发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代名君。　　客观地说，周武王能够轻取天下，主要得益于他的父亲周文王打下的基础。周人最初的发祥地——周原——原本只是商朝地处西陲的一个小属国，周文王在位期间，勤于政事，夙兴夜寐，礼贤下士，广罗人才，实行许多有利于发展的政策，国力逐渐强大。文王逝世前将周的势力范围向南发展至长江、汉江流域，遂将国都从周原东迁到丰，完成对商都的包围之势。其时天下三分，周人已得其二，在势力范围上占有了绝对的优势，为灭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武王姬发继位后，照搬其父的治国方略，勤勉理政，重用贤良。他继续以姜太公（即姜尚）为军师，并用其四弟姬旦为太宰。召公、毕公、康叔、丹季等都是治国良臣，均各当其位，人尽其才。正是文王时期培养和选拔的这些德才兼备的贤良，成为武王灭商赖以倚重的核心力量。武王时期在政治上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局面；武王对外则审时度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联合更多的诸侯国。孤立商王朝，壮大自己力量。　　在周人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商朝在暴君纣王统治下，政治上已十分腐败。武王在追随父亲的岁月里，在各个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经验。他清醒地意识到，商朝虽然腐败，但毕竟基础雄厚，军事上仍有较强实力。所以，他决定不可急功近利地贸然发兵，而是韬光养晦，继续积极为灭商创造条件，等待时机的成熟。为了一举取得进攻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的胜利，周武王在位期间，在今天的河南孟津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孟津观兵”。　　所谓“观兵”实际上是一次为灭商做准备的军事演习和检阅。周武王率大军先到毕原(今西安市长安区和咸阳以北区域)文王陵墓祭奠，然后东行向朝歌前进。在中军竖起写有父亲西伯昌名字的大木牌，自己只称太子发，意为仍由文王任统帅。大军抵达黄河南岸的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有800路诸侯闻讯赶来参加。看到浩浩荡荡的大军队伍，周武王自然非常高兴。800路诸侯参与誓师，说明人心向周，周国在诸侯国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可见一斑。此时，看到声势浩大的伐商队伍，不少诸侯头脑发热，力劝武王立即向朝歌进军。武王和姜尚分析形势后认为，800路诸侯虽然已经不少，但从绝对数字来看，连当时诸侯数量的一半还达不到。更不能让人放心的是，这号称800路诸侯多数只是周国附近的一些小部落而已，战斗力尚需进一步加强。另外，商朝虽然和东夷族之间有矛盾，但还未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假如东夷族团结一致为商朝所用，从绝对力量对比来看，周国显然还不能和商朝抗衡。据此，周武王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在军队渡过黄河后又下令全军返回，告诫大家不要操之过急。　　

又过了两年，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商纣王昏庸暴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对外和东夷族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周王不顾朝臣的反对，悍然决定集中全部兵力发动大规模的东征。朝廷内部，良臣比干、箕子忠言进谏，一个被杀，一个被囚。太师疵、少师强见纣王已不可救药，抱着商朝宗庙祭器出逃。百姓皆侧目而视，缄口不言。武王同姜尚研究，认为出兵灭商的条件已完全成熟，遵照文王“时至而勿疑”的遗嘱，果断决定发兵伐商，通告各诸侯国向朝歌进军。耐人寻味的是，出发前，太史卜了一卦，得兆象大凶。见到这样的不吉之兆，百官大惊失色。但武王心意已决，不为所动，毅然率兵车300乘、近卫武士3000人、甲士4.5万人向朝歌进发。这是武王伐纣过程中很有意思的一个细节。按理来说，那时人们是普遍信天命的，卦象不好，说明不宜出兵。既然武王决意出兵，说明他根本就不迷信天命，他更加坚信的是，一旦时机成熟，天命必须为我所用，而不能成为我行动的羁绊。公元前1046年2月28日拂晓，周武王联军到达朝歌郊外70里处的牧野(今河南汲县南)，各诸侯率兵车4000乘会合。纣王闻知周兵已到，急忙调集都中士兵，为了虚壮声威，把囚犯、奴隶、战俘也武装起来，共起兵70万相迎。双方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

面对数量庞大的商朝军队，武王联军中有人产生了畏惧心理。为此，武王在战前向全军发表誓词，历数商纣“自绝于天”的罪恶，说明伐纣是上帝的旨意，动员将士们英勇杀敌，无需畏惧。藉此可见，并不迷信天命的武王，却会利用迷信天命的将士们鼓舞士气。同时，武王还分析了商军虽然人多，但军心不齐，缺乏战斗力的状况；鼓励联军只要齐心协力，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决战开始后，联军士气高涨，以摧枯拉朽之势，奋勇冲杀，所向披靡。商纣的军队在周军凌厉攻势下一触即溃，一败涂地。那些被迫参战的囚犯、奴隶、战俘本来就恨透了商纣的暴虐统治，不愿为纣王卖命，此时正好把武王当作了救星，掉转矛头引导周军杀入朝歌。纣王见大势已去，登上鹿台，自焚身死。商朝由此灭亡。　　武王灭商后，都城由丰迁镐，建都于镐京。为了收服人心，巩固新建的政权，在政治上采取了许多政策和措施。　　首先，采取了以殷治殷，分而治之的办法，安抚殷商遗民。他封纣王之子武庚为殷侯，继续治理殷民。同时，将殷商王畿(京城周围千里)内之地分为卫、庸、邶三个小国，封自己的三个弟弟分别治理，负责监视武庚，号称“三监”。他下令释放被纣王囚禁的百姓，修整商朝贤臣比干的坟墓，放出贤臣箕子并恢复其原职。又散发供纣王淫乐奢侈之用的财物、粮食，赈济饥民和贫弱的百姓。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商地很快稳定下来。　　其次，采取封邦建国的方略，实行对全国的统治。为了吸取商朝灭亡的教训，治理好国家，武王专门把箕子接来镐京，虚心请教安邦治国之道。接受箕子的治国理念，武王同姜太公、公旦等商议，决定将古时已有但还未完全形成的宗法制度进一步完善和确定下来。即把全国分成若干个侯国，由周天子分封给在灭商大业中做出了贡献的姬姓亲族和有功之臣；各诸侯可以拥兵，但必须随时听从天子调遣，定期向天子纳贡、朝贺；允许封侯世代承袭，并可在封国内分封卿、大夫；天子对诸侯有赏罚予夺之权，对封国中分封卿、大夫也有权过问。毫无疑问，武王实行的封邦建国方略，相对于商朝那种原始小邦林立的现象来说，显然是一个进步。它确有统天下于一尊的意义，在当时起到了巩固和加强全国统治的作用。　　武王为了巩固全国政权，夙兴夜寐，寝食难安。他曾和公旦讨论过在当时被认为地处天下之中的洛邑(今河南洛阳市内)营建东都，以便于加强对东方的控制。可惜他未能实现这个计划，在灭商二年后就病逝了。

商朝灭亡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大周王朝，周武王选择了日理万机，废寝忘食地工作。长时间高负荷的运转，使得他积劳成疾。带着无限的遗憾，一世英武神明的周武王撒手人寰。临终前，他不得不把经由几代人辛苦打拼的江山留给了尚未成年的儿子。周朝还会存续下去吗？朝中大臣会不会趁机欺负幼主，犯上作乱？这个少不更事的幼子能否挑得起周代江山的重担？周武王不知道，朝中大臣也不知道。朝野内外都把目光投注于周武王的儿子——姬诵身上。

这个姬诵，就是在周公等人辅佐下成就了巩固大周王朝基业的周成王。检索周成王时期的周朝历史，周公无疑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放在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周公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大浪淘沙，经过数千年的岁月冲刷，今天的中国人也许不知道周成王姬诵，却都会知道其令声远播，如雷贯耳的周公。可见，历史是无情的，它宁愿把掌声送给侍立在帝王身后的人，因为那才是历史的缔造者。

周公到底何许人也？

让我们翻开他的档案看看——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的弟弟。由于他获得岐山作为封地，又有公爵爵位，所以称为周公。传说中的周公旦绝非等闲之辈，他有个特异功能，就是手可以“反握”，意思是向手背方向握成拳头。早在武王即位之初，周公就被任命为“辅”，吕尚被任命为“师”，两人同时成为周武王的股肱之臣，为武王灭商立下了汗马功劳。周武王倚重周公旦，不仅仅因为他是自己的亲弟弟，武王更看重的是周公旦两方面的品质，一是他卓越的政治智慧。二是他无比忠诚的道德修养。在灭商之初，面对数量庞大的商朝遗民，周武王问计于姜太公和周公旦。姜太公主张对之实行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周公旦则不同意，他主张用“礼”来同化商朝遗民，认为“天命”不是无原则、无条件的，上帝只保佑懂得“礼”法的人。正是因为商朝的君主们不遵守礼法，不愿“敬德保民”，所以，上帝抛弃了纣王，抛弃了商族，选择了周族。这样做的结果，也客观上避免了商族和周族的敌对情绪。以“天命”说事，使得商族人主动放弃了对周族人的反抗，平稳实现商朝对周朝的权力让渡。两相比较，武王自然采纳了周公的方略。武王灭商之后不久，就身患重病，卧床不起，周公旦心急如焚，在祈祷的时候发誓情愿代替武王去死，用“予仁若考”来表达对王兄的爱敬。

所以，在成王年幼，天下初定，诸侯叛周的可能性严重存在的情况下，武王在弥留之际，嘱咐周公旦亲自摄政，主持国事。然而，正是这一摄政，使得还没有站稳脚跟的大周王朝即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最先遇到的麻烦是祸起萧墙。周公辅政，管理国事，即刻招致同样是武王弟弟的管叔、蔡叔的不满。如果仅仅是在家族内部发发牢骚也就罢了，谁料这两个活宝唯恐天下不乱，在外造谣说周公有野心，想要利用摄政的机会篡夺王位。其时，纣王的儿子武庚虽然被武王封为殷侯，但是受到武王三个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的监视，自然感觉不自由，整天盼着周朝发生内乱，使他有重见天日的机会，恢复他殷商的王位。如今终于看到了曙光，便和管叔、蔡叔串通一气，联络了一批殷商的旧贵族，还煽动东夷中几个部落，轰轰烈烈地闹起了叛乱。

　　面对突如其来的叛乱，周公临危不惧。他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大概用了三年工夫，终于平定叛乱。为了树立朝廷威严，以儆效尤，他不仅诛杀了带头叛乱的武庚，还挥泪杀掉了胞弟管叔，废霍叔为庶民，流放了蔡叔。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讨伐武庚、管叔的叛乱中，有一大批商朝的贵族成了俘虏。周公觉得让这批人留在原来的地方，迟早都是不安定因素，很不能令人放心；同时，又觉得镐京在西部，要控制东部的广大中原地区很不方便，就在东部新建一座都城，叫做洛邑（今河南洛阳市），把殷朝的俘虏都迁到那里，派兵监视他们。从此以后，周朝就有了两座都城。西都是镐京，又叫宗周；东都是洛邑，又叫成周。

据《尚书·大传》记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周公辅助成王执政了七年，终于使周王朝的统治得以巩固。他还分封诸侯，制礼作乐，完善了周朝一套典章制度。眼看周成王年满二十岁，羽翼丰满，周公这才放心地把政权交给成王管理。周公兑现了自己只是摄政的承诺，也给那些当年诋毁他有篡权野心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正是因为周公的悉心辅佐，周成王时期，周朝国力不断强盛，为西周王朝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夏商周断代工程把成王在位时间定为前1042年至前1021年。从周成王到他的儿子周康王两代，前后约五十多年，是周朝强盛和统一的时期，历史上叫做“成康之治”。

周成王病逝后，把王位交给了他的儿子姬钊，是为周康王。但周成王当初并不放心姬钊，因为在他眼里姬钊尚未成熟，也没怎么显示出过人的能力和资质。为此，周成王病逝前依然忧心忡忡。他联想自己的治国经历，虽然自身资质平平，但由于有了周公、召公和毕公等人的尽力辅佐，国家还是被治理得井井有条，取得骄人的业绩，才有了现在这样的大好局面。因此，周成王决定在自己病逝后，让召公和毕公继续为朝廷效力，就像当年辅佐自己一样，辅佐姬钊。

　　于是周成王临终前，便将召公、毕公等大臣叫到床前，立下遗嘱。在遗嘱中，周成王要求大臣们根据遗嘱的要求辅佐、约束周康王，严格恪守周文王、周武王的遗训，使他能够制定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制定严密的法律法令并认真推行，励精图治，富国强民。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周康王在众大臣的帮助下，克服困难、渡过难关，使周王朝强盛起来。使周康王成为一代明君，而不至于碌碌无为而成万人唾骂的昏君。

也许，是周成王的遗嘱发挥了作用吧，周康王后来的表现没有让九泉之下的成王失望。不论是文治还是武功，都有可圈可点的不俗业绩。平实而论，周康王并不像周成王想象的那么不堪。周成王健在时，朝廷有周公、召公、毕公等贤臣辅佐，周康王当时虽然贵为太子，但在周成王眼里仍是少不更事的孩子，哪里有他出头露面的机会？如今他有了施展才能的平台，人们才惊喜地发现，他其实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只是周成王未能来得及发现他的优点罢了。

按照周成王临终前的吩咐，周康王登基时，召公、毕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登基仪式。在登基仪式上，召公宣读了周成王的遗嘱，还将周康王带到祖庙，向他讲述文王、武王创业的艰辛，要求周康王牢记文王、武王、成王的遗训，严格要求自己，节俭寡欲，勤谨治国，将祖宗基业发扬光大。

　　周康王姬钊没有辜负祖先和大周人民的期望，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社会经济发展较快，综合国力显著增强。针对周边一些小国的滋事侵扰，周康王奋起反击。他曾多次攻伐鬼方（今陕西省西北部）和东南各地，夺得大量奴隶和土地，分赏给诸侯、大夫。在一次大战中，周军俘虏了犬戎兵士13000多人。为了庆祝胜利，周康王赏给参战的贵族盂以1700多俘虏，作为奴隶使用，并将此事用文字铸在鼎上。这只重达500多斤的大盂鼎在清朝中期被发掘出来，至今还陈列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里。

　　周康王在位期间，周朝国力强盛，天下统一，经济、文化繁荣，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史书记载说：“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意思是说，在成王和康王统治时期，社会治安状况良好，以至于国家设立的各种刑具四十多年都没有使用过。姬钊死后的庙号为康王。后世将这段时期和成王末年的统治誉为“成康之治”。

　　夏商周断代工程考证把康王在位时间定为前1020年至前996年，在位25年。2007年3月《考古》杂志发表了朱凤瀚的文章《尧公簋与唐伯侯于晋》，介绍了香港地区私人收藏的西周青铜器尧公簋，其铭文有“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的内容。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就此专门召开会议，认定此“廿又八祀”也就是以28年来纪年的王为周康王，以此器作为周康王在位超过28年的证据。

五十多年的悉心经营，换来成王末期和康王时期的“成康之治”。周康王逝世后，将一个繁荣富强的周王朝交给了他的儿子姬瑕（前995-前977年），这就是周昭王。

也许是国力强盛的表象麻痹了周康王的神经，他在临死前竟然没有为他的儿子选好合适的辅政人才。于是，在养尊处优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周昭王，身上多少沾染了些纨绔习气。他在继承王位后，不是把心思放在继续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上，而是错误地认为，要想富国强兵，就必须诉诸武力，拓土开疆。于是，从昭王十六年（前980）开始，他便亲率大军南征荆楚，经由唐（今湖北随州西北）、厉（今湖北随州北）、曾（今湖北随州）、夔（今湖北秭归东），直至江汉地区，大获财宝，铸器铭功。

如果此时，周昭王见好就收，悬崖勒马，周朝也许还会为“成康之治”续写辉煌。可惜的是，历史从来容不得假设，从拓疆战争中尝到了甜头的周昭王，已经无法就此收手。从现有资料中，我们无从得知朝中大臣对这场战争的态度，但从昭王的所作所为来看，即便有大臣反对，刚愎自用的周昭王也是不会理睬的。

就这样，昭王十九年（前977），周昭王踌躇满志地继续南征，开始了他的“滑铁卢”之役，比拿破仑早了2800多年。他亲自统帅六师军队南攻楚国，招致全军覆没。至于周昭王之死，有多种说法，一个说法是六师死于汉江之中，昭王以身殉国；第二个说法是，昭王南巡狩猎，没有回来，因为桥梁断裂掉进汉江而死。说明昭王是玩乐而死。第三种说法是在汉江遭到鳄鱼袭击而死。第四种说法是，对于周朝军队的南侵，楚人不敢直接应战，就想了一个计策，献上用胶粘合的船只，让周人渡过汉江，周人稀里糊涂地上了船，待到船至中游，粘胶脱落，木船解体，来自北方不谙水性的周人全部葬身汉江。周昭王贵为天子，只有在倾覆的汉江里，才和他的将士们实现了真正意义的平等。还有一种说法是，桥梁断裂后，周昭王掉进了汉江，他的随从辛余靡身材魁梧，孔武有力，背着周昭王过了汉江，救了周昭王一命。等等。

不管怎么说，这次战役以惨败而告终。南征的失败，不仅是周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也是楚国趁机发展壮大到足以与周王朝抗衡的一个标志。后来，楚国雄踞南方，逐渐吞并了周围许多小国，最终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楚国得到这样的发展机遇，周昭王是帮了大忙的。

周昭王“南征而不返”，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对于周军全军覆没的惨状，周人是讳莫如深的，所以，当时昭王已然葬身鱼腹，周人为了那点可怜的自尊，始终秘不发丧，说他“南行”“巡狩”，“南征而不返”。但是，国不可一日无主。于是，昭王的儿子姬满即位，就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富于传奇色彩的周穆王，世称“穆天子”。关于他的传说，历朝历代层出不穷，所在多有，最著名的当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传记故事《穆天子传》。通过《穆天子传》，后世人们知道了周穆王。但《穆天子传》呈示给人们的更多的不是作为帝王的周穆王，而是作为探险家和旅行家的周穆王。

《穆天子传》记载的是周穆王西行的故事。前五卷详细记载周穆王率领大队人马南征北战的盛况，也记述了周穆王得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骅骝、绿耳等“八骏”驾车，由赵国的始祖造父驾驭，伯夭作向导，从镐京出发的西行旅程。这次西行的时间大约是周穆王十三年至十七年期间。周穆王沿黄河北上，继而西征昆仑山，到达西王母之国，与西王母相会于瑶池。西王母盛情款待了周穆王，二人饮酒酬唱，情意绵绵。依依惜别后，周穆王又历经千山万水回到镐京。往返经过的地方，有高山、河流、高原、盆地、沙漠、绿洲。最后一卷记穆王美人盛姬死于途中而返回镐京下葬之事，抒写了周穆王对其美人盛姬的执著情爱和刻骨相思。

《穆天子传》记载的内容，虽多虚构，但基本反映了当时周穆王西征东讨、周游天下的实际情况，以及周朝与西北各方国部落往来的情况。据传，周穆王在位55年，由于西北游牧民族戎狄不向周朝进贡，周穆王曾经先后两次征讨犬戎，大获全胜，俘虏过5个部落首领，并把部分戎人迁移到太原（今甘肃镇原一带）。

除了西征之外，周穆王还东攻徐戎，在涂山（今安徽怀远东南）会合诸侯，巩固了周朝在东南的统治。

尽管周穆王在对外征讨和游山玩水中带回了许多珍宝，也获得了所到之处戎人的尊崇，但毕竟是武力征讨的结果。真实的情况是，西方各少数民族恨透了周穆王发动的这场战争。从此以后，他们逐渐断绝和周朝的关系，矛盾日趋尖锐。周穆王自恃国力强大，不仅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对内残酷镇压奴隶的反抗。在他统治期间，早已在周成王和周康王时期弃置不用的酷刑，此时又派上了用场，这就是发端于商朝的墨、劓、膑、宫、大辟5大刑罚。墨刑又称黥刑，是在罪人面上或额头上刺字，再染上墨，作为受刑人的标志。这种墨刑既是刻人肌肤的身体刑，又是使受刑人蒙受耻辱、使之区别于常人的一种耻辱刑。墨刑是五刑当中最轻的一种刑罚。劓刑，就是割去受刑人的鼻子。鼻子是人的重要器官，而且与人的尊严密切相关，因此劓刑较墨刑为重。在早期古代民族，毁掉人体重要器官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处罚方法，后来演变成一种固定的刑罚方法。膑刑是剔去人膝盖骨，孙膑就曾受此刑。起源于夏，后在西周演变为剕刑-砍脚。宫刑是破坏受刑人生殖器官，使其丧失生殖功能的残酷刑罚。对男性为“去势”，对女性为“幽闭”。这种宫刑剥夺了受刑人“传宗接代”的能力，在中国古代社会被视为是最大的耻辱和不幸，因而是五刑中除死刑以外最为残酷和最重的刑罚，一般适用于较重的犯罪者。大辟，是死刑的统称。在夏、商、周三代，死刑尚不规范，方法多种多样，而且极端残酷。特别是在商代末期的纣王时期，除常见的斩、戮等死刑方法外，还出现了炮烙、醢、脯等酷刑。炮烙，是在铜柱上涂油，下加炭火烤热，令有罪者行走其上，最终坠入炭火中烧死。醢刑，是将受刑人捣成肉酱，又称菹刑。脯刑，是将受刑人杀死并晒成肉干。

据说，周穆王在原来的基础上，大大地充实了五刑的细则，使其细则竟多达3000条。以仁义立国的周文王、周公们如果九泉有知，看到自己的后代竟然以酷刑维稳，不知会作何感想！

周朝经由“成康之治”的积累，使得国库殷实，兵强马壮，人民也能安居乐业。岂料到了昭王和穆王手里，几番折腾，元气大伤。周昭王的南征失利，损失惨重；周穆王的西征远游，也没捞到什么好处。穆王的儿子姬繄扈继位时，国库已经十分空虚，经济已经难于维持朝廷的日常开支。面对如此破败不堪的烂摊子，姬繄扈别无选择，只有沉着应对。为了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为了周朝天子的尊严，姬繄扈有时候不得不拆了东墙补西墙，打肿脸充胖子。最为典型的例子是为了体现赏罚分明，姬繄扈在可供支配的土地资源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就只能将都城附近的土地陆继分封给诸侯和大夫，这样就使得自己直接支配的地域越来越小，收入越来越少。久而久之，入不敷出、捉襟见肘便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周王朝继续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落。

姬繄扈就是周共王，西周第六代国王，谥号共王。西周青铜器铭文多称他为龚王，有时又作恭王。即位伊始，姬繄扈是雄心勃勃的。他立志重整旗鼓，再现盛世雄风。在治国方略上，他大刀阔斧地进行了调整。他力求以德治天下，改变父辈和祖辈两代周王以武力征服天下的做法，裁减军队，与民生息。对内鼓励百姓安于生产，发展经济，不断积累财富，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在对外关系上，采取和平稳定的外交政策，重点以和平谈判的方法解决边境争端，尽量避免武装冲突。在政治上，他废除了原来的“土地国有，分封臣下”的旧制度，施行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是西周王朝首次把土地私有合法化。土地私有后，国家按规定向土地所有者收缴税金。因为在此之前国家只按原有可耕种的土地面积收税，贵族们私自开垦的耕地是不交税的。如今国家允许私田存在，私田拥有者必须如实申报，否则便视为非法私田，一经查出一律充公。这就迫使贵族们不得不将自己的私田如实上报，而一旦上报了，就必须得按规定交税，从而增加了国库的收入。

共王三年（辛丑，前920）春，恭王姬繄扈率领部分随从巡游西部地区，至泾上（今甘肃平凉市西北）视察密须国（姞姓诸侯国，封地在今甘肃平凉市灵台县西）。密须国国君密康公为了讨好周天子，亲自陪同周恭王骑着马巡游泾上。这时候突然间有三位漂亮的妙龄女子骑着马从他们身边飞身而过。周恭王也是个好色之徒，他看见这三名美女，眼睛都直了。直到看不见踪影才自言自语地说：“我的乖乖，这是哪里来的仙女呀！”密康公想巴结周恭王，急忙对他说：“这几名女子都是本地人，如果大王喜欢，臣明儿一定设法找到她们，然后将她们献给大王。”姬繄扈十分高兴，回朝后便耐心等候。但是，密康公后来找到这三位美女时，自己也被她们的美丽迷住了，便把她们留在宫中供自己享乐，把对周恭王的承诺早就抛到了九霄云外。

共王四年（壬寅，前919）春天，花开花落，转眼又是一年。这日，姬繄扈忽然想起了泾上那三名美女，便使人前往密须国打探。

打探的人回来向周恭王报告说，密康公已纳三位女子为妃将近一年了。姬繄扈听到这个消息，气得暴跳如雷，大骂密康公是畜牲。于是他以密康公强占民女，欺君罔上、祸国殃民等罪状，亲自领兵讨伐密须国。等到大军压境，密康公晓得事情的严重性，这才感到后悔。但后悔已经迟了，只好硬着头皮组织军队抵抗。这显然是螳臂挡车，以卵击石之举。密须国很快被西周军攻破，姞姓族人惨遭劫难，除被杀者外，青壮年皆被逮捕收为官奴。周恭王认为密康公罪大恶极，便下令将他凌迟处死，其家产全部充公。

共王十九年（丁巳，前904），由于周共王姬繄扈不重视军队的建设，使各城镇的武装力量十分薄弱，西戎人认为有机可乘，便反叛西周，组织军队向西周领地发起攻击。西周军兵微将少，无力阻击敌人，被西戎军连续攻占十余座城邑，直逼镐京。姬繄扈得知镐京受到威胁，紧急调集各诸侯国军队联合出击，才把西戎军击败，将他们赶出境外。但是，这一场战乱使西周王朝受到了很大损失。

周共王三十七岁即王位，在位执政二十三年（《西周金文历谱》），卒于共王二十三年（辛酉，前900），享年五十九岁。死后葬在西周共王陵（今陕西咸阳市境内）。尊号恭王。史书上说“既过能改曰恭”，故谥号恭王。

周懿王姬囏，是周共王姬繄扈的儿子，西周第七代国王，谥号懿王。根据《史记》记载，懿王时期，周朝开始衰落，有人写诗讽刺他。其实，早在周昭王、周穆王时期，周朝在繁荣的表象下，已经潜藏着盛极而衰的颓势，周共王虽然有以德治天下的良好愿望，也曾收到一定的成效，但他却错误地认为，以德治天下和强化军队建设是不兼容的，因而忽视了军队建设，最终在外敌入侵时吃了大亏。虽然后来赶走了强敌，但周朝的颓势已经难于逆转。周懿王接手的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他显然也没有什么经天纬地的政治智慧和卓越才华，能够挽狂澜于既倒，使大周雄风重振。于是，周朝在他手里继续衰落下去，也就没有什么悬念了。

周懿王的故事得从他即位那年发生的“日食”现象说起。根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说的就是周懿王元年，在西周当时的国都南郑（今陕西华县一带）看到了在一天之内，接连出现两次天亮的奇异现象。实际上“天再旦”就是日出之后所发生的一次日食。根据我国天文工作者通过计算得知，公元前899年4月21日晨，我国陕西境内曾发生过一次日全食。当时的西周诸侯国郑国位于今陕西华县，恰好看到了这次日食，于是，古人便把这一奇异天象记录了下来。

将近三千年后的 1997年3月9日，日全食发生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专题组收到60人从18个地点寄来的35份报告。在《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1999阶段成果报告·简稿·征求意见稿》中，关于当时的观测结果与结论这样写道：“观测结果是：日出前，天已大亮，这时日全食发生，天黑下来，星星重现；几分钟后，日全食结束，天又一次放明。这一过程证实了通过理论研究得出的天光视亮度变化曲线，与实际观测的感觉一致，印证‘天再旦’为日全食记录是可信的。所以，可以确定公元前899年为懿王元年。”

然而，古人并不知道日食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天象。周懿王就把它和不祥之兆联系起来，日全食现象发生后，他成天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周懿王二年（癸亥，前898），北方的狄人入侵西周的发祥地岐山。他们侵入西周境内，疯狂抢劫周人的财物，还杀死了许多西周的百姓。边关守军出击，反而被他们的军队击败。敌军乘胜追杀西周军，一直攻至岐山。岐山离西周王都距离很近，岐山的安危直接影响着周王朝。岐山守军一面坚守关隘，一面遣快马接连向朝廷告急。周懿王姬囏这才惊慌起来，急忙挑选国中精兵，同时征调各诸侯国军队联合出兵，抵御来犯之敌。周懿王命虢公统帅六师讨伐严狁，大军进至凤翔（今陕西宝鸡市凤翔县）一带，与严狁军相遇，双方展开激烈的战斗。经过数日交战，严狁军被击败，逃归本国。西周军在后追杀，迫使严狁人一直逃往太行山而去。

周懿王三年（甲子，前897）受“天再旦”的影响，周懿王姬囏总觉得国都南郑对自己不利，便决定将国都迁到别处去。一些大臣建议迁回镐京，但周懿王却不同意，他亲自选定了镐京西北的犬丘（今陕西咸阳兴平东南），他认为那里地处岐山与镐京之间，是最佳的建都之处。于是下令在全国征调工匠，采办建筑材料，择日开工营建新都。

周懿王四年（乙丑，前896）秋，犬丘的宫殿还没有完全建造好，姬囏就迫不及待地下令迁都，“天再旦”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他心头，他感觉在南郑多呆一天他就多一分危险。迁都后，他把犬丘改称槐里。

南郑自周穆王二年（前975）开始立都，至今恰好八十年。从此它便结束了曾经有过的灿烂和辉煌。

周懿王六年（丁卯，前894），由于多次遭受外敌入侵，姬囏领悟到军队建设的重要性，认为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军队就要挨打受欺负，既不能约束国内的诸侯，也无法抵御强大的外患，只能卑躬屈膝任人宰割。于是他下令加大国防建设的投入，征招国中青壮年参军入伍。他任命虢公为主管军队的最高统帅，扩大军队编制，加强军事训练，使得西周军很快强大起来，姬囏兴致勃勃地检阅了这支威武之师。军队的强大，使姬囏逐渐产生了征讨四方称霸世界的野心。于是这年秋天，他命虢公率师北伐犬戎（古族名、国名，在今宁夏固原市北）。当时犬戎人安分守己，并没有丝毫侵犯和得罪西周之处。姬囏仅凭个人的好恶便无故兴师讨伐，激起了犬戎人极大的愤怒，他们团结一心，同仇敌忾，英勇作战，把西周军打得落花流水。西周军队大败而归。征伐犬戎的失败，打碎了姬囏对外扩张的美梦，也打消了他称霸天下的野心。

周懿王七年（戊辰，前893）冬，西周遭遇了特大的自然灾害，暴雨和冰雹袭击了王都槐里，有许多家畜和家禽被冰雹打死，继而寒流猛增，天气奇冷，连嘉陵江和汉水都封冻了。有的人来不及防寒，竟被活活冻死。《太平御览》八十四引《史记》载：“周孝（懿）王七年，厉王生，冬大雨雹，牛马死，江、汉俱冻。”显然，史家把这场空前的自然灾害与周厉王的出生联系在一起，认为周厉王是位亡国之君，他一出生就给西周带来了灾难。

周懿王本来就很迷信，他因为在即位元年就发生了“天再旦”，便怀疑国都南郑对他不利，不惜民力，大兴土木营建新都。他以为迁都以后就会万事如意大吉大利了，没想到的是新都对他仍怀有敌意，首次出兵远征就被打得落花流水狼狈而归，致使劳民伤财，民生怨恨。紧接着又降临了百年罕见的天灾，把王都打成了一片狼籍。他感到十分恐惧，认为是上天在和他做对，自己很难逃脱老天爷的惩罚。于是他终日担心天神会来索取他的性命，疑神疑鬼，草木皆兵，精神错乱，寝食俱废。到第二年春天就病死了。

周懿王38岁即位，在位执政虚记9年（《西周金文历谱》），卒于周懿王八年（已巳，前892）春，终年46岁。死后葬在西周周懿王陵（今陕西咸阳市境内）。史书上有所谓“温柔贤善曰懿”，故谥号周懿王。

分

周懿王死后，接替他王位的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他的叔叔、周共王的弟弟姬辟方，这就是西周第八代国王周孝王。

按照常理，周懿王病死后理应由太子继位，由于懿王元妃一直没有生育，故未立太子。周懿王曾和元妃商议打算过几年从偏妃的儿子中选一名品德好的过继给元妃，然后立为太子。但这件事还没来得及实施，他便撒手人寰驾鹤归西了。在周懿王偏妃所生的儿子中，姬燮为长子。但这个姬燮自幼娇生惯养，颐指气使，说话做事很不着调，懿王也不喜欢他这个儿子。把一个国家交给这样的活宝去管理，实在不堪设想。朝中大臣也都觉得姬燮不堪重用，他们认为，先王不立姬燮为太子，是因为他少才无德，不具备为王的资格，应该重新推选王族中有德望的人为王。经过商议，大家一致同意推选王叔姬辟方为王。这样，素有远大抱负的姬辟方便轻取王位。原来，姬辟方与周懿王姬囏同龄，叔侄俩都出生在周穆王四十年（甲申，前937）。姬辟方出生时，父亲周穆王已经六十三岁，他的母亲是父亲最为宠爱的少妃，因此父王对他也是十分宠爱。但按当时王位继承的顺序，周穆王做梦也不会想到，他这个最小的儿子竟有机会坐上王位。姬辟方因其谥号孝王，是为周孝王。以庚午年（前891）为周孝王元年。

姬辟方即位后，为了平息西部边患，同时表达周朝不忘被犬戎击败之辱，于周孝王元年命申侯领兵，大举西征。申侯是申国（在今河南南阳市）的国君，他认为出兵征讨犬戎虽然可以报周朝一箭之仇，但仍属于不义之战，战争的结果只能使百姓生灵涂炭，两败俱伤。同时给两国的经济造成重创，遭受巨大损失。所以他虽然受命领兵出征，但内心却是一百个不愿意。申侯不愿出兵西戎，还有一个私人情感方面的原因。他的祖先曾将一个女儿嫁给了西戎的胥轩为妻，后来生了个儿子名叫中橘。中橘继位后，因为母亲的缘故归服了周朝，使周朝西部的边境不受侵犯。如今，申侯又把女儿嫁给了中橘的后人大骆，大骆是西戎的一个部落首领。大骆和申侯女儿生下的儿子叫赢成，也就是申侯的外孙子。所以，他向周孝王建议，如果周孝王能保证让自己的外孙赢成继承大骆的嗣位，他就能保证让西戎人顺服大周，使大周西部边境永远安宁。

申侯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呢？

原来，大骆庶生的长子叫作赢非子。赢非子从小就喜欢养马，他养的马匹个个精良，人见人爱。有一次他到犬丘（即周王都槐里，位于今陕西省兴平市东南约4公里的阜寨乡）贩马，无意间被刚刚即位的周孝王撞见。周孝王见他精明能干，很是喜欢，便把他留在了王都任主管畜牧的大臣。申侯亲眼看到周孝王对嬴非子的欣赏，担心日后周孝王会让赢非子回国承嗣，与他的外孙赢成争位，故此才有以上建议。说白了，申侯是在假公济私。表面上是在为朝廷出主意，骨子里还是为了自己的外孙争夺王位继承权。周孝王姬辟方当然心知肚明，但他仍然觉得值得一试。如果真如申侯所说，既可以减免士兵和百姓的伤亡，又可以节省军费的开支，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当即承诺，不会放赢非子回国，也不会支持赢非子回去与申侯的外孙争夺国君之位。于是，申侯便出面与西戎讲和。西戎果然接受了申侯的调解，同意与西周息兵言和，并且表示此后永不侵犯西周边境。就这样，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被申侯轻而易举地化解了。

周孝王二年（辛未，前890），西戎遣使入朝，献良马百匹。周孝王十分高兴，重赏了来使，并回赠了许多粮食和布匹等礼物。

西周时，马已成为国家重要的交通工具，无论战时还是和平时期，都需要大量优良健壮的好马。但西周马的发展一直缓慢，许多优质马都靠从外地买进。这次西戎进献的一百匹良马，大部分是母马，为良种马匹的繁育提供了很大的可能。周孝王三年（壬申，前889），姬辟方命赢非子为王室养马，大力发展养马事业。为了发展王朝的马匹，为马匹迅速增长提供广阔的空间，姬辟方让赢非子前往水草丰美的汧（今陕西宝鸡市陇县西南汧山）、渭（今甘肃定西市陇西县西北鸟鼠山）之间。

周孝王六年（乙亥，前886），赢非子为王室养马三年，马群大增，为西周王朝创造了一笔巨大的财富。周孝王姬辟方因为嬴非子养马有功，将他封于秦池（今甘肃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城南一带），号称秦赢。后来，赢非子一族迅速发展壮大，成为秦国。到战国时期，秦国迅速发展成为战国七雄之首。最后，秦王赢政灭掉其他六国，统一华夏各族，建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这是后话。

令人遗憾的是姬辟方未能看到周朝的复兴和强大，就撒手人寰了。但他为周朝养马，最终成就了秦国的强大，是谁都始料不及的。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为秦立国厥功至伟的周王。姬辟方46岁即位，在位执政虚记7年（《西周金文历谱》），卒于周孝王六年（前886），终年约52岁。死后葬在西周孝王陵（埋葬地址不详），尊号周孝王。史书上说“慈惠爱亲曰孝”，故谥号孝王。

周孝王死后，按道理说，应该是他的儿子继位。但周孝王当初的王位是从他的侄子那里得来的，本来就得之不“义”，那么，在他死后把王位还给周懿王的儿子、他的侄孙姬燮，也是理所应当的。当初周懿王病死，最有资格继位的就是姬燮。但却因为姬燮的无能和姬辟方的精干形成鲜明的反差，诸侯和大臣们为了江山社稷，力推姬辟方即位。姬燮虽然心中不悦，但又不便明说。一是因为姬辟方是他的祖辈；二是因为姬辟方处理朝政的能力比他强；三是因为姬辟方在诸侯和大臣中有较高的威望。总而言之，除了周懿王儿子的身份，他拿什么都没法和姬辟方相比。如今，七年过去了，周孝王姬辟方已死，诸侯和大臣也觉得姬燮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原先成熟了不少，便扶立他为王。姬燮虽然被立为王，但诸侯国里总有人不把他放在眼里。比如当时的齐国是较大的诸侯国，齐哀公就没把周夷王当回事。于是有人在夷王面前挑拨离间，周夷王盛怒之下，就将齐哀公下油锅烹死了。周夷王本想借此杀一儆百，树立天子威严，却没想到，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反而激发了诸侯的反周情绪。为了安抚其他诸侯，周夷王只得纾尊降贵，对以前朝拜之礼进行了变革。以前诸侯和朝臣礼拜的惯例，天子是站在堂上的。如今，姬燮竟然改变几朝几代已有的惯例，成为在朝见时天子步行下堂和诸侯朝臣相见。这一看似寻常的变革，却被人们留下了诟病的口实。他们说，姬燮的这一变革，使得天子的威严大为下降。其实，天子的威严岂能靠站在堂上来支撑，姬燮下堂朝见遭人诟病的情况正好反映了西周王朝江河日下，国力继续衰败的事实。根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就是说，随着西周王朝国力的衰微，一些诸侯国不来朝拜周天子的现象时有发生，更有甚者，一些诸侯国还在周边地区寻隙滋事，扰乱周朝安宁。譬如，周夷王在位朝间，当年被周穆王迁居太原（今甘肃平凉一带)的犬戎就趁火打劫，不断地反叛，姬燮几次派兵征讨，都未能镇压下去。　　

当然也有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时候，比如在夷王七年，姬燮命虢公率军讨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获得意外胜利。尽管如此，周夷王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控制住西戎的侵扰。

任何时代战争的胜负，多取决于国力的强弱。古代打仗衡量国力的标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兵强马壮。那么，周夷王时期的兵马怎样呢？就拿马来说吧，周穆王时期有八骏，有善于驾驭好马的造父，可见当时周朝的养马事业是相当繁盛的。周孝王遇上善于养马的嬴非子，命嬴非子为王室养马三年，使马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周夷王如果能够顺着周孝王的路子走下去，周王朝富国强兵的愿望也许还能实现。可惜周夷王缺少周孝王的雄才大略，在他统治时期，竟然在周朝偌大统治区域内找不到能够辨识马的优劣的人了。为了有所区分，朝廷只能按产地和毛色把马分为四等。第一等马是冀州（古代九州之一，包括今山西、陕西之间黄河以东，河南、山西间黄河以北，和山东西北、河北东南一带）北部一带出产的纯色马。这些被看作上等的马，养在天闲厩，用来驾周王的车；第二等马是那些毛色驳杂的马，养在内厩，用来弥补天闲厩上等马的不足，同时兼作战马；第三等马是冀州以南，济水、黄河以北地区出产的马，养在外厩，供诸侯、周王的公卿大夫以及出使四方的外交使臣驾车使用；第四等马是长江、淮河以南出产的马，定作散马，供传递消息、运送物资和干各种杂活时用。重大的任务，不让它们承担。那些养马人的待遇，根据所养马的等级，也分为四个等级。到了周夷王末年，边患四起。按规定，内厩的马应当参战。但是，这些马被养得肉满膘肥，十分娇懒，听到钲鼓声就吓得直往后退，望见旌旗就四处乱逃。看来这些马平时就没有作战训练，真正到了战时便无法派上用场。情急之下，只好搭配了一些外厩的马应战。可是这种病急乱投医的做法使得内厩、外厩的养马人发生了争执。内厩的养马人说：“我们的马是给天子驾车的，不是用来作战的。”明显是胡说八道。外厩的养马人据理力争：“你们内厩的马吃的草料多而干活少，本来就有打仗的义务，为什么让我们外厩的马参战呢？”双方争执不下，一直闹到周夷王那里。本来是非曲直是很清楚的，可是因为周夷王和大臣们都无原则地偏袒内厩的养马人，反倒把外厩的养马人数落了一番。在不久以后的作战中，外厩养马人汲取前次教训，英勇上阵作战，打败了侵略者。然而，就在侵略者败走的过程中，内厩的养马人带着自己的马呼喊着冲了上来，结果周夷王就以为内厩的人马赶走了侵略者，胜利果实让内厩的人马轻易窃取。周夷王的昏聩，使得外厩的养马人都感到了透心凉。

　　在接下来更为惨烈的战斗中，内厩的人马不战而逃，外厩的人马也跟着逃跑。周夷王原来拥有的好马不是战死，就是被侵略者掠走。惊恐之余，周夷王又下令征调天闲厩的马匹参战。可是，天闲厩的马平时只习惯于在宫廷里驾车，不习惯沙场作战。天闲厩的养马人把这种情况告诉了夷王，夷王下令改让散马参战。养散马的人说：“战马需要有力气，吃得饱才能力气大。如今平日吃得多的马尚且承担不了战事，我们喂养的散马给的饲料少，总是吃不饱，力气自然也小，而且从未有过作战训练，恐怕更难以承担作战任务。”看来，周夷王这个人不仅昏庸无能，而且耳根子很软，他听了养散马的人的话，觉得也有道理，便即刻下令，从今以后各类马匹都和天闲厩的马一样，享受同等规格的待遇。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哪儿来的那么多饲料啊！

所以，对马的管理和使用，是周夷王国家管理水平的投影。周夷王没有主见、没有原则、朝令夕改、文过饰非的瞎折腾，最后导致的结果是，由于饲料的严重不足，四个等级的马都陷入了饥荒。马们纷纷逃到田野，看见庄稼连啃带吃，逃亡、死伤者无数。老百姓不堪其苦，无法耕种庄稼，老弱病残者相继饿死无数，年轻力壮的都被迫外逃或者当了强盗，竟然和马的命运毫无二致。周夷王的昏庸无能，于此可见一斑。　　

失去了马的周夷王，还怎么出兵打仗？还谈什么富国强兵？看来周朝的气数已尽，曾经辉煌的大周王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姬燮在位30年病倒，立子姬胡为太子。翌年姬燮病死，其庙号为夷王，故称周夷王。

公元前878年，周夷王姬燮的儿子姬胡继位，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一代君王——周厉王。在陕西省宝鸡市的青铜器博物院里，陈列着一件商周时期分量最重的青铜器，青铜器上的铭文，是周厉王宣扬自己恪守祖训，拥护先王，不敢有丝毫懈怠的表白。读者如果仅仅因为看到这件青铜器铭文，就以为可以给周厉王画像的话，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事实恰好相反，周厉王的著名，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出众的才华，也并非因为他建立过什么不世的功业，而是因为他暴虐无常，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暴君。他在位期间，曾经认为老百姓不堪忍受苛政而对朝廷和他本人的指责，是一种诽谤，便召来巫师严密监视国人言行，只要听到牢骚声，就要即刻杀掉。这就是周厉王时期著名的“弭谤”事件。

周厉王为什么要“弭谤”呢？他难道不知道“弭谤”是多么愚蠢的行为吗？这还得从他好“专利”说起。在周厉王之前，随着西周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贵族兼并土地的现象已经十分严重。贵族对自己所有土地的利益，实施专享专用。周厉王为了实施自己的“专利”，任用自己的亲信荣夷公为卿士，专管“专利”之事，使自己达到专享山林川泽之利的目的。周厉王这一利令智昏的举措，招致了王室贵族和平民百姓的普遍不满和反对。王室贵族认为，周王以天子之尊“专利”，有失“王人”传统，必将招致百姓反对。平民百姓认为，他们本身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周天子“专利”的结果使得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连渔猎薪樵的基本生活来源都断绝了，简直到了“民不堪命”的地步。加之周厉王不断发动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战争，南征荆楚，西北防御戎狄，东南抵御淮夷。连年征战的巨额成本，都记在了平民百姓的头上。他们能无怨言吗？可是，在周厉王看来，这些怨言就是对他的“诽谤”，他的对策就是通过大肆杀伐而“弭谤”。所谓“弭谤”，就是消除诽谤之言。

其实，对于周厉王的倒行逆施，一些头脑清楚的大臣还是看得很清楚的。比如，在周厉王加入到“专利”行列时，大夫芮良夫就曾苦口婆心地规劝说，财富利益，是天地山川对天下苍生的恩赐，谁要是独占，谁就会招致危险。您是一国之君，竟然要专擅山林川泽之利，与天下人为敌，您这不是要把周朝引向毁灭吗？对于这么尖锐的批评，周厉王竟然置若罔闻，我行我素。还有一位大臣召公，对周厉王招致民怨的做法苦苦进谏，周厉王不仅不听，而且对有怨言者大开杀戒，使得熟人相见，“道路以目”，不敢说话，只能靠传递眼神互致问候。对此，周厉王竟大言不惭地对召公说，我能“弭谤”了。言外之意是说，你们做不到让老百姓乱发议论，诽谤朝廷，而我做到了。大臣召公（召穆公虎）语重心长地说了一段话，大意是说，您的做法是堵老百姓的口。堵住百姓的口，比堵住河水还要难。河水堵塞而冲破堤坝，伤害的人一定很多，百姓也象河水一样。所以治理河水，就需要疏通它，治理百姓也是同样的道理，要让他们把心里的话讲出来。因此天子听政，要让公卿以及各级官吏献诗，乐官献曲，史官献书，少师献箴言，盲者或朗诵诗歌，或背诵典籍，各类工匠在工作中的议论，老百姓的街谈巷议，近臣尽心规劝，亲戚弥补监察，太师、太史进行教诲，元老大臣整理阐明，然后君王考虑实行。所以政事得到推行而不违背事理。百姓有口，如同土地有高山河流一样，财富就从这里出来；如同土地有高原、洼地、平原和灌溉过的田野一样，衣食就从这里产生。口是用来发表言论的，政事的好坏就建立在这上面。实行好的而防止坏的政策，是整个社会丰富财富衣食的基础。百姓心里所想，从口中公开讲出来，这才合乎自然。天子要成全他们，将他们的意见采纳并付诸实施，怎么能不明智地堵住他们的口呢？如果堵住百姓的口，国家政权还能维持多久？

然而，执迷不悟的周厉王根本听不进这样的逆耳忠言。于是，周朝国都里的人再也不敢公开说话了。

公元前841年，国人终于无法忍受沉默，他们在沉默中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国人暴动迅速席卷全国。怒火中烧的国人包围了王宫，袭击厉王。厉王闻讯，仓皇逃窜，渡过黄河逃至彘地（今山西霍县）。可以想象，周厉王是在隐姓埋名、苟延残喘中度过余生的。公元前828年，周厉王死于彘地。

姬胡的谥号是厉王，故称周厉王。

国人暴动赶走了周厉王，但国人并没打算推翻周王朝。愤怒的国人冲入王宫后，没有抓住周厉王，便要求朝臣交出周厉王的儿子姬静。此时的姬静，正躲藏在召公家里。此召公乃周成王时期召公奭的后代召穆公，他和周公旦的后代周定公恪尽职守辅佐周厉王，曾多次犯言直谏周厉王的过错，忠心不二，日月可鉴。周厉王的倒行逆施招致大规模的国人暴动，周厉王出逃，自身难保，可太子姬静却是宗周的血脉，一门忠烈的召公誓死保卫姬静，面对暴动者的索要，硬是让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姬静，被暴动者杀死，保住了太子的性命。

然而，国不可一日无主。厉王逃走后，太子身份暂时不可暴露，无法继位。其他王室贵族也不敢主持国事，因为他们也是国人声讨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周公、召公召集诸侯推举好行仁义的共伯和代行天子之事。关于共伯和这一称谓，需要做一解释。共伯和实际就是卫武公，卫为姬姓，是周初封国中的大国，有“诸侯之伯”之称。卫的封地在共（今河南辉县），所以称卫伯为共伯，和，是他的大名。共伯和能成为众望所归的王位继承人，绝不是偶然的。他本是“三公”之一，又统领守卫镐京的“六军”以及守卫宫城的禁军，在诸侯国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又因为在国人暴动时，手握重兵的共伯和按兵不动，没有镇压暴动的国人，所以由他代王摄政，也能得到国人的支持。共伯和在国人暴动时按兵不动的原因，大约是受周公、召公的指使。周厉王的倒行逆施，人神共愤，周公、召公与共伯和商议，利用国人的愤怒情绪推翻周厉王的暴虐统治，有着充分的理由。当然，共伯和毕竟是代王行政，周朝的政权还是牢牢掌握在周公和召公手里。

正是共伯和代行王政的这一年，被称为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的史官开始做编年体记录，使中国从此之后的历史脉络清晰，记载翔实，直到如今，从未间断。而在共伯和代行王政之前，中国历史一直处于传说时代，其时间脉络、重大事件、帝王更替等，都是模糊概念，准确性很差，非常不可靠。所以，共伯和代行王政，是中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至今乃至永远是一件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国人暴动赶走了周厉王，共伯和代行王政。但是，此时周厉王依然健在，只是没有了昔日的威风，苟延残喘在鲜有人知的彘（今山西省霍州市）地。他的儿子姬静，在召公的精心照料下健康成长。共和十四年（前828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也已长大成人。共伯和觉得自己代行王政的使命已然完成，便力促诸侯拥立姬静为王。这就是周宣王。

尽管国人暴动发生时，姬静尚且年幼，但毕竟已到记事的年龄，所以对暴动的发生心有余悸。于是，在他即位后，仍然以周公、召公为辅佐，立誓整顿朝纲，任用贤能，效法周朝自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以来的遗风，汲取“专利”政策和国人暴动的教训，做出了一些既可维护王室贵族利益，又能充分调动平民百姓生产积极性的改革举措，受到诸侯贵族和国人的拥戴。不长时间，周朝生产得到发展，经济重现繁荣。周宣王对经过国人暴动毁掉了的宗庙、王室宫殿，进行重建和维修，对已破败不堪的都城进行整修，使已日趋衰落的周朝一时复兴，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史称“宣王中兴”。

宣王在位期间的主要功业是讨伐侵扰周朝的戎、狄和淮夷。西戎是周王朝的劲敌，在周朝内乱之时，趁机南侵，直逼王畿，严重威胁镐京的安全，危害甚大。宣王四年（前824），以秦仲为大夫，攻伐西戎。由于西戎势力强大，秦仲反被西戎所杀。宣王大为震惊，又命秦仲的儿子秦庄公等兄弟5人攻伐西戎，取得初步胜利。宣王五年，宣王御驾亲征，和大臣尹吉甫一起乘胜追击，在彭衙（今陕西澄城西北）一带讨伐西戎，迫使西戎向西北方向退去。尹吉甫继续率师直攻至太原（今甘肃镇原）一带，迫使西戎向更远的西北方向退走。至此，周朝西北战事大获全胜，周朝西北势力范围扩大到整个陇右地区(今甘肃天水、陇南地区)。宣王趁热打铁，封韩侯于韩城（今陕西韩城），为北方百蛮之长，控制整个北国。此后，对于侵犯江汉地区的淮夷，周宣王命召公、卿士南仲、大师皇父、大司马程伯休父等率军讨伐，沿淮水东行。其时，宣王还命方叔率师讨伐荆蛮（即楚国）。为了巩固对南土的统治，宣王将他的舅舅申伯徙封于申（今河南南阳），以为南方诸侯之长，控制周室南土。通过这些讨伐和控制措施，各诸侯国一度出现纷纷朝周的局面。

　然而，好景不长，诸侯朝周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周宣王晚年，周王朝重现衰象，“宣王中兴”如同人之将死的回光返照。有人分析此时周室衰败的原因，说主要是因为宣王晚年渐渐固执己见，听不进去不同政见，导致诸侯和朝中大臣的日益不满。比如，在鲁国选立继承人的问题上，他随意干涉别国内政，因为他喜欢鲁国鲁武公的小儿子，就硬要人家废长立幼。最终使得鲁国发生内乱。周宣王的做法不仅破坏了周朝的嫡长子继承制度，也引起了同姓诸侯间的不睦和诸侯对宣王本人的强烈不满。周宣王对诸侯表现得如此霸道，对朝臣就更加跋扈，更加颐指气使了。传说有一次，大夫杜伯因为劝说宣王要近忠臣，远小人，触怒了宣王，有人便趁机挑拨离间，致使宣王治杜伯以死刑。也有人认为周室此时衰败的原因是宣王连年征战的结果。宣王三十二年（前796年），伐太原戎；三十六年（前792年），伐条戎、奔戎，都以失败而告终。三十九年（前789年），伐申戎（今陕北地区），申戎北逃，算是取得了一丁点胜利，挽回了一点颜面。可是，同年却在千亩（今山西介休）之战中败给了姜氏之戎，使得他从南方调遣的“南国之师”全军覆没，损失更为惨重。

其实，不论是周宣王独断专行也好，还是周室连年征战也罢，都不是周朝走向衰败的根本原因。根本的原因是西周奴隶制度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非人力所能挽回也。

关于周宣王之死，还有一种离奇的说法，说是宣王执意杀死杜伯，杜伯的老朋友、大臣左儒急忙谏阻，宣王不但不听，反而责怪左儒目无国君。左儒再三请求宣王收回成命，宣王还是不听，下令斩了杜伯。左儒无法忍受如此羞辱，回府后便自刎而死。以前随杜伯左右的下属，得知杜伯的死讯，都十分悲痛。其中一些孔武有力的壮士，发誓要为冤死的杜伯报仇。周宣王在杀死杜伯、逼死左儒后，自己也觉得过分了，暗自悔恨。一天，他心情烦闷，决定外出游猎。游猎地点正好是杜伯原来的属地，大约在今天西安市长安区少陵塬一带。正在兴高采烈之时，宣王忽然看见杜伯从路边冲了出来，只见杜伯身穿红衣，头戴红冠，手持红色弓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拉满了弓，一箭射中了周宣王心脏，夺去了他的性命。这种传说当然不能令人信服，最多表达的是人们对杜伯的同情和对周宣王的怨恨。也有人说，宣王看到的杜伯，实际就是发誓为杜伯报仇的臣民装扮的。不管怎样，周宣王的死因的确成了至今无人破解的千古之谜。

周宣王死年为宣王四十六年，即公元前782年。

公元前782年，周宣王很神秘地谢世后，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姬宫湦。这个姬宫湦，就是中国历史上声名狼藉的周幽王。他大约出生于周宣王三十三年（公元前795年），宣王四十六年即位。他即位后的第二年，国都镐京附近的泾、渭、洛三河流域地区发生大地震，致使“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使周王室和老百姓生命财产损失惨重。

然而，对于重大自然灾害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周幽王不是采取积极措施予以救助，而是不管不顾，甚至变本加厉地加重对老百姓的盘剥和压榨，以满足他自己的穷奢极欲。他贪婪腐化，不问政事，重用尹太师和虢石父两个奸臣。尹太师本是朝廷贵族尹吉甫的儿子，他仗着其父为周抵御外侮、拓土开疆有功，为非作歹，无恶不作。虢石父也是个“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的大奸臣。在这两个大奸臣的辅佐下，周幽王的昏聩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央统治集团黑暗腐朽已经到了极点。周幽王的荒唐行径，不断累积着国人对他的强烈不满。

周幽王姬宫湦的王后原来是申后，申后的儿子宜臼已经被立为太子。褒姒原本只是一个弃婴，被一家大户姓褒的人家收养，在褒国（今陕西省汉中西北）长大，幽王三年（公元前779年），周幽王关押褒国的褒珦，褒人献出美女褒姒替褒珦赎罪，幽王见褒姒美如天仙，立马放了褒珦。从此对褒姒宠爱有加，立以为妃。褒姒虽然长得美艳，却属于冷艳那一类，天生不爱笑。周幽王为了博得美人一笑，煞费苦心总难奏效。后来，他竟然导演了一出“烽火戏诸侯”的闹剧，徒留千古笑柄。古代为了传递军情，在军事要地修筑高台，叫作“烽火台”。烽火台上堆积着柴草，遇有敌情，就点燃烽火台上的柴草。在周朝，诸侯看到烽火台的烽火信号，就知道周天子发出了警报，必须出兵援救。由此可见，点燃烽火召来诸侯，是非同小可的大事情。然而，周幽王却没把它当回事，只是为了博得褒姒一笑。于是，他就在骊山的烽火台上点燃了烽火。诸侯闻警，紧急调集军队，日夜兼程赶来镐京，听候周幽王调遣。结果看到镐京平安无事，才知道上当受骗。诸侯自然是又气又恨，怒不敢言，褒姒见到诸侯被戏弄的情景，竟然真的开怀大笑。

幽王四年（公元前778年），褒姒为幽王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伯服，幽王对褒姒更加宠爱。为了进一步博得褒姒的欢心，幽王竟不顾朝臣的反对，废去王后申氏和太子宜臼，册立褒姒为王后，立伯服为太子。此事在朝中大臣和诸侯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周太史伯阳叹息说，周王室气数已尽，即将大祸临头了。

而对此事反应最为激烈的是申国的申侯。申侯对自己的女儿申后和外孙宜臼被幽王无端废掉，无比愤怒，但却是敢怒而不敢言。为了避免女儿和外孙眼下吃亏，他即刻上书请求幽王允许申氏母子去申国。幽王本想置宜臼于死地，以消除废立不合礼制的议论，见到申侯书信，巴不得让她们赶紧走，马上同意。回到申国的申侯，厉兵秣马，义愤填膺。他发誓要为女儿和外孙报仇。他虽身在申国，却时刻通过眼线观察幽王的动向，并秘密联络诸侯国，随时准备投入讨伐周幽王的战斗。公元前771年，申侯感觉时机已经成熟，便联合缯（zèng）国、西北的犬戎对幽王大兴问罪之师，共同进攻周朝都城镐京。眼看大军压境，幽王急忙于骊山烽火报警，但各国诸侯有了以前的教训，只怕再次被戏弄，都没有发兵前来勤王。就这样，联合军队未费吹灰之力就把镐京拿下。幽王带着褒姒、伯服逃到骊山山麓，还没来得及隐藏起来，就成了申侯军队的刀下鬼。呜呼哀哉！从武王建立周王朝到幽王被杀，统治了276年的西周王朝就这样灭亡了。